01

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路遥得到通知随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

1987年，对于路遥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已经出版——虽然经历多次退稿、发表周折、出版后发行量不高、文学界反响平淡等状况——但路遥还是高兴的，毕竟努力的果实得到收获。

恰恰此时，路遥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参加一个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这是一个别致的活动：《平凡的世界》后两部如何写作，路遥也在思索。他可以借这个空档休息一下，也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和思维。因此他愉快地答应下来。这次活动创造了路遥的多项“第一”。比如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打领带，第一次坐飞机等等。

作协给路遥安排了一个任务：要他带几张陕西当代著名画家的画作，当做代表团的礼物赠送给对方。

回到西安后，路遥立即着手准备。

他找到在陕西作协做美术编辑的郑文华，说道：“中国作协要我到西德访问，不过有一个附加条件，让我带几幅陕西当代画家的作品当礼物，我想来想去，这件事只好请你帮忙办一下。”

郑文华与路遥的工作室离得不远，郑文华主要搞版画创作，也喜欢养花弄草，工作室里摆满了花草，有时候路遥写作累了，便到郑文华的工作室欣赏一会儿花草。路遥的作品需要什么插图和封面设计，路遥也经常请郑文华帮忙。因此，关乎美术方面的事，路遥自然想到了郑文华。

郑文华爽快地说：“没问题。不过需要什么样的画呢？咱们西安有个王西京，他的仕女图很好，让他给画一幅怎么样？”

路遥说：“很好。不过要的挺急。”

第二天郑文华来到王西京那里，说明来意后，王西京当场就画了一幅仕女图。拿回来后路遥很满意。

然而几天后，路遥再次找到郑文华，说道：“出国访问人家要求穿西装打领带，可是我不会打领带，再说系上这玩意儿脖子挺难受，很不习惯。”

郑文华说：“不习惯不要紧，再说就那么几星期，坚持一下就过去了。你不会系领带我可以教你。”

郑文华打开衣柜，拿出几条领带让路遥挑选。路遥挑了一条红底黄格的领带说：“就这条了。”

可郑文华由于很长时间没带领带，怎样系花样不熟练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这让路遥哈哈大笑。郑文华只得把领带拿下来，在自己脖子上试系，终于成功了。路遥反复练习，也学会了系领带。

对于路遥来说，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大事，在衣着上不能马虎。他准备了好几套服装，既有正装也有休闲服装。而在平时，路遥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很少买衣服，也没有时间买衣服。甚至有一次，路遥看中了郑文华的一件休闲衬衣，便说：“文华，你脱下这件衣服我试试。”

郑文华脱下衣服让路遥试穿，果然很合适，周围的同事也赞成，谁想路遥说：“文华，这件衣服给我穿好了，你再去买一件，我给你钱。我实在没有时间去买衣服。”郑文华说：“你愿意穿就拿去穿，什么钱不钱的，我的衣服多。”路遥说：“钱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不好意思。”

于是这样，郑文华卖给路遥一件二手衣服。但出国访问不一样，衣装整洁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路遥怀着激动的心情，但他不会想到，在德国竟突遭意外：他的钱包被盗，里面有300美元！本来一场愉快的旅行变得气氛压抑。但路遥也绝不会想到，代表团的德语翻译金弢积极帮他想办法，巧妙地弥补了损失。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电影《人生》，路遥又意外得到一笔几百马克的版权费，完全弥补了损失。这让路遥和代表团的旅程再次变得愉快起来。

02

突发意外，路遥在德国被盗300美元

那次访问德国一行五人，作家王愿坚是团长，成员有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和作协外联部的德语翻译金弢。

除了金弢之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金弢是有经验的，因此每次出门都嘱咐作家们拿好护照、外汇和黄皮书。但金弢也知道，作家们大多心高气傲，何况那时候他年轻，看上去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此大家都没有把他的话当真。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在异国他乡看到什么都新鲜，自然也就放下了戒备心理。金弢没有想到，路遥遭遇的意外连他以前也没有遇到过。

