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天荣/文
我于1930年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便在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叶肇）工作。1935年，叶肇保送我报考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简称陆大），成为该大学第十四期学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9月，陆大奉命停课，并要求尚未毕业的学员分赴抗日前线。当时，叶肇已升任六十六军军长。他主动请缨，率该军赴上海参加淞沪战役。我正准备回归叶肇部效命，却又接到陆大迁长沙复课通知，遂转道长沙继续学习，并于1938年7月毕业。
陆军大学毕业后，我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想法，决心回叶肇六十六军工作。但按军令部规定，所有陆大十四期毕业生必须由军令部统筹分配。我于是被派到军令部服务。但工作才及旬日，军令部次长兼侍从室主任林蔚又将我调到侍从室工作。我在侍从室工作了一年。1939年9月间，叶肇电求蒋介石，调我任六十六军参谋处长。当时，六十六军的任务是守备粤北。11月下旬，六十六军奉调桂南，协同友军对侵犯南宁之日寇作战，我便随军参加了这次战役。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日有关实况，追述如下。
第六十六军，原系粤军余汉谋的部队，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成立，辖有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两师，军长叶肇。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该师由陈济棠的教导师改编而成，而教导师又是陈济棠精心培训的一支精锐部队。第一六○师师长叶肇（兼），该师由陈济棠的警卫师改编而成。抗旧战争爆发后，叶肇请缨，率领该军先后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这支部队英勇抗敌，但损失惨重。南京突围，叶肇脱险归来，甚得蒋介石赞赏，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曾被誉为“模范军人”。南京失守后，六十六军在湖南茶陵整补。
1938年夏，六十六军参加南浔线作战。所属一六○师在金轮峰、一五九师在万家岭痛击敌人，均取得辉煌战绩。特别是万家岭战役，从1938年9月下旬打起，至10月10日结束，在10余天的苦战中，六十六军歼灭日军一○六师团共万余人。敌酋松浦师团师长，仅带残兵二三百人狼狈逃窜。这次战役曾获叶挺将军电贺称：六十六军万家岭大捷乃“挽洪都之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当时六十六军隶属于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叶肇因作战有功，晋升为二十八军团司令。薛岳还给予六十六军以“钢军”称号。
正当六十六军在南浔线万家岭大捷之际，日寇于1938年10月11日在广东惠州大鹏湾登陆。余汉谋部队抵抗不力，仅旬日，广州失陷。余汉谋部队被迫退守粤北阵地。蒋介石为了稳定广东局势，乃将六十六军归还余汉谋统领。叶肇升任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免去六十六军军长之兼职；六十六军原副军长谭邃升任军长；军参谋处长郭永镳升任军参谋长。余汉谋、叶肇、谭邃还分别电求蒋介石，经请准，遂调我（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回粤任六十六军上校参谋处长。此时一五九师旅长林伟俦，由于万家岭战役有功，已调升一五一师师长，上级还将一五一师拨归六十六军统率。自此，六十六军便负责粤北增（城）从（化）线守备任务。六十六军调回粤北约一个月后，军长谭邃病故。一五九师师长陈骥升任军长。所遗师长之缺，则由副师长官袆升充。
