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的延安，早已进入隆冬时节。在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看一个议案，一边看一边在他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并在旁边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议案，竟能引起毛泽东如此重视?

原来，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他强调：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把持包办的权利。他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

就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参议会议长、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议案。

李鼎铭出生于1881年9月28日，幼年时家境贫困，只好寄居舅父家读书。其舅父杜良奎是抗日名将杜聿明的父亲，精读史书，文墨见长。受其影响，少年李鼎铭就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史地以及中医学基础。“五四”运动期间，李鼎铭受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影响，创办学校，向学生介绍梁启超、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引了邻近不少学生来此就读，一度达三百多人。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许多优秀干部，都曾受教于他。后来，由于地主老财的压榨盘剥，许多学生家境穷困只好中途辍学。恶霸势力横行乡里，骚扰学校，封建势力和反动军阀使社会环境更加恶劣，学校难以为继。李鼎铭另辟蹊径，开始从政。他先后任过乡上区长、县上理事、道尹公署科长等职，涉足旧政权的宦海仕途，但经数年滚打，历经坎坷，仍探寻不到一条理想之路。在迷茫彷徨之际，他又弃政从医，在城里办起了“常春医院”，以坐堂行医、看病卖药为生计，走济世救民之道。最终使李鼎铭认识共产党，愿意靠近共产党的，是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而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正义之举、理智之见和站在民族利益上的高瞻远瞩以及不计党派恩怨的高尚风格都令李鼎铭十分佩服。

李鼎铭

1934年，李鼎铭在米脂县东区营救了数名面临危险的红军游击队战士。1936年，在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任上，他惩办了几名鱼肉百姓、欺行霸市的贪官。1940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普选中，他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1941年10月15日，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在边区政府二届一次参议会之前，李鼎铭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调查，又找陕北著名人士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人深入座谈。会议开始后，李鼎铭以个人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主要内容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计划；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而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规范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提倡节约、廉洁作风，克服浪费现象。

在当时，提出这个议案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果然，“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的动机。但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阶段，一个党外人士，不仅与我们党患难与共，而且为克服困难，迎接胜利，建言献策，令人十分感动。毛泽东更是看到了这个议案的重大意义。在议案提交给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走到台前，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认真解释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经过深入讨论，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这一议案既中肯合时又有远见卓识，意义重大，经会议审查形成了第81号决议案，交由政府办理。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找李鼎铭谈话，虚心听取他的建议。

根据李鼎铭议案的精神，党中央于1941年12月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提高效率，节约人力、财力。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部门先后经过三次精简整改，效果明显，达到了精简、统一、效率、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五项目标。“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广泛实施，而且推广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这对渡过抗战最困难阶段，坚持长期抗战，迎接反攻的到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边区政府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李鼎铭及“精兵简政”的提案予以了高度评价。

作为民主人士，李鼎铭的议案被采纳，被认可，又在实际中操作可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政治大事，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两拨千斤》主编 董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