那天作家们在科隆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游览，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玩笑话。阳光普照，作家们都忘记了旅途非疲劳。就在此时，两位身穿黑衣服的女人快速朝他们走来，两人各自抱着一名婴儿。看样子像行乞的乞丐。两名妇女很快把路遥挡住，其中一名妇女把婴儿高高举起来，几乎抵到路遥的下巴上，她们快速说着话，作家们都听不懂。在金弢听来大体是乞讨的话。

然而很快，两名妇女离开路遥，一溜烟地跑走了。很快路遥就惊叫起来：“我的钱包被偷了！”金弢过去一看，就见路遥衣服上的口袋扣子已经被解开。路遥说，他的钱包就放在口袋里。很显然被刚才那两名妇女偷走了。真没有想到，现代化的联邦德国也有小偷。金弢立即朝妇女逃跑的方向追去，但哪里还有两人的影子？路遥说，他钱包里有300美元，都被偷了！

愉快的旅行忽然钱包被盗，路遥的沮丧可想而知。那时候300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需要写作多长时间，发表多少作品才能赚到300美元？何况这笔钱是路遥在德国访问的花费，没了这笔钱，后面的访问旅行怎么办？包括团长王愿坚等人也是一筹莫展。

作为作协外事部的翻译，金弢跟随代表团出访，不仅担任翻译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有为作家们服务的义务。每次陪同作家们访问外国，领导都格外嘱咐金弢：在外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做好对作家们的服务工作，有什么问题回国后再处理，维护好中国人在外的形象。

路遥与金弢（左）

路遥第一次出访就遇到钱包被盗，金弢也觉得很自责，认为他没有尽到责任，假如他把工作再做得细致一点，要作家们出行倍加小心，提前防范，也许就不会被小偷盗走钱包。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晚了。

那天的旅行很沉闷，路遥的心情糟透了。回到住处后，金弢一直和王愿坚商议，一开始金弢认为，看看能不能大家捐助一点钱给路遥，把这次访问德国的任务顺利完成。但大家商议后认为，这个方法不妥当，路遥心高气傲，是绝对不会要大家捐助的。后来金弢又想到，是不是可以求助于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看看大使馆能不能资助一点钱。但认真考虑后还是认为：这件事主要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300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找大使馆资助没有理由。

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有心情出去吃饭，金弢每次出国都要带一箱方便面，这样可以节省不少费用。因此大家就都吃方便面。当金弢找到路遥，说要给他煮方便面时，路遥说道：“怎么，你难道认为我炼方便面都不会煮吗？”金弢说：“你刚丢了钱包，心情不好，我想帮助你。”

但路遥看了金弢一眼，没有说什么。金弢知道，面对这种意外，别人的安慰已经无济于事了。而这也就意味着，假如不能解决路遥的费用问题，后面几个星期的访问注定是不愉快的。作为团长的王愿坚毫无办法，只能由金弢想法子了。不能不说，金弢对路遥钱包被盗的事很上心。

他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访问团在德国期间的费用都由德国方面报销。按照规定，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75马克，合每顿饭25马克，5个人每天的伙食费就是375马克。访问团两天的伙食费就是750马克。那时候300美元相当于800马克。假如把两天的伙食费节省下来，就基本保住路遥的费用了。

在柏林，负责接待访问团的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派来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当金弢见到她后，立即把路遥钱包被盗的事告诉他，说丢了300美元，接待人员一听丢了这么多钱，一下哭了。因为她也是刚出来参加工作，路遥丢了钱说明她工作没有做好。假如向上级反映的话，估计她的工作也保不住了。金弢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因此就把自己的方案向她提出来：按照德国方面的规定，提前把访问团两天的餐费报销出来，当做路遥的费用。