日寇华南侵略军于1939年11月15日在钦州湾登陆。由于桂系海防部队兵力分散，加上援军未到，使日寇得以在11月24日攻占南宁；12月4日又攻占昆仑关和高峰坳两隘。当南宁告急时，蒋介石决定派我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第五军开赴广西助守南宁。当第五军迅速赶抵桂林时，南宁已告失守。蒋原想以第五军的兵力优势，夺回南宁，但经数昼夜的激战，战事仍未取得进展，昆仑关也相继被日寇占领。
蒋介石又调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肇升任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六十六军由粤北开赴桂南，参加收复南宁作战。叶肇接任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后，总部指挥机构尚未成立，就急于率领六十六军所辖一五九师和一六○师增援桂南作战，一五一师仍留守粤北，增城东洞、派潭阵地。因总部直属部队建制完全未建立，余汉谋拟拨给四个补充团的编制兵员额，以便于总部成立四个补充团。但战事紧迫，叶肇当时的总司令部仅能从十二集团军总部借用少将高参罗献祥、杨卓修、马克珊、陈定平等四人；所属部队仅是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一六○师两个师。鉴于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均未成立，故不得不借助于六十六军军部的机构，以行使其指挥职能。
六十六军在粤北接到增援命令时，一五九师是军预备队，驻在新丰梅坑，故先行出发。一六○师因有守备粤北阵地任务，故将防务交一八六师接守后才出发。当时军长命我率领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立即行动，从粤北英德青塘出发，徒步行军到达曲江后，便同总部、军部、一六○师部队一起，乘火车抵柳州，再徒步行军，于12月23日到达宾阳。按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抵达宾阳后，便准备开往永淳北岸集中，然后南渡邕江，再分别由永淳、灵山、陆屋西进，破坏邕钦公路，截断敌后交通路线。
但当时情况有变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已作了新的战略部署。即以叶肇三十七集团军六十六军协助北路第二十八集团军第五军，攻克昆仑关八塘，并指定六十六军先头部队一五九师配属第五军作战；另调邓龙光六十四军协助蔡廷锴十六集团军东路军在陆屋、灵山一带阻击敌后连络线。
白崇禧为什么对六十六军的使用朝令夕改、重作新的部署呢？情况是这样的：白崇禧于12月中旬曾令杜聿明第五军为主攻部队，担任攻克昆仑关及收复南宁之任务。杜聿明即部署以该军二○○师（师长戴安澜）及荣誉师（师长郑洞国）对占据昆仑关之敌作正面攻击；以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为迂回部队，越过昆仑关八塘以南占据据点，负责截断敌人昆仑关至南宁间的增援及连络线。大约于12月18日开始，正面部队向占据昆仑关之敌发起攻击。杜聿明亲自到前方指挥所南天门督战，白崇禧亦常到南天门督战。白崇禧早就想利用中央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归自己指挥使用之机，克敌取胜，大显身手。约在半年前，我尚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时，不知何故，蒋曾下令免去杜聿明第五军军长之职。白崇禧来电力保，大意是说杜训练军队有方，治军纪律严明，善于搞军民合作，地方反映极好云云。蒋后来终于取消了对杜的免职令。杜对白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白到南天门督战，杜聿明言听计从，执行卖力，督促此部戴、郑两师，对昆仑关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无奈占据昆仑关之敌系参加过日俄战争、号称“钢军”之日寇第五师团中村正雄第十二旅团，是颇具顽强战斗力的劲敌，且又占据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昆仑关，并在其四周构筑强固工事。故担任正面攻击之戴、郑两师，虽经一周苦战，反复争夺，但在昆仑关正面两侧各据点得而复失，兵员损失惨重，战斗力日益降低，以致不得不转攻为守，急待友军支援。此时适逢六十六军先遣师一五九师到达宾阳，白崇禧便急忙下令，将一五九师拨归第五军杜聿明指挥；又令三十七集团军六十六军一六○师在第五军左侧插向佛子岭、渌龙岭及八塘东南高地，发动攻击。
