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仪与礼逐渐发生了分离，礼在政事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从贵族僭越层面上讲的“礼崩乐坏”，只是礼在春秋时期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春秋精英们对礼的作用有深刻认识。

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礼，甚至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些贵族将礼作为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甚至将其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念；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他们重礼更多地是由于其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段玉裁注曰：“履，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丰者行礼之器。”

从许说和段注来看，礼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依凭、遵循之意；一是与祭祀事神活动相关。可见，礼最初应指人们遵循一定的原则规范进行祭祀活动，以获取神的福佑。后来礼的内容有了广泛的延伸，各种典章制度、规范准则、仪节习俗都被纳入其中。

对于周礼，有学者指出：“周礼是周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它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详细地反映了社会成员相互之间、成员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准则，在权力和义务方面的统一性、平等性和对所有成员共同的约束性是它的基本原则。”

这里论述的还是氏族社会阶段的礼，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礼的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二是礼的原则对其成员的统一性和平等性。武王克殷后，周族势力扩大到华夏地区的各个诸侯国，原本为西方“小邦周”的统治者一跃成为“诸侯之君”。

如何对如此辽阔的地域进行有效的统治，是周初统治者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此时周公“制礼作乐”便应运而生。《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其中“异”以及由此引出的“敬”，实则突出了周礼以“尊尊”为核心的本质特征。

与氏族社会阶段相比，武王克殷后的周礼呈现了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完成了统一性向差异性的转化。而与礼相关联的乐，统治者将它和礼一起提升至国政的高度后，也就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因为既然“礼义立，则贵贱等”，已经明确了各级贵族间的尊卑差别，也需要“乐文同，则上下和”，用音乐激起人们的共鸣情绪，从而使人与人间相互亲附和谐。清人孙希旦在解释周公颁行的这些措施时说：“愚谓制礼以定民志，作乐以和民心，颁度量以一民俗，故天下之服由此也。”

作为贵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等级规范，礼有相当精细和严明的规定。在同类礼制中，往往通过数量、材质、颜色等的等差或变化来体现各级贵族的尊卑贵贱。在“礼无所逆”的原则下，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可谓是其最理想的效果。

哪怕到了已为各级贵族僭越风气所浸润的春秋时代，违礼乃至不太符合礼制的行为还是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如僖公十一年，周襄王赐晋惠公以命圭时，“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

仅仅因为晋惠公的仪节不太符合礼，内史过就断言他将绝无后。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断言未免太过分甚至离谱，却也正说明了在春秋精英眼里，贵族阶层遵礼守礼对其自身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春秋中后期，礼制还呈现出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便是仪与礼逐渐发生了分离。

正如上节仪与礼分离所显示的，春秋人很清楚地注意到了“礼之本末”问题。实际上春秋精英们对礼有深刻的认识，这充分体现在对礼作用的认识上。

春秋人认为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首先是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法宝。经过自身努力成为鲁国“肉食者”的曹刿指出国君一定要知礼。君主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礼制的规定，这样才能给其他贵族阶层和普通百姓做出表率，使之安定有序，从而经营治理好国家。

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也是这种看法的典型表述。 春秋人频繁强调礼在治国上的重要作用，堪称不厌其烦。在春秋人看来，礼还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治国理民，其内容实际上非常广泛，所表现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又完全不容置疑。

作为一名极具政治经验和成就的政治家，子产将礼视作天经地义的事情，认为人们守礼也是理所当然。从这些方面来看，礼在那个时代的重要价值的确值得我们去悉心审视。

子太叔认为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酸、咸、辛、苦、甘）、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声（宫、商、角、徵、羽）等天地万物的运行都有其既定的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使人伤性。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天地万物都要被纳入礼的范围。人们遵守礼的各种规范，也就相当于“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因而就可以达到“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的目的。可见在春秋人眼里，礼制的覆盖范围之广，实在无以复加；礼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也无可替代。

我们常说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从当时各级贵族对礼制的僭越情形来看，这大致是不错的。然而，这只是礼在春秋时期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春秋人实际上非常重视礼，顾炎武就曾敏锐地注意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

诚然，春秋时期有很多贵族对礼的僭越很感兴趣，当时的僭越事件也层出不穷。“礼者为异”，贵族们享受礼制等级的差别，正显示了他们之间尊卑的等差。显然，春秋时期部分贵族出于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不满，想通过僭越的方式获取更高的等级地位或满足这种心理。