女接待人员认真考虑后认为可行。但她说：“报销必须有发票。”金弢也想到了，就说：“发票我来想办法，这里有很多中餐馆，大不了给人家一点小费，让他们开出发票来。实在不行我就多跑几家餐馆，包括你的餐费也开出来。到时候我们可以解释，就说这几家餐馆不错，又招待德国方面的朋友，所以多吃了些。”女接待人员同意了。事后金弢如释负重地对众人说：“问题解决了。以后两天大家早餐在饭店吃饱，中午和晚饭就吃方便面，这样钱就省出来了！”

无论怎样，路遥钱包被盗是个突发事件，就算有出国经验的金弢也是第一次遇到过，更不用说第一次出国的路遥了。金弢本着负责的精神，想方设法为路遥弥补损失，不仅令团长王愿坚十分感动，更让路遥感动。假如不是金弢替他想办法，路遥等人在异国他乡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报警？80年代我们还没有维权意识，再说思维方式里也有个不愿意声张的心理，毕竟第一次出国就遇到钱包被盗，一方面说出来不光彩，另一方面也是不想给别人增添工作上的负担。比如不想给那位德国刚参加工作负责接待的女大学生增添麻烦。

事实证明，金弢这种处理方法很聪明，既维护了路遥和代表团的利益和面子，也减轻了德国工作人员的压力。

03

电影《人生》在德国，路遥意外得到版权费

80年代，路遥的小说《人生》取得巨大成功，不久后改编成同名电影，更是在全国引起热议。

《人生》的成功给路遥带来巨大荣誉。同时也促使他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写作。在访问德国期间，路遥给金弢说：《人生》其实算一个提纲，他还有很多经历没有写下来，曾经想改写《人生》。这其实也是促使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原因，他需要一部比《人生》规模更大的作品，一方面是把他人生中的经验写下来，做一个纪念，就像他写在《平凡的世界》扉页的献词一样：“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一个挑战。

1985年，电影《人生》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路遥的名字更是传遍大江南北。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时，恰好是第三十八届柏林电影节召开之际，中国向电影节推荐了两部作品，一部就是路遥的《人生》，另一部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

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代表中国高水平的电影。

为了向柏林电影节推荐《人生》，金弢在出国前就准备好了《人生》的录像带。那时候这部电影还没有翻译成德语，于是金弢提前练习同声翻译，以便在给电影节组委会放映时更熟练。

在柏林的日子，金弢和路遥带着录像带拜访了金熊奖电影馆，接待他们的是电影馆的一位负责人，带着一名翻译。负责人很客气。路遥向电影馆方面介绍了这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和基本故事。随后电影馆方面就开始放映这部电影，来了几十名观看者。金弢做了同声翻译。电影放完后，观众们坐了一段时间才渐渐散去，似乎还意犹未尽。但更令路遥和金弢欣喜的是，当他们要告辞时，电影馆的那位负责人却说：要付给他们版权费，因为他们不能白看这部电影！

这真是出人意料。路遥的钱包被盗，本来很沮丧，所幸金弢用巧妙的方法帮他解决了问题，没想到电影馆方面又给他版权费，有几百马克，这下就完全解决了路遥的费用问题。金弢和路遥没有拒绝，愉快地答应了，为了表示对电影馆的感谢，金弢和路遥把这部录像带当礼物送给了电影馆。

费用问题解决了。那天傍晚，作家代表团相约一起去喝啤酒，路遥的情绪很高涨，话也多了起来。

对于金弢对他的帮助，路遥深表感谢，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87年柏林电影节，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人生》意外落选。《人生》演绎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与欧洲人的生活比较远，《红高粱》刻画的是抗战历史，有浓郁的乡土和民族风情，欧洲同样经历过抗击法西斯的战争，这部电影可能更接近他们的审美和情感罢！

04

路遥在德国看了一场足球赛，与德国作家们的交流引起共鸣

路遥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为了理想、写作，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精神。同时，他广泛地接触外面的信息，不断提升自己。就像《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样，他到城里卖馍时，却刻意到图书馆里去阅览书报，《参考消息》等报刊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媒介。路遥也是这样，比如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他海纳百川般地阅读各种书报，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