一五九师师长官袆接受命令后，派副师长洪世扬传令已到达武陵之四七七团团长韦德配属第五军作战。并接替戴安澜师守备昆仑关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的任务。官袆又派四七五团团长倪鼎垣攻击立别岭。命四七六团团长钟世谦为预备队。师指挥部则设在立别岭东北高地。有关攻克昆仑关的战斗经过，韦德的《反攻昆仑关》说得详尽，兹引录如下：
一五九师在12月23日晚饭后，由宾阳出发。先头部队抵伶俐时，四七七团刚到武陵。这时，副师长洪世扬命令将四七七团配属第五军作战，叫我（时任四七七团团长）随第五军送命令来的参谋、乘摩托车先到马岭南向杜聿明军长请示任务。杜指着地图告诉我情况后，便让我去见二○○师师长戴安澜。戴令我接替该师一个团守备昆仑关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我回到马岭，率队连夜接替该左翼团防务。途经第五军驻地时，五军官兵见我团士兵尚穿短裤，乘汽车怕冷，有的还披着军毯，就奚落说：‘这样的叫化队伍，怎能打仗呢？白费汽油！’我团官兵听了，对五军很反感。24日18时，开始接防。四七七团部署第一营接防六五三高地；第二营接防六○○高地及枯桃岭一带，与第一营衔接；第三营为预备队，处在中央准备策应。迫击炮置于一、二营火线之间；团指挥所设在六五三高地。接防完毕，我在向杜聿明、戴安澜报告时得知：第五军准备攻击昆仑关上的日寇，由于左翼空虚，我一五九师被调到高田，六十六军军部及一六○师也调到高田以东机动。所以我也将接防情况报告给我本师师长官袆。杜军长在电话中对我说：“20时，五军用一个团（配合战车）攻击昆仑关。你团重火器要适时支援，密切注意攻击部队的联络信号……”我即转令各营、连长到火线观察敌人阵地重火器的发射位置，以便及时支援射击。21时双方火线都发出猛烈机炮火舌，激战约一小时之久，部队发出攻击信号，没有进展，杜军长下令停止攻击。
12月26日以来，我团连续用连排向当面之敌的两个据点发起四次攻击，均未成功。29日拂晓，我用两个连同时发动攻击。第七连攻面包山东南角敌据点，敌人在施放毒气后，出阵地外逆袭。我连长梁锡琼阵亡，士兵死伤过半。经过四次战斗，我六个步兵连都被打垮了。到了30日，我感到心寒气馁，生怕敌人反攻时无力阻挡，因此停止攻击，以整理队伍，加强工事，并亲自到各营、连察看情况，打算要求师长另调一个团来接防。但出乎我意料之外，官兵都说要把当面这两个敌人据点打下，迫使敌人退出昆仑关。这样，一来可把摆在阵地前同事多年的官兵尸体予以收埋，二来也可在五军面前争口气。官兵们的意志使我改变了念头，决定孤注一掷。于是就同营、连长们商量编队，推进团指挥所位置，并打算向杜聿明借蛇腹形铁丝网，架设通向炮兵指挥所专用的电话线，还借了四枝信号枪。同时，要求在我发起攻击时，派战车及一个步兵营在界首附近准备及时占据昆仑关。再向本师师长官袆要了一门士乃德小炮。于是，决定31日拂晓发起攻击，夺取昆仑关。我用电话分别向杜军长、官师长报告，陈述我团的作战决心，并提出了上述要求，杜、官二人都在电话中说四七七团伤亡过半，能守住阵地，就算好了，如再发起进攻，恐无把握。我坚决地要求说：“官兵们的战斗意志坚决，攻击作战有把握。”杜、官二人乃准所请。
我们的部署如下：第三营营长余铁夫指挥突击队及占领队；第二营营长林诗学指挥迫击炮；第一营营长陈庆斌指挥全团重机关枪，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队。而突击队、占领队则乘白天侦察前进路线，均牵双线电话随行，以设置临时中继站；工兵排携带蛇腹铁丝网；弹药排、担架排均在六五三高地预作前进准备。团指挥所由六五三高地推进至六○○高地的阵地东南侧背700～900米处，小炮也设置在附近，对敌反斜面阵地的直接射击测定距离。突击队长花日春（连长）和排长林义、李绍芝等，都事先写下了遗嘱与家信。晚饭后休息，以待拂晓行动。
