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祐（1199-1257），字伯祥，宁晋荆里庄人，荆氏雕版印刷传人。少年便子承父业，经营荆氏书坊，从事雕版印刷。他经营有方，历经战乱，又将荆氏书坊发展成为河朔第一家；其子荆幼纪，一名玩恒，号蔗斋，元代初年任兴文署校理，官至淮东道提刑按察使、辽东廉访使。

在金元时期宁晋县荆里庄，以荆氏书坊而远近闻名。荆氏书坊雕刻的木版很精致，印出的书籍很受人们欢迎，所印书籍遍及黄河以北的地区。如今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书，一部是蔡松年的《萧闲老人明秀集》，一部则是韩道昭的《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这两部书都是宁晋县荆氏书坊刻印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堪称国宝。

荆氏书坊，前身是制陶的作坊。荆祐先人烧制的陶器，质好价廉，很受附近乡邻喜爱。家庭也靠着制作陶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从祖辈开始，就听说了雕版印刷书籍事。先辈想：烧制陶器供一乡人使用，虽然既能方便乡亲的生活，又能使自己家庭富裕，但那只是供一个器具而已。印书就不一样了，印出的书籍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人受到教育，培养的是人的精神。再说，印了书，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会受益。于是，就把制陶作坊改为雕版印刷了。

荆氏坚守制陶时做法，既做就做质量最好的，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因此他家雕刻的木版很精致，印出的书籍大受人们欢迎。不到二十年，他家印出的书籍遍及北方。随着荆氏印刷的书籍出售，五经四书也在北方流传起来。这家作坊一直传到荆祐这一代。

他的后人荆祐，字伯祥，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四年（1199）生，还不到成年，父亲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就成为荆氏书坊的主人，他也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立志不仅要继续把书坊经营好，还要做出超出前人的成绩来。

可惜的是，金元争战不久打到了家门口。金贞祐年间（1213-1216），蒙古骑兵大举伐金，他们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大规模屠杀和掠夺。荆氏书坊被迫停业。

在准备躲避战争灾难时，这位荆氏的优秀后代，就为战后荆氏书坊的再开业做了准备。这些年来所印的书几乎都是善本，哪一种的书版也都是精雕细刻的，质量上乘。自己要躲避战祸，却又带不走这些雕版。都藏起来简直是不可能。他想，“五经”，是国家治理、个人修养必备的重要典籍；《泰和律义》，是一部法典，是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广韵是识字读书的基础。一旦印刷的这些书籍人们得到了，就可以使人如瞽[gǔ]者复明、迷路的人找到要走的道路那样，既使自己得到修养，还可以用来济世，那好处可是太大了，这三部书的书版必须留下。把“五经”、《泰和律义》《广韵》这三套书的书版埋藏好后，他才带着一家老少避难他乡。

那次战火简直就是一场浩劫，蒙古军所到之处，绝大部分城镇都被焚毁。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战乱之后，荆祐回到家中，寻找书版。虽当时细心掩藏，却遭盗掘，书版已经残缺不全。荆祐赶紧补刻书版，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荆氏书坊又开始印书了。

荆祐雕版印刷重新开张后，经过辛苦经营，获得了不少利润。荆祐不是一个守财奴，他能获得财富，更会使用财富，尤其是在助人方面。有一个叫王壹的人，被捉进了监狱，吏想挟私报复，欲置之死地。荆祐得知是冤案，拿出很多钱财，救他出狱。当王壹来道谢时，他却避而不见，说，我做这点小事，并不是想让他有什么回报，只是不想让他被诬陷，死于无辜罢了。

他还收留了一位瞎婆当作乳娘收养。有一个书贩，欠下他的书钱，还不起，要以女为奴偿还。他毅然拒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仗义疏财的生意人。元宪宗七年（1257）秋季，他病了，给儿子荆元纲说：“你大伯、叔叔还没有安葬，你要替我把这件事做好。”不久就去世了。

荆氏印刷不仅仅施惠与人，他的子孙也从中得到了好处。荆祐常以自已自小失学感到遗憾，等他的孩子们长大后，经常严格要求，督促他们读书学习。他说：“我到了这样的岁数，再想面墙读书已经读不成了。你们可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再说咱家就印刷这些书籍，足以供你们学习。人家都到咱家买书学习，你们现放着这么多书不读，会被人家笑话的。况且，先辈改作印刷书籍，不正是希望后代能读上书吗？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在他的教育下，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长子名国器，元太宗十年（1238）考中宏词科；三子名国用，虽科举榜上无名，但很有文采，擅长写文章；不幸的是这弟兄俩都英年早逝。老二叫元纲，从小就像是个小大人，荆祐曾给他的亲属们说，这孩子以后是继承我家家业的人，荆家的印刷就靠他传承了。正如荆祐说的，荆元纲以后成了荆家的当家人。老四叫荆幼纪，又名玩恒，号蔗斋，他是荆家的荣耀。

荆幼纪这位荆家的少子，年轻时曾到封龙山跟随金元之际的数学家、文学家、诗人李治学习。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进入元京城，在中书左丞张文谦家塾中教书，也借此读到了好多前所未见的书籍。一年后，张文谦把他推荐给秘书监的焦养直，做了兴文署的校理。接着曾在符宝局、典瑞监任职。典瑞监是掌管符玺的机构，掌管着兵符和国君的印鉴，这样的机构必须由忠诚清廉、办事谨慎细密的文臣担任。所以荆幼纪在典瑞监任上一干就是十三年。后来升为淮东道提刑按察使、辽东廉访使。

荆幼纪在任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官员。在淮东按察使位上曾上疏忽必烈：“曩者，奸臣恃势作威，烈于猛火，众莫敢言。近侍彻理不避雷霆之威，昧死论列，竟使伏辜。某与彻理同为从官，第知其进止有常，取予不苟。至是又知其敢言也。今彻理列官闽省，独俾一方，受其利益。宜置朝廷，朝夕献纳，赞成天下之务，其为利益，不亦溥哉。”这是一道要求忽必烈重新启用彻理的奏章。其背景是这样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桑哥相，引用党羽，钩考天下钱粮，民不胜其苦，自裁及死狱者以百数，中外骚动。廷臣顾忌，皆莫敢言。

彻里就在忽必烈前，陈述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的事实，辞语特别激烈。因此，激怒了忽必烈，认为他诋毁大臣，有失礼体，命令左右扇他的脸。彻里辩驳说：“我与桑哥无仇，之所以历数他的罪行而不顾自我安危，是因为我是从国家利益着想的。如果我怕惹怒圣上而不再言语，奸臣怎么可以除掉，百姓的祸害怎么去除呢？再说，这样您还要披上一个拒谏的坏名声，我哪里会害怕呢？”就是这样一个铮臣，却被贬谪到福建，任地方官。从这里可以看出朝廷对彻理的态度。荆幼纪出于公心，没有考虑会不会受到忽必烈的谴责，极力推荐彻理。从中也能看出这位按察使敢批逆鳞的勇气。

选自《宁晋历史名人》此篇作者： 师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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