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元/文
1935年春，伪满宫内府警卫处长派护军统领部文书上士赵文轩到吉林省扶余县招募护军。我因与赵文轩有远房亲戚之谊，被破格录用(年仅15周岁半)。当了2年多护军，在1937年“大同公园”事件发生后，护军改编为皇宫近卫，我又从护军调人内廷勤务班，于1939年因不堪虐待，而被开除。在4年多的伪宫廷生活，谨就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佐历史学家参考。
一、伪宫护军
护军是湾仪以内帑直接供给，亲自组织的一支300余人武装齐全的军队。溥仪建立这支小小武装的目的，是想要培养出一批军事骨干，将来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每年都有一些护军被保送或考人日本士官学校或伪满军官学校，溥仪对这些人总是给予优厚待遇。护军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兴运门、长春门、北大门以内的警卫工作，其中包括怀远楼、勤民楼、缉熙楼，特别是中和门、长春门以里的所谓内廷警卫。
护军的士兵完全是从北京、沧州、扶余、沈阳，内蒙等地招募而来。溥仪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故先后指使贝勒载涛、伪宪兵司令德楞额、伪奉天省长金荣桂等人从北京、扶余、沈阳招募了一些八旗子弟，又指使伪宫内府侍卫官霍殿阁(溥仪的武术教师)、伪兴安北省省长委升从沧州、内蒙招募来一些汉蒙青年，体质都很健壮。满汉族青年文化程度都在6年以上，蒙族青年则多为文官。
护军组织本来设有统领部，由警卫处的警卫科长奎福兼任统领。应该是直属皇上统一领导(因为护军的一切经费都由内帑开支，属溥仪私人军队)，为了统一指挥，溥仪命佟济煦兼管，他也乐于效忠，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过问，奎福成了挂名统领。按伪满官阶，佟济煦是简任一级特任礼遇(按特任官待遇)。此人年已60余岁，体格魁梧，步履蹒跚，横肩章是满金两个梅花，却无军人气魄。每星期六，佟济煦都要做一次“精神讲话”，主要内容不外乎是如何“忠君”等。我2年多的护军生活，还没有听到过护军统领奎福的一次讲话。
伪宫宫内府的警卫可谓森严。兴运门外尽管有伪禁卫军层层把守，在内廷的小天地内,也是岗哨密布。有时一班岗哨竞达30余人。各兵舍还有警铃、警灯，灯分白、红、兰三色:白灯通仪寝室,红灯通谭玉玲寝室,兰灯通勤民楼溥仪的办公室，以备一旦发生情况时报警。一次，溥仪为考验护军对他的“忠心”，在夜间12时许，拉响了警铃,接着各兵舍的白灯亮了。护军闻警，虽然明知不可能发生事故，但为了表示“忠心”，立即手执各种武器奔赴缉熙楼。缉熙楼的前后楼门，不论黑天白日在溥仪“歇觉”的时间里，都要锁上门。为了“救驾”，护军挥舞大刀，用力劈门。溥仪满心欢喜，一面命令随侍下楼制止，一面亲自下楼笑着说:“没事，都回去吧!”第二天，指使警卫处长佟济照，每个护军赏两元钱。
伪满官吏中的中国人，不论是正职或副职，都是唯日本人的马首是瞻。警卫处的警卫、保安两科，除奎福外，正副科长都是日本人，一切大权都握在日本人之手，佟济煦又生就一副媚骨，处处仰日本人的鼻息、俯首贴耳，毫无半点中国人的骨气。每天的处务，除签字划行外，实无事可言。为了消磨时间，表示对皇上忠心耿耿，每天中午12时、夜晚10时左右，风雨无阻，时地巡查岗哨两次。若不是他一味媚日，大同公园事件，其后果不致于遭致肇事者被开除、护军被改编，他自己也被调任近侍处。溥仪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小小武装，也被他的“忠诚”所断送。
二、大同公园事件