31日拂晓4时许，各部进入准备位置。5时许发出攻击信号。突击队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冲入敌人阵地。此时天色渐明，我突击队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半小时后，敌人不支逃去，占领队占据了敌据点工事；突击队继续前进，冲进了昆仑关，发出了占领信号，约作了一小时的搜索，便回面包山集结。8时，第五军战车和部队扫荡了昆仑关战场。突击队搜捡带回了部分战利品，其余大批重武器，均由第五军收集后运走。
面包山战场的清扫工作，主要由第五军派人担任。敌人弃尸千具，被击毙的敌旅团长中村正雄也在其中。第五军阵亡者遗体亦以千计。我四七七团阵亡官兵200余人，伤约500余人。我命副官将本团阵亡官兵遗体收集并埋葬于六五五高地东北山麓。各排派代表举行公祭时，敌机20余架进行轰炸。当时，我正回后方处理伤者和战利品呈缴事宜。团指挥所留有一个排及通讯班，被敌机炸死过半，电话机也被炸毁。
我向杜军长及本师师长呈缴战利品，如手摇警报器、图表、手枪、日记本、手旗、军刀等。杜军长奖赏我团10万元，并赠给我一匹高大洋马。
31日，叶肇、陈骥接到一五九师师长官袆报告我四七七团攻占昆仑关的捷报后，欣喜若狂地说：“这是又一次万家岭的大胜利！”他即刻电告行营，并向九战区薛岳报捷；当晚，陈骥偕我又到一五九师指挥所向官袆表示慰问。当时，官袆正在与前方通电话，得知陈到，立即收线并简略汇报了四七七团攻下昆仑关的情况。他说：“第五军担任主攻昆仑关任务，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攻下昆仑关附近敌人的几个据点，但我军牺牲很大，终未能攻占昆仑关。其关键在于面包山上的两个据点为敌人所固守，是以牢牢控制着昆仑关关口。我四七七团官兵，因及时拔掉敌人这两个顽强堡垒，所以能打下天险昆仑关。”这固然是与我官兵士气旺盛，具大无畏战斗精神有密切关系，而第五军的重炮支援，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用望远镜看到那些炮弹所落之处，敌阵一片狼藉，真感无比自豪。
我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团攻克昆仑关的消息一传开，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次日，行营主任白崇禧即派来俄国顾问，到六十六军军部常驻指导；同日，杜聿明派第五军参谋处长（姓名忘记）到我军部联络。叶肇、陈骥设宴招待俄国顾问和第五军参谋处长，我也列席作陪。席间，俄国顾问对一五九师四七七团士气旺盛、战胜强敌、攻克昆仑关一事，倍加赞扬。
1940年元旦，叶肇、陈骥接到薛岳元旦贺电。电文中称颂六十六军攻克昆仑关之举，乃是继“万家岭战役”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勉励官兵们要：“乘胜前进，收复南宁。”
反攻昆仑关的同时，即12月24日，一五九师自接受配合第五军作战的命令后，除如上述派四七七团接替戴安澜师守备昆仑关以东六五三高地、六○○高地和枯桃岭阵地及发动向昆仑关攻击外，又派四七三团（团长倪鼎垣）攻击立别岭，经过激烈的争夺战，我军四七五团攻占了立别岭。敌人退据西南方高地固守，两军形成对峙状态。1月2日，敌炮兵观察员潜入我立别岭阵地前沿侦察。官袆当即指示倪鼎垣团长不要开枪，特选派两名精于武术的军士赴阵前活捉他们。我两军士潜到该敌背后攻其不备，敌不甘束手就擒，拼命挣扎，我两军士用拳术击之，使敌观察员受了重伤而为我所俘。当时，师部派人把日军俘虏用担架押送往六十六军军部，行至中途日俘虏不支而毙命。
与此同时，师部派出四七六团（团长钟世谦）攻击鲁梗岭，经激烈战斗而占领之。敌人退据四一五高地固守。该团连日来继续向四一五高地攻击，于1月2日晨攻陷四一五高地。1月4日拂晓，四七六团再协同新二十二师攻击九塘。8时许，四七六团先攻占了九塘东北部；11时许，新二十二师攻占九塘西部。
