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建十三年（581年）杨坚建国，到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代前后仅存在了三十七年。若从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二十九年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隋代统治虽极为短暂，但其新创了许多制度，再度统一了全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隋之国富历来为史家所津津乐道，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所说“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此外《隋书・食货志》也载：“开皇三年，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还有《贞观政要》中也记载到：“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从这些史料中可以想象当时国富财丰的景象。隋代之富国被史家如此推崇，其因值得深思。

（一）户口的猛增

从北魏中期到隋炀帝时，约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户数约增加了80％；以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和建武元年（494年）两年人口为例 ，南北朝最盛时人口约24685501，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时人口为46019956，与南北朝时相比人口约翻了一番；与晋朝统一时相比，隋炀帝时户数和人口约是其四倍和三倍。这些具体的数据表明有隋一代人口增长是如此之快。在封建社会，政府对生育基本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能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人口的增长离不开粮食和布匹的增加，而在封建社会粮食和布匹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二）耕地的增加

人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地的增多，在封建经济时代土地面积的大小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隋代时耕地面积大为增加，杨广率军灭陈使隋的疆域大增，同时耕地面积也大大增加。此时南方土地经过从三国到南北朝几百年的经营和培育，已经变成了高质量的熟土、高产土。隋炀帝即位后经略西域，率兵击败吐谷浑，在河西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扩充疆域，增加耕地。

此外大量的荒地也被开垦，垦田的面积也大大增加，史载：“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顷。”开皇十年（590年）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开皇九年（589年）全国耕地面积近两亿亩，到大业五年（609年）增至五亿多亩。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耕地的大为增加充分说明了隋代经济繁荣的盛况，同时这两点也是造就隋代国富的原因之一。

（三）仓库的充盈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隋炀帝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他并未夸大其词，的确隋代仓库之充盈令人诧异。史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1971年在洛阳发现的筑于大业初年的含嘉仓，在探出的259个粮窖中大的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可储粮数千石。由此可见不仅各地的国仓充盈，就连赈济的义仓也不例外。“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之平原上，巩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可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余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若回洛仓每窖亦以八千石算，则两仓储粮约两千六百多石。

洛口仓‍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击破洛口仓，开仓任人民携取积粟，老弱来者，几天几夜仍不绝于路，由此也足见其仓储粮之多。此外长安、洛阳和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开皇九年（589年）在南陈被平之后“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石。”从此次赏赐中亦见大隋布帛之多。

（四）兴修大型工程

隋王朝虽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几年里隋王朝完成几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工程。第一个工程是营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新都城，在当时堪称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修建这样一个世界罕见的大都城，没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个工程是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继承父业，从大业元年（605年）到大业六年（610年）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连通了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像这样的工程，放在今天用大型机械来完成，其耗资都是惊人的，更何况是在那个以人力为主的时代。这也在侧面反映出隋代之财力极强。

第三个工程是修筑驰道。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无法想象古人修驰道的情况，但从现代高速公路的修筑中也可以看出工程的浩大，当然其耗资也是非常惊人的。此外隋炀帝营建江都，修造承载两万人之多的超大型龙舟也是隋代国富的表现。

杨广

（五）战争巡游不断

战争的进行和胜利是以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的，而巡游本身则是彰显国家财力的具体表现。隋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泽”，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兵远征林邑，大业五年（609年）他又亲征吐谷浑，经略西域，到大业八年（612年）炀帝以百余万兵力大举进攻高丽，后虽因种种原因失败，但是也可从其规模上看到隋王朝的富足和强大。

年轻有为的隋炀帝在即位后为巩固政权的稳定，进而大张国威，基本上连年出巡，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从大业三年（607年）至大业十二年（616年）大都在外巡游，通记居京之日，不足一年。在此且不论战争正义与否，巡游对错与否，仅需明白：要是没有繁荣的经济作为后盾，那么取得战争的胜利，彰显国威是不可能的。除以上几点主要的史实外，隋代商业的繁荣，手工技术的先进都可以映射出大隋的强大和富有。

关于隋代为何富足，从古至今许多史家都有其各自的观点，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杜佑在《通典・食货七》中说：“高颎睹流沉之病，建输籍之法……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一）隋代之国富是继承前代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说：“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的确如此，上一代经济的好坏对其下一代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前提和基础的作用。隋代的国富就是在北朝和南朝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的。