然而，僭越事件的频繁发生，并不代表对礼的任意抛弃。相反，春秋人依然非常重视礼，甚至认为“礼以庇身”，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保障。春秋末年鲁国孟僖子的事迹就是一个显例，孟僖子为鲁国仲孙氏大宗，身份非常高贵，地位也较稳固。

即便如此，他仍坚信“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认为自己对礼掌握得还不够，于是“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对礼可谓孜孜以求，让人为之动容。临死时，他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跟随孔子学礼，以便能够“定其位”。因为在他看来，礼是安身立命之本，知礼然后才能安其位。

相反，如果有人无礼，就会被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甚至身死族灭都在情理之中。如成公十五年，楚国打算攻打郑、卫两国，这时楚国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子囊认为“新与晋盟而背之”，这样做很不妥当。

子反却认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将现实利益摆在最前面。申叔时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断定子反“必不免”，理由便是“信礼之亡，欲免，乎”。

昭公元年，晋国的叔向向郑国的行人挥（子羽）询问子皙的情况，后者回答说：“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认为子皙无礼而喜好凌驾于他人之上，又依仗其富足轻贱长上，因此不能久安。再如昭公二十五年，宋国的乐大心会见鲁国的叔孙婼时，“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后者认为，乐大心在外国人面前卑贱本国大夫、轻视自身宗族是不自尊重的表现，因而判定他“无礼，必亡”。

对于卿大夫而言，守礼可以是安身立命、保族宜家的重要保障。而在诸侯国间的交往中，礼制有时也发挥了很好的准则作用。尤其对于相对弱小的国家来说，秉持周礼更是一种对外斗争的重要武器，有时还能为自己带来福运。

闵公元年，鲁国正经历着庆父之乱，国内政治很不稳定。齐、鲁原本皆为春秋初期的强国，但到闵公时期，齐桓公已经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国力强盛；而鲁国却逐渐转衰，而且迁延日久的庆父之乱尚未平息，国政之衰可想而知。如果当时鲁国不守礼，其后果还真的很难预料。

对于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郑国而言，秉持周礼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君臣前往楚国朝聘。路过郑国时，郑国接待他们的各项外交礼节都非常到位。

这事得到了北宫文子由衷的称赞，认为郑国“有礼”，是郑国的“数世之福”，也不会遭到大国的讨伐。他还进一步援引《诗经》中因苦热用洗浴而能洁净身体的例子，来比喻为政以礼使国家没有祸患，充分肯定了礼之于国的重要作用。

昭公十三年，晋国作为盟主径自规定了各诸侯国的贡献等级，而子产则根据周制“自日中以争，至于昏”。子产的据理力争最终使晋人屈服，从而减轻了郑国的贡赋负担。

后来孔子评价此事说：“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合诸侯，艺贡事，礼也。”认为子产制定了对霸主贡献的极限，防止其贪求无厌，是足以为国之根基的。

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起到郑国聘问。孔张不太懂礼节，一再站错了位置，引起了晋国人的嘲笑。事后，郑国大夫富子劝谏子产，认为孔张失位，是郑国的耻辱。因为郑国相对于晋国是小国，通常相交以礼而不出差错，尚且容易受其鄙夷和侵凌，而今主动失礼，就更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地位。

“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确实是小国与大国交往中微妙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小国而言，礼尤其是不可或缺的。可见，无论是停留在保族层面上的卿大夫，还是上升到了保国层面的卿大夫和国君，礼在他们心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作为维护统治阶层等级制度的原则规范，周礼涉及到祭祀、丧葬、朝聘、会盟、征伐、巡狩、馈赠、饮宴、婚娶等贵族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春秋中后期周礼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春秋人仍然非常重视礼。

除一部分贵族对礼的僭越感兴趣、以获取更高的等级地位或满足这种心理外，一些精英贵族仍将礼作为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甚至将其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念，而绝不会做出违反礼制的行为。

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他们尊礼是由于意识到礼的重要作用，他们或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保族宜家的重要保障，或将其视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武器。从这些方面来看，礼在春秋时期确实呈现出了独特的形态特点。客观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认识整个春秋时代无疑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