叶肇率六十六军军部及一六○师于12月27日抵达高田，接受白崇禧命令：六十六军占领高田南北之线协同第五军作战，攻击敌侧背。那时一五九师如上述已占领昆仑关东侧六五三高地、六○○高地、枯桃岭阵地之线，攻击当面之敌。叶肇即命令一六○师宋士台师长御接一五九师左翼攻击拂子岭、渌龙岭之线敌阵地，然后，继续攻击敌背后侧；并阻击敌增援部队。
宋士台接受命令后，即作出如下部署：①四七二团（团长谢伟豪）为右翼队，攻击佛子岭之敌阵地而占领之，并与我一五九师攻占立别岭之四七五团严密联系；②补充团（团长张国梁）为左翼队，攻击渌龙岭之敌阵地而占领之；③四七九、四八○团为第二线机动部队，位于三堆岭、富兴村地区，随时准备策应第一线战斗；④师指挥所设于渌龙岭东北侧高地；⑤第一线团于27日下午就攻击准备位置，严密侦察敌情、地形，28日拂晓开始攻击。
经一天激烈战斗，谢伟豪团攻占了佛子岭，张国梁团攻占了渌龙岭。敌人退据八塘、九塘东南高地，凭据点顽强抵抗。
张国梁团攻克渌龙岭后，为了截断敌人与后方联络的联络线，于29日派第七连进至七、八塘之间公路东侧某高地构筑地事，伏击敌人。次日即远远发现有敌兵千余，战车10余辆沿公路由南北驰来。我全连官兵，在连长（姓名忘记）英勇沉着指挥下，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毫不畏惧，待敌接近我机、步枪火力有效射程内，即猛烈发射，予敌重创。敌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冲入我阵地内。我军英勇的士兵，即时与敌展开肉搏战，终以众寡悬殊，我全连将士壮烈牺牲，生还者仅士兵三人。其中有一生还军士，亲口向我叙述该连英勇杀敌情况，实在感人肺腑。
敌自南宁来的增援部队，击破我补充团七连伏击阵地后，于30日拂晓在炮兵掩护下，向我补充团渌龙阵地猛烈攻击。妄图迂回我军侧背，为被我困于昆仑关之敌解围。我补充团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我阵地前沿，即利用有利地形发挥轻重武器优势火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至中午，敌人仍退据半山腰对峙。宋士台观察战况，为了解除我军侧背之威胁，即命令四七九团中校副团长郭健率该团第一营为突击队，潜进渌龙岭南端，袭击敌侧背。敌受到不意的奇袭，不支而退回八塘东南高地，构筑工事。在战斗中，副团长郭健（广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以身殉国。这次战斗，由于宋士台出奇制胜，击溃退敌援军，策应我一五九师韦德团，攻克了天险的昆仑关。
1月1～4日，我一六○师为了配合第五军及我一五九师对九塘之敌攻击，乃令佛子岭之谢团、渌龙岭之张团，向八塘、九塘东南高地侧击，连日攻击未有进展，只能收到牵制敌人不能增援九塘军力的作用而已。自我军攻克九塘后，敌我双方即成对峙状态。
我军自1939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1940年1月4日占领九塘以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对敌发动攻击。而敌人则在八塘两侧加强工事构筑。我对此曾询问郭永镳参谋长：“上级为何不继续发动对敌进攻，收复南宁？这样旷日相持，恐对我军不利！”郭说：“白主任有克复南宁之决心。吸取这次坚攻经验：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炮兵，才能克敌制胜。听说白主任已向委座请准，调集全国野山炮200余门、山西阎锡山的炮兵也要调来，广东邓龙光六十四军也要调来。一俟集中好，就发动全线攻击。”过了一两天，苏联顾问来到参谋处，叫我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来研究，并问我：“就当前敌我对峙态势，你对敌情有何判断？”我不假思索，立即指着地图答道：“依当前敌我态势判断，敌人为了解除我大军围攻南宁的威胁、可能海运援军从钦州湾登陆，直奔永淳渡河，向宾阳方向进犯，迂回攻击我大军侧背。”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判断。谈话结束后，我未有向上级反映谈话内容。
