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朝，我国古代走上了下坡路，政治制度更是大踏步的倒退；其中，作为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明朝并未能延续汉唐以来的一些优良政治传统，反而走上了歧路，并为随后清朝开启极端专制黑暗的时代打下了基础。

相对于汉唐，明朝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两个字：复杂。但复杂并不意味着先进，这一特征的初衷是为了权力制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朝为了皇权的稳定，却以牺牲效率、合理为代价，反过来危害了稳定，实属得不偿失。

对此，我们可以分中央制度、地方制度来理解。

秦汉开始，我国古代正式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实行直接管理，相对于过去的封建领主模式，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而从汉到唐宋，中央朝廷的权力分配在大概念上基本是一致的，即有皇室、政府之分，皇权、相权之别。皇帝是国家的唯一元首，但他不直接管理政府事务，对应的职责由政府的首脑——宰相负责。

为什么说大一统王朝是历史的进步？两权分离就是最直观的一点：除了范围极其狭小的皇室可以世袭，管理全国的政府组织彻底摆脱了过去的血缘世袭制、面向各阶层人才开放，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

那么，那时的中央朝廷是怎么运作呢？

以汉朝为例，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员为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管理行政、统领全部文官；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宰相，因此也是副丞相；太尉只管军事，不参与政务。因此，丞相是当之无愧的政府首脑。

丞相之下，设有十三个部门、对应不同的业务领域，即所谓的“十三曹”，帮助他管理全国政务；至于皇帝，则只有“六尚”为自己服务，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它们的职责仅从名字就可以猜测，仅有尚书与文字相关。

由上可见，皇帝是国家首脑，有权决定大政方针，但丞相才是具体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是皇帝的副手。当然了，皇帝要是对其不满意，自然可以撤职、更换。遇上大事，皇帝、丞相连同其他重臣一起开会讨论决定，然后交付具体部门执行，这就是那时的中央权力运作模式。

自东汉直到魏晋，尚书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了事实上的丞相，即皇帝用自己的私臣取代政府的宰相，负责处理国家事务，但同样不是皇帝亲自负责行政管理。

直到隋唐，宰相才再度获得管理征服的权力，不过此时的相权已由具体一个人分散到多个人，以降低对皇权的威胁，这就是群相制（也就是后世理解的委员会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等同于宰相（后来尚书省长官不在此列），他们都是三品官，故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成了丞相的代名词。

即使贵为皇帝，他的命令也需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在政事堂开会讨论，加盖了“中书门下之印”后才能送尚书省、由六部对应的一支执行，否则就不合法；而皇帝的命令本身，也是由中书省负责草拟的。

由上可见，汉唐并非我们理解的“封建专制”，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并非可以为所欲为，国家的运行需按照规则、由对应的“职业经理人”负责，由此可以集思广益、避免过度的个人意志给国家带来危害；即使个别皇帝素质不足，国家运作也不至于受到大的影响，这就是分权的好处。

但明朝改变了这一持续千年的传统。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借着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一职，并且作为祖训留给子孙后代，从此中国的王朝再也没有宰相、丞相这一岗位。

明朝的中央组织是这种架构：宋代的宰相只是中书省长官，明朝则将其废除，只保留了中书舍人，作为一个仅有七品、类似于文书的小官。具体干活的同样是尚书省六部，但此时的尚书省已经没了统一的领导，而是由六部的头儿直接对接皇帝，这就是“六部尚书”。

在此之外，还有负责监察的督察院，负责公文出纳的通政司，负责处理上诉的大理院。刑部尚书、督察院、大理院并称三法司，都是司法机关。

以上尚书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院合称九卿，上面的直接领导就是皇帝，跳过了汉唐时的宰相一层。

这种改变，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人具备大小事务一把抓的能力与精力，即使是朱元璋，也要设置五品的内阁学士来当自己的秘书；后来的子孙比不上老朱，于是渐渐提高内阁的权力；为了提高他们的话语权，时常采取由六部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的办法。

