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契丹人的“岁时节庆”中的娱乐活动有很大部分是学习于中原汉人的，且在这些节日里的各项活动几乎与汉族无异。辽朝契丹人由于受到中原汉族节庆活动的影响，历年都有许多节庆和相应的节庆活动内容，这就形成了辽朝丰富多彩的岁时节庆娱乐活动。

例如在元旦时辽朝契丹人作乐蹈舞、举行文体游艺类活动和宴饮活动；在“立春”时的“进春书”；“元宵”时的观灯；“重阳日”赏菊登高等。中原汉人的岁时节庆娱乐活动可能对辽朝契丹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辽朝统治下的汉族百姓，依旧过着传统的中原汉地节日，其节日中的娱乐活动形式并未切变。

在元旦时辽朝契丹人作乐蹈舞、举行文体游艺类活动和宴饮活动；在“立春”时的“进春书”；“元宵”时的观灯；“重阳日”赏菊登高等。中原汉人的岁时节庆娱乐活动可能对辽朝契丹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辽朝统治下的汉族百姓，依旧过着传统的中原汉地节日，其节日中的娱乐活动形式并未切变。

辽朝契丹人的绘画深受中原汉人的影响。例如五代时晋人被俘入辽宫廷之画家王霭、王仁寿等人。又如《辽史》记载辽太宗时就曾将“晋诸司……百工、图籍、……,悉送上京。”这些中原汉族画家和百工无疑对辽朝绘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辽朝最典型的绘画形式要数鞍马画了，它与唐代、五代鞍马画是一脉相承的，唐末五代时的辽朝契丹族画家胡瓌和耶律倍两人的绘画作品，均受到了唐代、五代绘画之风格的显著影响，陈兆复先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权威学者，他指出胡瓌和李赞华北方草原画派的作品“继承了中原地区唐、五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传统”。

辽朝“斗茶”在主要内容的安排和程序的设置上与北宋的备茶茗饮方式大体相似。如宣化辽墓M6壁画所绘燎炉上置执壶的内容也见于北宋妇女烹茶画像砖。因此，辽朝契丹文人往往都对汉文学有景仰之情，他们在进行辽朝文学创作时通常会效仿唐宋时期的汉人文学写法。

辽朝契丹文人效仿唐宋文学而进行的“本土化”创作促进了辽文学的大繁荣。如古代的中原汉地，在农历的三月上旬,人们往往喜欢到水滨嬉闹游玩,祛除不祥之气，称为“修禊”，在此时人们都列坐在曲水之边,在上流放置酒杯,任酒杯顺水而下,若停在谁的前面,则就由此人饮之,并吟诗作赋。辽朝人亦如此，如《全辽诗话·题辞》亦载：“水滨修禊兴超超，援笔诗成压众僚。”中原汉地这一有趣的文学娱乐创作活动被辽朝人所继承。

辽太宗灭（后）晋后，洗劫了晋都汴京，并且抢掠了晋的大量音乐器具与乐谱，将其统统归辽朝契丹贵族享用。如河北宣化出土天庆六年（公元 1116 年）辽墓壁画中的《散乐图》，图中彩绘有乐队画面，此乐队共十一人，其中有一舞人，身材矮小，幞头戴于头，袍子穿于身，脚穿靴子，脚跟点地，脚尖离地翘扬，腰间束带，两臂斜抱肘于前胸，上身右斜，向左侧腰，舞姿优雅。此《散乐图》与宋朝元符二年（公元 1099 年）在河南禹县的赵大翁墓出土之乐舞壁画上的舞人扮相几乎无异。

当时的辽上京临潢府到处可见伎艺、教坊的精彩表演，然而辽境内的教坊多数情况下用的是汉人,其着装大多是汉服,舞者穿着窄袖衣裤,散乐百戏者多为短衣，由此可见中原汉族的乐舞在辽朝是很受欢迎的。辽朝乐舞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渤海人那里效仿来的。辖底父子通过马球比赛夺马归国，马球运动可能已由辖底父子从渤海学来并在之后建立的辽国境内广泛传播。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它与辽朝有战有和，且以朝贡的形式维持着两国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就包括两国在乐舞艺术方面的交流。《辽史》载：圣宗统和十二年（公元 994 年）十二月“戊子，高丽进妓乐，却之。”所以，高丽乐舞对辽朝契丹人乐舞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北方大草原具有极为重要的连接东西交通的枢纽作用。这里所载的“器”里面就应包括有西域乐器。再如会同三年（公元 940 年）端午节，辽朝契丹的文武百官和诸国的使臣来称贺，在聚会宴饮之时，契丹皇帝命令回鹘、敦煌二使者作“本国舞”。

经济较繁荣。又如辽南京道“其畜马、牛、豕，其谷黍、稷、稻”亦很多。如此一来，家给人足，衣食无忧，即可使辽朝契丹人的娱乐之意随之增强。

此外，更有极盛的佛教寺院经济，其寺院有大量的寺田，有寺院园林，其内种植着各种蔬菜与水果，景致优美，引人入胜，这也为辽朝人游园观景，夏日乘凉提供了方便之所。 辽朝手工业，是在辽朝畜牧与狩猎业的推动下而发展起来的。