自1月4日我军攻占九塘后，约一周时间内，前线仍呈对峙状态，此时李延年第二军已调来昆仑关参加作战，李曾派一参谋到六十六军军部联络，其军参谋长赵家骧与我同系陆军大学十四期同学。他有亲笔信给我，信内说及王××（名已忘记）同学（陆大十四期同学）现任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第九师与一五九师在九塘并肩对敌作战，要密切保持联系云云。
大约1月12日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据报敌增援部队步、骑兵万余人，在钦州湾龙门港登陆。过了两三天，敌人直奔陆屋，再过两天行营转来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发自灵山的情报：“敌步、骑约万余人向那楼而来，大有进犯那楼、永淳之势。”次日（18日）永淳即告失守。敌人用橡皮艇渡河，向北进犯。白崇禧给叶肇通电话，命令六十六军一六○师派出一个团截击永淳北岸之敌军迂回部队。陈骥军长在旁听着，立即表示不满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叶肇也不满地在电话中对白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这样说当然触怒了白崇禧。两人电话就中断了。我当时在旁听后，也感觉不妥，如有意见，可稍加申述，并提出建议，似不应对上级命令持顶撞态度。无怪白以后曾对人说叶“骄横跋扈，不听指挥”。
1月18日下午，行营来电令叶肇率六十六军直属部队及一六○师于明晨由高田出发，进击永淳北岸敌军迂回部队。依照上级命令，19日晨，我集合军司令部人员及军直属部队，在大草坪地整装待命。正待出发之际，郭永镳参谋长跑来对我说：“行营来电话，陈诚已到指挥所，原部署有大变动，六十六军暂停出发，静候命令。”这样，我只好宣布各回原驻地候命。当天下午，行营拍来电令，要旨如下：①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统率李延年第二军仍守备九塘阵地（缺第九师）；②傅仲芳九十九军（缺一二八师）及第×军（已记不清，好像是甘励初第六军）于明日（20日）开始行动，向黎塘、古辣、武陵之线开进，攻击迂回我军侧背之敌；③陈骥第六十六军仍守备九塘附近阵地（缺一五九师），配属一二八师于明日（20日）出发向甘棠、那河前进，侧击迂回之敌。
叶肇接受命令后，精神非常兴奋。因总司令部指挥机构尚未成立，故立即召集四位高参面谕：罗彦祥代理参谋长，杨卓修代理参谋处长，陈定平代理副官处长，马克珊代理军务处长。随又下令调一六○师补充团第二营为总部临时警卫营，调六十六军军部无线电排无线电一班随总部出发。
1月20日，陈骥即依照命令率所部：以六十六军之一六○师为第一梯队，以配属之一二八师为第二梯队，向甘棠、那河方向前进。每天行程约30公里，在某地（地名忘记，记得在九塘、甘棠之间）宿营。在进入宿营地前，陈骥看见一二八师有一士兵，以步枪挑着一小猪前进，就怒气冲冲地说：“这样扰民害民的军队，怎能打仗？”一进宿营地，陈骥就想找一二八师师长（姓名已忘记）来当面申斥一番，但该师师长不买账，只是叫其参谋长魏某（姓名已忘记）在电话中敷衍几句话了事。可见不同系统的军队，互不信任的情况颇为严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军队的战斗力，在此顺提一笔。当晚叶肇到宿营地后，曾与留守九塘之一五九师师长官袆通过电话，叶叫官转达陈骥，要他积极抓紧战机，勇敢对敌作战，争取建立大功。可惜，此时陈骥与官袆之间尚未有通电话设备，故叶的积极意向，未能及时传达给陈。
第二日（21日），陈骥率部队继续向甘棠前进。行军约15公里，一六○师的前卫谢伟豪团即发现远处敌人的驮马辎重队伍。此时，我们队伍的左侧方向（即北方）也闻枪炮声。当即下令队伍停止前进，掩蔽休息。陈骥军长，宋士台师长，我和作战参谋何恺寿等四人即登上松林之高地，用望远镜观察，对照地图，始悟迂回之敌人正以密集枪炮火力，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属广西绥署）猛烈轰击。我立即向军长建议：一六○师应迅速向左侧方之敌展开攻击。陈骥问我理由，我答：“德国顾问强调教的：‘闻枪炮声而赴之’这是战术上的一句名言，在情况不明时，哪方有枪炮声，就向哪方攻击。”陈骥竟出我意料地说：“你的战术‘唔驶得’！”（粤语方言即行不通的意思）。我听了十分气恼，平时，他对我无比器重，为何这次却对我说出这样轻蔑的话呢？