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期，但到了北朝中期以后，北方的经济开始恢复和繁荣起来。北朝历代政府对发展农业经济很重视，永明三年北（485年）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男子每人还可受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田；不宜栽桑的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均田制以官荒田受给无田的农民，保证休耕制的实施，并且规定了桑田的私有，对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均田制的实施，耕地的面积大量增加，劳动者被固定在土地上，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这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都得到了继承。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开始增长，北魏太和年间户数达到五百余万户。在耕地和人口增加的同时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耕细作在北朝时已经普遍推行，并能按照季节和湿度的不同分别深耕和浅耕。绿肥法、踏粪法已到处运用，轮作和套作法已经逐渐代替以前落后的休耕法。在种子的处理上已采用催发法、育苗法，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来提高复种次数。水利事业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面镜子，北朝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效率之高，获利之深并不亚于汉隋。

北朝时水渠“广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余里，溉官私田万余顷，旬日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的成实……公私获其利。”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也能充分说明北朝农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北方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滋润与经营后，呈现出一片丰裕景象。北魏永兴中，“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文帝大统时，“自是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东西魏时，“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隋朝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新的水平上建立起来的。

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前，南朝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江南地区向来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西晋末年，我国西北、东北各族进入内地，中原和关陇地区的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造就了南方人口激增的现象，到南朝末年时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过去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虽经过吴、蜀的开发，但仍是地广人稀，很多地区还是未开辟的处女地，人们仍多使用“火耕水耨”的粗放方式进行生产。到东晋南朝时北方大量的农民流徙到江南，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辕犁，其耜刃宽大，可以深耕，于是“火耕水耨”的粗放方法逐渐被深耕细作所代替，并提高了施肥灌溉等生产技术，生产量因而增加。过去荒凉的地区现在建起了田园和村落。史载“新开塍亩，进垦蒿莱”，就是说明了当时南方的开发。

当时西北、东北各族的南迁被北方人民的斗争所阻挡，加之江南还有长江天险为其做屏障，所以江南地区免受了西北、东北各族铁骑的蹂践。此外江南土地肥沃，气候环境优越，拥有较好的开发前景。辛勤的南朝劳动人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开发，到陈朝灭亡时，江南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点也可以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从江南往中原运输大量的物资得到证明。已经发展起来的南方经济在隋灭掉陈后，对隋朝繁荣与富强起到了推动和补充的作用。

人口的激增既是隋代国富的表现也是国富的原因。隋代人口繁殖的基础是北朝人口，消灭南陈也使隋的人口有很大的发展。隋代的户口有一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北周灭北齐时，有20006880户 ，太建十二年（580年）有3590000户，而太建十三年（581年）有3999604户。从数据上也能看出隋代的户口基本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太建十三年（581年）至祯明三年（589年）的大批括户也主要是北周北齐原有的籍外户口，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东汉“承王莽之余弊，兵戈不戢，饥疫荐臻，率土遗黎，十才一二……三国争强，兵革屡兴，户口减半。”这些情况和隋初是不能相比的。祯明三年（589年）平陈之时获500000户，这对增加隋的编户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后来通过“输籍”之法使大量的南朝籍外户口变成了隋的编户。由以上的论述可知：没有南北朝的发展，也就没有隋代的殷富，这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战事较少

隋代之国富是因为南北朝及北朝杨隋之际大的战事较少。战争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屏障之一，现代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亦更是如此。

南北朝时期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但极大的战事却很少，如果仔细算算，仅有淝水一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与中国的另外一些分裂时代：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相比，南北朝时的人们确实应该感到幸运。春秋时，城濮之战牵扯到七国的人民，邲之战也不例外。“楚晋争霸，战争持续了百余年，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十万魏军被歼灭，秦、赵长平之战四十多万人几乎全被活埋；三国时，曹军在官渡之战中坑杀袁军七万多人，赤壁之战中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重”。

“在东晋一百零二年间，境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北方的战事仅影响到淮河流域，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军事冲突限于长江中游至建康一线，对外的军事征伐虽然也有多次失败，但人口的损失并不太大”。南朝宋、齐、梁、陈间的更替较其他朝代是很温和的，除侯景之乱外，基本上是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

北方的各国间虽战争不断，但是针对全国而言，这些战争一般只会造成当年的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不会有多大的持续影响。北魏的分裂也没有大的战争，只是宫廷政变的结果，没有造成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破坏。北齐、北周也是通过温和事变建立的，且对前朝有较好的继承性。隋代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没有因战争而大量消耗人口。

隋朝形势图

祯明三年（589年）晋王杨广率军平陈也是很轻松，由于陈朝军事极弱，与强大的大隋王朝相比，不能形成对抗的局面。所以隋朝平陈耗时既少，损耗也小，双方的人员伤亡较小。这对与统一后隋朝人口增长，战后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绝对分裂，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绝对分裂是因为北朝、南朝先后都有数个朝代的更替，在一定意义上说，分裂的小王朝内，各项制度的实施较统一王朝效率要高，故经济的发展也快。相对稳定是因为在这个分裂的时代战事较少。尤其是北魏建立后，北朝社会稳定更显得明显。隋朝统一全国后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切是分不开的。