娱乐文化以物质形态保存至今，具体体现在辽朝人之文娱活动形式恰好是通过这些手工业现存遗物中所刻绘内容得以保存下来的。

例如辽代西亚人戏狮纹三彩盘中绘有西亚人戏狮图像，辽代三彩四鱼盆中绘有四条游鱼等等。在这种宽松的政治境况下，辽朝的文娱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在许许多多宋遣辽使者的行程录中能看到辽朝君臣同乐或两国来使巧对诗词的场面，这就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娱乐外交”。

重视文教 辽朝统治者学习中原汉族政权开科取士，致“辽以制科取士,其间跻政府、登膴仕者甚众。”如《辽史》云：太平九年（公元 1029 年）“十一月乙卯朔，……其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一七：试以诗赋，皆赐第。”

辽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极少出现“文字狱”现象。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前,而远出元代之上。” 社会较稳定 社会稳定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国家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

虽然辽朝建国前期与末期，皇室内部成员夺权不断，但是对辽朝下层百姓来说，并未造成很大的冲击。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两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安定局面，加之辽朝军力强大，威慑周边各个民族及南方诸国，或形成宗藩关系、或约为“兄弟”治国、或形成“亲属和亲”关系、或直接吞并使其成为辽朝版图的一部分。

《辽史·太宗纪》载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 ,意请节之。”然而辽太宗却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 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心情与经济能力随时享乐，城内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表演活动，百姓可以感受到触、味、视、嗅立体式的娱乐生活。

胡峤曾随契丹人萧翰来到这里，他所见到的是：“西楼有绫锦诸工作，……伎术、教坊、角牴。” 在此地，各种娱乐形式在各民族间互相展示与传播，进而丰富了辽朝契丹人的娱乐生活内容。

文娱活动改变了辽朝的社会风尚。其中韩昉(公元 1082 年-公元 1149 年）此人擅下棋，并于天庆二年(公元 1112 年)中进士。公元 1122 年 12 月金兵由居庸关南下,不战而得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居于辽南京的辽臣韩昉以及“中国(指中原)儒士”均为金所获,并受重用。此外，宋末元初的《事林广记》古书中刊印着一幅元刻双陆图，此图所绘双陆与辽朝双陆大体相似。

金灭辽后，传承了辽的马球运动。此外，金代在此基础上对辽朝射兔活动又有所创新，出现了骑马投掷铜或铁锤击兔的新形式。而蒙古人则习惯用“布鲁”去打山兔，这与辽朝人用“骨朵”去击兔很相似。

总之，金元两朝继承了辽的射兔娱乐活动并将其发扬光大。 金元两代承袭辽人射柳游艺。如《金史·礼志八》载:“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元代蒙古人的“射柳”活动,据元末熊梦祥在其《析津志辑佚》载可知,其“射柳”方式与辽金时期的“射柳”方式基本相似。

辽代先汤后茶的习惯也影响到了金代。《金史》载:“各就位,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置果殽。茶罢,执笏,近前齐起”。又记:“各赴椅子立，通揖。谨收笏坐，汤酒殽茶并如前”。“投坑伎”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范围的保留着。如山西大同广灵县每逢正月十五均要表演“投坑伎”舞蹈。我们都知道达斡尔族是契丹族的后裔，其狩猎舞蹈《哈肯麦》与《竹马舞》——《银宗娘娘行围狩猎》均是源自于辽朝契丹族的狩猎舞蹈。

辽代有“踏锤”乐舞，北宋王曾出使辽国时，渤海已亡归契丹，因此，这种渤海乐舞已为辽所接受，并流传金、元。辽代袖舞（巾舞），其舞者手持长巾左右交叉回旋舞动，长巾在飘逸之中呈现出张扬之势，显示出意气风发之力度美。这种长袖舞或长巾舞从汉到辽，直至今天仍保留着。叶格戏在金元两代是很流行的，明清以来，叶子戏发展为一百零八张，且用梁山志士来取名。今天东北人也在玩这种叶格子，他们称之为“看麻杆”，是一种博戏游戏。

辽朝契丹人的文娱活动与当时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明的政治体制,良好的文化教育,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繁荣的经济是辽朝契丹人文娱活动开展的强大物质基石，它为辽朝契丹人文娱活动提供了各种娱乐用具。

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方可把诸多的精力与体力投入到无限的文娱活动中去。开明的政治体制，就像一座“桥梁”，它沟通的是辽朝契丹人由不安全到安全的心境，不必担心政局不稳而给自己带来的祸端。最明显的便是辽朝采用“双轨并行”的南北面官制度，让辽朝百姓缓解了互不认同的心态。

宽松的文化环境为辽朝文娱活动提供了发展契机。使其文娱活动的类型多样化，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化，使文娱活动在辽境全面快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