因考虑到这是处于整个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所以我强压住心头的气愤，冷静地向他分析当前敌我态势对我军非常有利！我一六○师如向左转（即向北方），袭击迂回之敌，控制敌人的后路，打到敌军指挥所及炮兵阵地，便可与守山口之独立团，互相呼应，前后夹击敌人！机不可失。军长提出质问：“如果敌人还有后继部队怎么办？”我答：“如果敌人有后继部队，我们有第二梯队一二八师可以对付。”此时，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一圈，然后向山口方向飞去。军长对我的申述，仍是犹豫不决。宋师长也默不表态。事后，我才知道，一六○师步兵指挥官刘栋材，在另一个山顶观察，也提出了与我一样的主张，力主向左侧方向迂回之敌发动攻击。可惜当时没和他在一起，我的意见，没有人附和，过了片刻，陈军长即下令部队就地宿营。部队进入宿营地后，军长召集宋士台师长，郭永镳参谋长和我四人，研讨我军的行动。我先发言，仍坚持原来意见，并再次详述理由。郭永镳则主张后（西）转，向九塘一五九师靠拢。宋士台仍沉默不表态。军长只好说：“按上级命令，我们的任务是向东攻击甘棠、那河之敌。我认为向后转没有理由。”但我忖度郭的意图，似乎向后转与本军一五九师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应付当前危急的局势。可见上级在指挥兵力方面，破坏建制，已造成不利于我军作战的心理。针对军长的意见，我则说：本部任务虽是攻击甘棠、那河之敌，但是目前情况已发生变化，敌军已通过甘棠、那河向北迂回于我主力军侧背，现正向我守山口之独立团攻击。我应抓紧战机，迅速向北展开攻击。这样，三人各持己见，会议议而不决。最后，军长决定，向行营报告请示。谁料在此关键时刻，无线电台忽然发生故障，以致与上级失去联系。等到晚饭后，军长还下不了决心。在约18时，军长即去就寝，叫我守在电话机旁。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在此紧急关头，还能睡大觉。我即亲到军长床前，恳求军长下决心，庶乎不可失歼敌良机。军长说：“你和毅甫（宋士台别号）商量好咯！”我想：你当军长的下不了决心，我与师长商量，有何作用。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三日（22日）陈骥仍率所部继续东进，到达甘棠宿营，沿途未发现敌人，但传来不好消息，说是叶肇临时指挥的三个军已与敌人接触；情况非常混乱，叶肇行踪不明。此时陈骥所担心的就是叶肇的安危，叫我们到处打听“阿黑”（叶肇浑号黑鬼）的下落。他决心把队伍带到陶墟候命。就这样继续行军二天，第五天就到达陶墟。我们在陶墟休息了两三天，叶肇才带着张营到来。那时，叶肇的行李已散失掉，郭永镳急将自己的被服让给叶用。据叶说：“当他指挥的李延年军在古辣遇敌发生战斗后，三军不听指挥，各自往后撤退，状况非常混乱。”他感叹：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不是自己的队伍，很难指挥。战后，在柳州开会，其时，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对我说，当李延年军在古辣与敌激战时，行营曾电令六十四军和六十六军向古辣急进，围攻迂回之敌，但行营的无线电呼不到六十六军的电台。便与邓龙光通电要其转达，仍无法接通。后来邓说：“此役我军王德全师（一五六师）在黎塘遇敌激战时，如六十六军能接到命令协同行动，那多好呀！”
战后，官袆师长对我说：“当敌人窜抵宾阳后，我昆仑关大军后路被切断，各友军便纷纷自动撤退，杜聿明第五军后撤时，也没有通知，仅是第九师撤退时通知。后来，第九师在撤退途中，遭敌机轰炸，师长王××牺牲。我一五九师则坚持始终抵抗敌人，掩护友军全线撤退。
