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一场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使用自己准备的演讲稿，只拿着一份提纲便作了会议报告。

会议之上，他语出惊人，冒着极大的风险，讲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会后，现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持续了十分钟都没有停息。主持会议的毛主席，也对刘少奇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开始审视前一阶段的经济工作内容。

那么，刘少奇主席到底说了些什么，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这一切还要从他当选国家主席说起。

从1955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在领导层吹风，表示自己不想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国家主席那些繁重的外事任务，让他感到并无实际意义。

毛主席更想节省出精力，去思考一些国家战略层面的大问题。而国家主席的热门人选，在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是国家副主席朱老总，一个是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

在具体谁当选的问题上，两个人互相谦让。但是，朱老总给出的理由更加让人重视。

朱老总表示，自己的年纪比毛主席还要大，精力早已不如当年，无法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

而且，刘少奇曾经多次在毛主席外出、或无法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代为管理中央工作，经验丰富。由他来担任国际主席，是非常合适的。于是在1959年，刘少奇成功当选为国家主席。

此时，摆在刘少奇面前的，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苏联陆续停止工业和技术援助，再加上一些激进的发展措施，导致国家在经济上几乎陷入停滞。

比如说在工业上，各个计划部门脱离实际，制定出了很多超高的计划指标。尤其是钢产量的指标，简直高得吓人。

为了完成计划，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土高炉”。有些地方的老百姓，甚至把家里的铁器，包括铁锅、铁壶，全都扔进了炼钢炉。

但是，由于技术落后，设备也不过关，这种土法生产出来的钢铁根本不符合要求。

在农业上，指标过高的情况所带来的后果更加恶劣。定计划时，很多县市的一把手“放飞机”，将亩产定在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位置上。

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亩产要达到一吨以上，超出了正常产量的一倍以上。

结果到了上缴公粮的时候，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又不得不提高征收比例，导致人民的口粮出现了不足。而即使如此，征收到的粮食，也仅为计划中的20%左右。

人民心怀美好愿景，想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心情是好的，但是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过高的发展目标，不仅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是让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开始对全国的工厂和农村进行考察。1961年4月，刘少奇去到湖南，进行了44天的调研。

在其间，他轻装简从，在老乡家睡门板、吃粗粮，考察公社食堂。他在自己的家乡，开了十几次座谈会，每次开会时总会诚恳地请求农民要讲实话、讲真话。

刘少奇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况，着实令人吓了一跳。当时，天华大队有15个公共食堂，社员全都是集中食宿的。

但是，由于此前的浪费、生产不足等问题，导致存粮减少，人均口粮仅剩下了三百斤左右。而吃不饱、毫无原则的平均分配等问题，又使社员缺乏生产积极性，进而产生了恶性循环。

而且，一些对比十分强烈的画面，也会不时冲入刘少奇的眼帘：

在一个写着“万头猪场”的大型养殖场中，只有几头瘦骨嶙峋的母猪；人的粪便，都没有应该发出的臭味，因为社员吃的都是野菜、草根等粗纤维食物，消化时间不足；刘少奇要在饲料房里架铺休息，却发现找遍了全村，也找不到能够铺床的稻草。

在和儿时伙伴李桂生的交谈中，这位社员表示，当时的农村，存在着五种不正之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而前一年的粮食减产，确实有一定天灾的成分，但是“五风”的盛行却是主要原因。这些话，给刘少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到中央之后，刘少奇先以集体食堂为突破口，对一些激进的政策进行调整。他表示，集体食堂如果村里想办的就继续办；

如果不想办，也可以自愿解散，要“把饭碗还给农民”。一切都要实事求是，有问题就要改正，同时还要消除农民们的思想顾虑。

至于其他的工农业问题，他也在想办法，循序渐进地解决。

然而，真正的阻力，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身上。这些革命出身的人，经历过战场，在血与火之中，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真正管理过工业和地方工作。

在前一阶段，由于有苏联人在，有些问题还有人帮忙；而如今，当只剩下自己人后，一些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各级领导干部，总是会将当年战场上的那种作风，移植到管理工作中，这就造成了各种头脑过热和浮夸。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时，其实相关的问题已经有所抬头。如今，问题更是彻底爆发了出来。