80年代中国的信息还很蔽塞，但路遥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陌生。以足球为例，那时候在中国只是一种民间运动，还没有专业足球队和联赛，但是在同时期的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已经是如火如荼。在各种体育运动中，路遥最喜欢的是足球，认为这是一种力量与智慧相结合的运动，给与高度评价。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欧洲的很多足球队和球星，比如他喜欢球星鲁梅尼格。

自然，1987年访问德国，路遥下了飞机后就向德国方面提出能否看一场足球比赛？德国方面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是在法兰克福体育场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双方球队分别是拜仁慕尼黑队和纽伦堡队，鲁梅尼格也上参加了比赛，令路遥印象深刻。毫无疑问，宏伟的体育场，几万观众，呐喊声，这一切都令路遥印象深刻。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这样宏伟的体育场，也没有这样的职业足球联赛，法兰克福足球场给他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震撼的。

就像后来他说的那样：

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

应该说，访问德国的经历，尤其是让他看了一场印象深刻的足球比赛，一方面是圆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另一方面，给路遥带来的触动是相当大的。当访问结束回到北京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与德国不一样，路遥毫无疑问体会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北京还好，但反差更大的是路遥的家乡，他曾经居住的那些小村、那些窑洞，那时候路遥有一个想法，就是直接从北京坐飞机到延安，然后走进一间土窑体会这种更大的反差！就像他说的那样：“从北京一下飞机，听到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这让路遥更有一种使命感：

中国要发展，缩短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来鼓舞人民，就需要加倍不断地努力。

访德期间，中国作家与德国作家进行了深入交流。路遥有很多写作上的困惑。《人生》是成功的，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备受质疑，不仅遭遇编辑周昌义等人的退稿，送到北京后也没有杂志社愿意发表，最后在别人建议下，决定送到广州《花城》杂志社看看运气，所幸副主编谢望新很欣赏这部作品，第一部在《花城》发表。但是，评论界评价不高，认为是老套的“恋土派”，写作手法老旧，不符合时代潮流。那时候流行是的先锋作品，比如莫言、余华、马原、刘索拉等人的作品。结构主义、意识流很盛行。无疑，这令坚持传统的路遥很受打击。

在与德国作家交流时，路遥认为，无论哪国的作家，首先要根植于本国的大地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一味地模仿别人。80年代是中国先锋文学兴盛的时期，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成为中国作家竞相模仿的写作手法。《平凡的世界》被编辑周昌义退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传统了，读着读着他睡着了，那时候周昌义很欣赏意识流作品，比如不带一个标点符号的，一气读下去畅汗淋漓，给人一种新鲜感。甚至那时候连王蒙都开始用意识流写小说。也就无怪乎路遥这种传统的写法不被看好了。路遥的基本看法是，一种新文学的产生，必然是根植于本国的大地才能逐步创造出来的，一味模仿别国的文学形式不可取。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影响深刻，但他没有一味模仿福克纳，而是创造性地发展出魔幻现实主义。

路遥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文学形式多种多样，但现实主义文学不会过时，甚至认为“它的辉煌是永远的。”

路遥的观点引起德国作家的共鸣。

可以说，这次访问德国开拓了路遥的眼界和思维，尤其是面对面地与德国作家交流，也让他在坚持自己文学创造的道路上更加自信。虽然前行的道路上依旧充满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总结

1987年，结束二十多天的访德后，路遥回到陕西作家协会的工作单位，他再次来到郑文华工作室，向他诉说访问德国的感受。他说德国是一个优秀国家，早晨起来在宾馆里，经常听到人们相互问好的声音。德国的一切都令人新奇。更令路遥激动的是，他拿着护照让哨卡的人员看了看，就一步踏进东德（那时德国还没统一）的土地，东德红旗招展，与西德完全两样。

郑文华发现，路遥不戴领带了。他没有问领带的去向。但他完全能理解路遥的心，就像路遥说的那样：

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