护军的编制是3个中队，每天以1个中队值，2个中队调练。1937年的某个夏日，晚饭后，一、三两个中队值星官商议率队去大同公园(现在儿童公园)游戏。经中队长同意后，整队前往，约在17时左右抵达。一队代值星官宴昆(中士班长)向士兵宣布:“队伍解散，两小时后原地集合。”这时，正值关东军中佐以上军官和伪民生部荐任以上的日人文官在公园内，狂歌乱舞地开什么野餐联欢会。护军队伍解散后，三三两两根据个人的爱好，到各处游玩。一中队的代值星官宴昆约两名北京同乡划船，因超过了几分钟时间，与管船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一名没穿军服的日本人(后来知道他是个关东军的中佐)前来干涉，从而动武。
护军平素从名武术家霍殿阁学习武术，每人都会三招两式，两个日本人不堪一击，当即败北。这时日本人的联欢会虽已结束，但仍有些人尚未尽兴，三五成群，散坐在公园各处，继续狂饮。两个日本人被打后，关东军军官跑到桥头大声呼叫，四面八方的日本人，一齐涌了过来，看见护军就打。护军虽多数人不明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卫，只得应战，公园内秩序大乱。在撕打中，关东军中佐带领一只狼大，扑向护军霍乃光(扶余县人)时,恰值沧州人刘宝森在侧。刘体格魁梧,臂力过人，武术功底较深。抬腿一脚，把狼犬踢出一丈多远，立即倒地而死。日中佐猛向刘扑来，被刘三拳两脚打得鼻青脸肿，狼狈而逃。另外李芝堃等人，一连打伤了日本人十几名，护军只有三人受轻伤。
在殴斗中，护军上尉排长高云亭向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煦报告了情况，这个跟随溥仪多年的“忠心耿耿”奴才，一向胆小怕事、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警卫处长，竟派了一个雇员，一个马倌的日本人前去解决。
两个日本人到公园后，先和日本人商量一气，然后大声对护军喊话说:“我们是佟处长派来的，方才是误会啦，不要再打了，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问题会公正解决的。”接着又用日语向日本人喊了话，从而停止了殴斗。两个日本人又对高云亭说:“佟处长叫他们把队伍带回去，你们们受伤的人交给关东军，他们有医院，给治疗。”高云亭虽然精通武术，人也很机灵，但对日寇缺乏经验，不能及时识破日寇的阴谋。特别是只知对上级服从，没有丝毫反抗精神，听说是佟处长的命令，就乖乖地把3名伤员，交给了关东军。
大同公园事件发生第三天的上午，佟济煦带领十几名日本人，来到护军兵舍，以调查大同公园事件为名，问谁是参加殴斗的当事人?谈出经过，予以证实，以便处理。激于义愤，许多护军纷纷承认自己是参加者，想要澄清是非。中队长魏树桐早已看清了来者之目的，急忙用眼神手势予以制止，但已有14名护军承认了是参加者，立刻被带去日本宪兵司令部。
据霍乃光后来说:他们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倍受酷刑。拳打足踢、皮鞭蘸凉水、压扛于、上大挂、灌辣椒水……让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六班班长李芝堃还受了两次电刑。原因是在酷刑之后，说了一句“我早就打日本子呢!”，不知翻译是怎样译的，日本军法官认为李的态度不好。
溥仪在又急又怕的情况下赶紧找吉冈安直，托他向关东军解释，说情，关东军司令宫植田谦吉也多次会见了溥仪。日方提出了四个条件:
1。由伪宫内府大臣与各处处长联名具保，保证17名护军不是“反满抗日”分子。
2。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向日方被打人员慰问，并赔礼道歉
3。将17名肇事护军,全部驱逐出宫或过返回家,不得再用。
4。保证今后永远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在这些条件一一照办的两个月后，护军改编了，警卫处长调职了。护军以警察制度改编为“皇宫近卫”。原来由溥仪的内努开支改由国库开支:缴去长枪大刀，一律换成手枪，兵了改称卫卒，军士改称卫士(委任)，军官改称警尉佐;撤销统领部，由警卫处直接领导，警卫处长换上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佟济煦调任近侍处处长。就这样把溥仪幻想的建立一支由自己些握的武装实力，给瓦解了。