然而，虽然内阁权力提高，但他们仍然比不上过去的宰相。即使贵为内阁首辅，也只具备在纸条上写意见、附在奏章上递给皇帝的待遇；而对奏章进行批示、决定国家事务的关键一步，则由皇帝通过红笔轻轻一批、方能实现。通过这种运作逻辑，明朝破天荒地实现了系统性、制度性的皇帝专制。

更糟糕的是，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个人能力越来越差，连批红这种工作也觉得难以胜任，便把这份工作赋予了身边的太监代为处理。这就意味着，宦官成了事实上的皇帝，这就是明朝阉党之祸屡屡爆发、愈演愈烈的制度性原因，几乎无法根除。

汉代的地方架构很简单，分为郡、县两级。大体而言，汉代有一百多个郡，每个郡管理一二十个县；郡长官为太守，地位和朝廷里的九卿一模一样，待遇二千石。因此，九卿被称中二千石，太守为外二千石；九卿可以外调为太守，太守也能进京当九卿，他们之间地位完全一样，没有京官高人一等的概念。只要表现得好，九卿、太守都能升为三公。

除了平调之外，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一般通过刺史来实现，也就是外派到地方巡查、待遇仅有六百石的专员。全国一共分为13个区，每个区派一个刺史；刺史的职权受到高度限制，不能超出《刺史六条》规定的范围。同时，刺史归御史丞管理，他们的工作成果上报给御史中丞、再汇总到丞相那里，实际上起到了替丞相监察地方的职能。

唐代政府组织有所区别。最低一级是县，往上是等同于汉郡的“州”；而州长官的名称是“刺史”，但职能跟太守没啥区别。同时，在数量上，唐代的州县远远多于汉代郡县，其初衷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力，避免形成某个郡太强、以至于尾大不掉的局面。

而唐朝与汉代相比，地方巡查制度有所退步。汉代的刺史，只是纯粹的巡查，不能管理地方；唐代的监察使、观察使经常停住地方，变成了事实上的地方长官，凌驾在州刺史之上，代表着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与干预。后来，观察使权力扩大，获得全权节度某一个区域的法定职能，由此被称“节度使”，久而久之，形成了藩镇。

由上可见，虽然唐代的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掌控，但地方总体而言仍具备较大自主权。因此，汉唐的强大，不仅在于中央强大，地方也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汉唐即使中央崩溃，但依靠强力的地方，仍能保持正常运作；尤其是唐朝，自安史之乱起，长安屡遭摧残、天子数次外逃、半壁江山沦陷，但依靠实力强劲的地方，仍能顽强支撑百年之久。

明朝则与汉唐不同。其地方行政分为四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县、府/州、分司、省，而且关系相当复杂。

所谓的省，正式名称是“承宣布政使司”，共有13个，是元朝“行中书省”的变形，也就是中央派到地方、代为管理的长官；它的存在，体现了中央朝廷对地方的不信任，不让它具备自我管理权。

承宣布政使主管地方行政，提刑按察使与其评级、主管司法，还有个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他们合成“三司”。而承宣布政使下面还有参政、参议等官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这些人到地方，就是“分司”；分司数量庞大，每个省都有十好几个。

这么一来，明朝地方政府就变成了四级，但只有最低级的县官才是做具体事的，往上三级都是管理官员的，导致许多县官为了应付各级领导而疲于奔命、地方被层层中央官员紧盯，干活的人少、搞事的人多，明代地方的独立性与汉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到了明末，随着北京被攻破，诺大的国土分崩离析，被区区几十万人所征服，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并且，明朝虽然强化了君权，但好歹是士大夫治国，政治上仍保留了开会讨论的传统；中央虽严密管控地方，但不至于走到防备、奴役的地步。随着清朝的建立，明朝的政治架构被进一步扭曲、强化，由此形成了一个空前专制的君主独裁王朝，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车。更惨的是，同期的西方却处在爆炸式的增长期，此消彼长，百年浩劫随之而来，可谓历史发展的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