这些问题和天灾、苏联的“要债”行为交织在了一起，造成了经济上的极度困难。所以，刘少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干部们的思想和头脑问题。

在当时，有此想法的人不止刘少奇，还有以陶铸为代表的很多老革命。陶铸提出，应该把所有的地委书记都集中到北京来，传达中央的精神，彻底打通他们的思想。

而毛主席认为，光是地委书记是不够的，最好连县委书记也都叫来，大家一起开会，彻底解决思想问题。

1962年1月，这次意义非凡的工作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各个省市县的干部齐聚北京，总人数超过了七千人，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会议。

按照流程安排，刘少奇将在大会上发言。为了能言之有物，他先准备了多达四万字的讲稿，将自己这两年来的调研情况全部讲了出来。

但是，还没等政治局审稿，毛主席就表示，不如直接把报告稿发给那些参会人员，广泛地听取意见后，再出一个修改稿，然后再行审议定稿。

1月11日，大会正式开始。首先的项目，是大家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件，经过讨论后形成具体意见，之后再出修改稿。

但是，此时的地方领导，仍然停留在之前的思想意识之中，和中央的认知有相悖的地方，提出的意见，也都比较尖锐。

看到这种情况，毛主席提议，把工作扩大会议改成经验总结会，把这几年的问题说清楚。

而刘少奇虽然已经作了修改稿，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照本宣科，而是在大会上先放开来讲，对书面报告进行补充。这也就意味着，刘少奇要“脱稿”作报告了。

总结大会的前一天，刘少奇连夜写好了发言的提纲。提纲篇幅不大，用比较大的字体，写了十几页纸。虽然看上去不多，但是其内容，却足以惊天动地。

1月27日，总结大会正式开始。随着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陈云等领导人依次入场。

就在人们等待毛主席发言的时候，毛主席却直接宣布，由刘少奇作总结报告。刘少奇走上主席台，随手摊开了手里的提纲，然后开始了自己这次独特的报告。

首先，刘少奇表示，现在的国家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归根到底，在于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

这种思想，造成了领导者为了追求更快的发展速度，忽视了实际的生产力情况，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刘少奇重点提出了自己在农村的调研情况，罗列了一系列指标。他指出，一些领导在农业生产方面，过分地追求“集体化”，造成了无原则的平均主义，进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下降。

接着，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略。他强调，必须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先去深入了解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然后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

同时他还指出，一定要下大气力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有人民衣食无忧了，才能更加心无旁骛地搞发展，搞建设。

而且，刘少奇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论点：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之所以会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而最终的结果，则是“错误和成绩三七开”。这个说法，无疑是指出了当初中央的一些政策存在问题。其实，这一观点早已在国家的高层领导那里达成了共识，只是还未公开承认。而刘少奇的发言，显然是捅破了那张窗户纸。

他这次口头报告的诚恳态度，比之以前在开会时那种大“音量”的歌功颂德之声，可谓是天差地别。

同时，刘少奇也意识到，自己的发言恐怕会引来一些对自己不好的结果。

但是，他在发言时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所谓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和不怕砍头。这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确实非一般人可以做到。

这场脱稿报告，刘少奇用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看到的问题彻底说明白了。当他的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经久不息，足足持续了十分钟。从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出，与会代表对刘少奇报告的认可。

此时，毛主席的掌声尤其热烈。不止于此，他在之后的发言中提到，只要是中央出了错，那就由自己负责；就算是间接的错误，自己也有份。

这句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大会上作出自我批评。同时他还表示，希望在座的代表可以畅所欲言，既不要害怕说话，也不要听不得批评之声。

如果不能做到充分民主，就不能将国家建设好。毛主席的发言，再次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掌声。

接下来，代表们开始分别发言，每个人都感觉十分兴奋。当时

间来到1月30日时，还有不少人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于是毛主席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所有代表在北京过年。

经过了这一次非常有效地沟通，党中央和地方统一了思想意识，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开始回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逐渐翻开了新的一页。

澎湃新闻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面对困局，刘少奇曾这样说》

昆仑策 《解密“变局”：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