三、溥仪二三事
溥仪的疑心病很大，喜怒无常，对周围的人，即使是最亲信的人也不放心。随时提防着别人对他的不利言行，就连最亲信的随侍严榈江、赵荫茂、李国雄也经常挨打挨骂，务班的人员挨打受骂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勤务班原由护军调入的15人，不到一年时间，就逃跑和开除了12人，只剩下多连元、高云鹏和我三人。1938年夏，从北京又找来原清宫太监12名，到1939年春，只剩1人。为了工作,又从北京招募来10名八旗子弟,在1939年9月我被开除时,也只剩下7~8人了。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误呢?归根结底只能归咎于溥仪的疑心病罢了。如:1939年夏天在一次传膳时,勤务班的继纯把餐桌摆在同德殿的一个吊灯下面,溥仪便认为继纯对他不忠，“如果吃饭时，吊灯铁链断了，灯掉下来，不把人砸死了吗?”继纯挨了一顿毒打，关押了半个多月后被开除。又如:1938年春，溥仪洗脸时，将一块金表放在走廊的收音机上丢了，溥仪认为是“殿上的”(管内殿卫生)苏万令偷去，在严刑逼问下，苏万令不承认，被关押起来。为了追查金表下落,竟利用迷信手段,把所有随待和勤务班入员集合在缉熙楼前，每人一线香，跪在地下，对天盟誓。溥仪在旁监视，察言观色。后来经调查，原米金表是被一名日本人在修理收音机时偷去苏万令无罪获释，赏了200元伪币了事。
溥仪一向深恶谎言，哪怕是谁说了一句无关重要的谎话或实际是一句错话，也不肯放过，定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反之，哪怕是一件关系重大的错事，只要如实说出，大胆承认错误，也可平安无事。
1938年。日本天皇的御弟秩父宫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回国途中路过长春。溥仪曾到车站出迎，举行了阅兵，在勤民楼举行盛大国宴。宴会后，又到缉熙楼谈话。当然我以“奴才”身份，不可能参与活动，对一些细节情况不清楚。只是在秩父宫回国的前一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溥仪曾在艺术展览馆购买一套青铜烟具，拟请秩父宫转赠给日本天皇。该烟具为大理石座，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由烟盒、灰碟、火柴盒三部分组成。灰碟为船形，共20余个，重叠交错，各部分的底部，都用螺丝固定在石座上，重约30余斤,搬时很觉吃力。在吉冈谒见仪后,毛永惠通知我:把烟具从寝宫搬到日本宪兵室交付。我将烟具放在茶桌上，转身欲走，不料烟具太重，茶桌桌面又大，底座小，竟将茶桌翻。“哐啷”一声，烟具落地，所有螺丝全部掉。我当时吓得面色灰白，毛永惠也目瞪口呆。吉冈立即要求再次谒见，我则怀着挨打、禁闭、开除的忑忐心情，回班待罪。半小时后，溥仪派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经过情况，我如实以对，溥仪很是满意，告诚我说:“这是我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托秩父宫明天带回日本，摔坏了，带不走了，你还好，没有撒谎，和吉冈说的一样。以后当差一定要加小心，这次不罚你了。”一场天大的祸事，竟以磕三个头，谢过恩，便平安了事了。
1936年冬，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寒气袭人。我于22时接替缉熙楼前门岗哨，只见婉容的所有房间，都灯火通明，楼下的两个房中，烟雾迷漫，可能是婉容刚吸过鸦片烟所致。此时，婉容正在楼下往来踱步，只见她头发蓬松、服装不整，时而东屋，又时而西屋，一会儿仰卧床榻之上，一会儿又留于沙发之中。约22.30时(溥仪未就寝，楼门未锁)，突然，婉容犹如精神病患者，蓬头跣足，衣衫单薄，哭哭啼啼从楼中走出，坐在雪地中，放声痛哭。按宫廷规定:凡后妃及贵人等经过的道路，除皇上外，所有男人一律都要回避，岗哨也不得例外。约23时，溥仪命两名太监把婉容扶回楼。由此可见，婉容哀怨之情，已达极点，溥仪对婉容厌弃之心，也可能从此更加深了。我在内廷两年多，从来没有见过溥仪和婉容在一起，只听说容的太监每日早晚向溥仪禀报两次而已。