战后，蒋介石在柳州召集有关昆仑关战役之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诚、白崇禧、李济深、张治中等人。会议开始，先由行营参谋长林蔚报告昆仑关战役作战概况、各部队长官报告作战经过。当陈骥谈到六十六军在向甘棠、那河前进途中，闻到山口方向枪声甚密时，当场即被陈诚责问：“为何不向枪声密集的方向前进作战？”陈骥无言可答，只得含糊其辞。待各部队长官汇报完，蒋介石指出：“此次战斗，行营指挥失当，部队作战不力，应负战败的责任。”陈诚自称监军不力，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白崇禧自称指挥失当，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林蔚宣布：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命避战，交军法审判。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军长陈骥被撤职；一六○师师长宋士台被撤职。
昆仑关战役最后的失败，正如蒋介石所指出的，乃“行营指挥之失当，部队作战不力，实应负战败的责任”。陈诚原来不负责指挥，为何自请处分呢？据我所知，如前面所说，当战况紧急时刻，行营使用叶肇六十六军进击永淳北岸敌方迂回部队之际，救兵如救火，行动理应迅速。此时，陈诚却以监军身份，来个战略大变动。既延误了一天时间，又搅乱了指挥系统（把叶肇的建制部队六十六军调开不为他所指挥，在兵慌马乱之际，当然指挥失灵）。所以我认为陈诚自请处分，表明是出于内疚的。
柳州会议后，叶肇被解至重庆受军法审判时，白崇禧因对叶不满（如前所述说他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要求军事法庭判叶15年以上徒刑；后来，余汉谋出面要求何应钦讲情，由军法总监何成濬判他7年徒刑。周亚卫是军法审判官之一，开庭审判时为他（叶肇）辩护也甚得力。当时军法规定：七年以下徒刑，准予保释服役。以后，叶肇由薛岳保释，戴罪服役，并派他任第九战区干训团教育长。
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后，一五九师纳入三十五集团军六十四军建制；一六○师纳入六十五军建制，副师长莫福如升任师长。在柳州，先是邓龙光找我，要调升我任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陈骥要我回韶关为六十六军军部办妥结束工作后，才赴任新职。同时，左江兵团司令吴奇伟（指挥蔡廷锴二十六集团军及邓龙光三十五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张守愚，也找我面谈，要调我任吴奇伟兵团部少将参谋处长，因我已应了邓龙光之约，便婉辞了。张复叫我介绍六十六军军部参谋人员到吴兵团服务，逢官升一级任用。我带军部上尉参谋何恺寿，回韶关为六十六军办理结束手续时，余汉谋即晋升我任一八六师少将参谋长，何恺寿也升少校参谋任用。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要说明粤军高级抗日将领对六十六军人员的重视程度。
陈骥到韶关后，看到军令部颁发对六十六军的嘉奖状（军令部于1939年秋检阅全国100个军的参谋业务时，六十六军被列为成绩最优的“甲等”）时，对我说：“六十六军在抗战中取得了优异战绩；轮到我当军长时，竟被取消六十六军番号，本人实感愧疚。”他发誓如不恢复六十六军番号，不再出来做事。他哪里知道，六十六军的光荣番号已被陈诚的十八军派系拿去，装饰壮大自己了。这是蒋军嫡系排除异己的结果。陈骥在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之后，有一天，又对我说：“早就有人说，六十六军的臂章使用‘十密十’的代号，是不祥之兆”（注：广东人赌牌九，如捡得‘密十’就算是全输了）。这不过是他逃避自己应负罪责的遁词而已，其实，六十六军臂章取这个代号是有意义的：“十十”是标志着六十六军于1939年10月10日万家岭战役大捷后取得了‘钢军’称号，“密”字是当时新任军长谭邃（别名君密）的代号。其意就是为了鼓励六十六军官兵要发扬“钢军”的精神。
以上便是我据参战的亲身经历，就记忆所及，简述出来的六十六军沿革、奉调桂南作战经过、攻克昆仑关实况、首战九塘、克复渌龙岭及佛子岭等情况，兼及国民党军队派系斗争和势力消长之内幕。材料未敢自诩完整，然也可从中窥斑见豹，并借兹显扬六十六军当年抗日军功，以告慰为国捐躯之忠魂。如斯而已，岂有他哉！谬误在此难免，致有识之士，幸勿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