四、“皇帝”宰辅
溥仪为了恢复“大清基业”，曾发誓“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为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暂不罢休”。满心想要“振作有为”。在任用臣宰上，极力想要“选贤任能”。可是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既不许溥仪日理万机，更不许选听他的话的宰辅，而是要选不学无术、能听日本侵略者话的忠实走狗。
郑孝胥原是溥仪认为最有才于，也是最可信赖的人，为了拉拢郑孝胥父子，不惜把妹妹二格格“下嫁”郑孝胥之孙郑陨。可是郑孝胥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了“恢复大清江山”，而是为了发展个人前途，才千方百计地为溥仪效“忠”。所以当郑孝胥拿出他和日本侵略者签订的密约，要溥仪追认时，溥仪极其气愤地责骂郑孝胥说:“竟敢拿我的江山做为交易"。而郑孝胥却以日本人为靠山，根本不买他的帐，从而溥仪想换一个听他话的国务总理，几经与近臣商讨,根据胡嗣瑷的建议，想让臧式毅当总理。可是日本侵略者所需要的是听他们话的总理，而不是听溥仪话的总理。
所以在郑孝胥说了“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让它自己走了，不该是处处不放手了”的话后，一脚把这个“宠儿”踢开，然而继任总理却不是臧式数，而是不学无术、利禄熏心的“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
张景惠幼年家贫，无力读书，以做豆腐为生，后来投身“绿林”，飞马抡刀，成了一时的“英雄”。尽管后来当了哈尔滨的东北行政长官，但对治国安邦可谓一窃不通。日本人对他的无知无识，奢靡腐朽，很是赏识。认为只要是给他高官厚禄，就可以使他俯首贴耳，用他作二号傀儡人物，则很利于日本的统治，真是“两厢情愿，一拍即成”。这对一心想要“复祖业”的溥仪来说，当然不利。可是在日本人牢牢掌握之中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耐一切困难”。哀叹地说:“我来东北。不是为了个人地位，是为了恢复祖宗基业。也是为了拯救三千万民众而来，虽然现在因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将来一定要实现。”对张景惠的粗俗无礼、腐朽无知，已为溥仪深恶鄙夷:张景惠的“妈拉巴子”口头禅，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最大不敬。一次“御前会议”后，仪从勤民楼回到缉麃楼,脸色紫红、气急败坏地对俭等人说:“张景惠对我说话，还他……妈，他妈的,他自己就是驴马嘛!”又一次的“御前会议”后，在传膳时，溥仪对载涛说:“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有一些感想,颁发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后来他们(指伪文教部)定为小学教材，这本来是件好事，今天张景惠对我说:“皇上的访日回銮训民诏书，全国的小学生都会读了’，我说那很好啊!可是他又说:“臣也会读了!你听听!全国的小学生会读我的诏书，这本来很好嘛!但是一个国务总理能读诏书，这算什么呢?国务总理能和小学生对比吗?还向我说说，这象话吗?”尽管溥仪对张景惠如何不满，但张景惠是日本帝国主义参养的一条忠实走狗，“满洲帝国”的“皇帝陛下”又能奈之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