（三）有利的制度和政策

隋朝建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其主要的内容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颁布均田令，推行租调制。早在北魏时期均田令就配合租调制实施过，且一度使北魏迅速强大起来。隋代初期，由于长期战乱，造成土地荒芜，人口流徙。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建十四年（582年）隋文帝颁布诏令，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又每夫给永业田二十亩。受田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单丁及部曲奴婢受田与农民同，但租调只纳丁男之半。”隋初通过均田令和租调制的实施，使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勤恳劳作，安居乐业，促进了隋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赋税也大大增加。

其二是实行输籍定样，开展大索貌阅。隋代人口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该政策起作用的结果。至德元年（583年）“高祖又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以防容隐。于是记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至德三年（585年）“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通过输籍定样之法，避免了地方官任意加税。隋代的貌阅制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成绩较著的一次户口调查，它对于清查隐漏户口，扩大国家编户，实施租调制，增加国家赋税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杨坚

其三是实施轻徭薄赋，开放酒盐之禁。隋开国初规定丁男一床租三石，这比北周五石的标准减了两石，比刘宋七石的标准减了五石。至德元年（583年）调绢由丁男一床纳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陈后“故城之境内，给復十年，除州免其年租赋。”开皇十二年（592年）又诏曰：“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隋文帝即位后除入市之税，“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

北周时规定六十岁停止服徭役，“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北周末年酒盐都是专卖，至德元年（583年）“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通过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纾解民困，休养生息，复苏了社会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隋代统治者的引领作用

隋代统治阶级尤其是高层统治者素质极高，这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皇帝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统治千百万子民的元首与国家最高决策者。皇权独专，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西哲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国家的繁荣昌盛紧紧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

隋文帝是隋代的开国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色皇帝之一。在历代帝王当中，隋文帝的倡行节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还在即位之初，他就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书 ，要求“ 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紧接着在四月份对这份诏书作了进一步补充：“禁杂乐百戏”。这次颁诏并不是在作空洞的宣传，为使节俭诏令在全国真正贯彻，隋文帝首先带头力行节俭，史载他“躬先俭约，以事府帑。“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他“躬节俭、平徭役、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身，小人各安其业。”“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后帝以岁暮晚日登仁寿殿，周望原隰，见宫外磷火弥漫，又闻哭声。令左右观之，报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属年暮，魂魄思归耶？’乃令洒酒宣敕，以咒遣之，自是乃息。”

隋文帝一人崇尚节俭，带动了一朝节俭风气。史载：“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干姜，以布袋贮之，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后进香，复以氈袋，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焉。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

杨坚

不仅自己如此，对孩子的要求隋文帝也是严格至极。大儿子杨勇有次刻意地装饰了一件产自蜀地的铠甲，隋文帝看见后非常不高兴，“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渐，因而诫之曰：‘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他还提倡官吏廉洁奉公，严惩贪污，发现贪污或示意别人行贿，一经查实立即处以死刑。可以说，隋文帝的节俭政治实行得是既广又深，从个人的生活推及子女、官吏的日常规范，又从日常生活扩及国家的政务活动，而且，从时间上来说，隋文帝也是基本上贯彻到底了的，只是到他晚年开始有了些变化，但从整体上来说并不影响他作为领袖的带头作用。开皇之治也是在隋文帝节俭政策下实现的。

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改元大业。大业前期隋代进入了极盛时期。贞观一代名臣魏征云：“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确实，亡国之君未必尽是蠢货，亡国原因亦未必就是皇帝无能。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但其实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治者，其谥号“炀帝”为后来政敌所强加，与其真实情况极为不符。他早年作为远征军的统帅，在平陈战争中初露头角。在旧陈率士皆反时，他作为东南总管筑营江都，在消除南朝对北朝的隔阂与偏见方面取得了成功。隋炀帝是一位眼光极为远大的君主，在全国统一后，他已经意识到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进和南移。于是他在江南新建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都，这对控制南方和发展经济都是有利的。

隋炀帝即位后，决定从长安迁都洛阳，同时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中经江都，南抵余杭的大运河。虽然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使人民蒙受劳役之苦，但这对于控制全国，连通南北经济中心，巩固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隋炀帝虽然最后兵败高句丽城下，但实际上隋炀帝不喜欢打仗，他更愿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巨大财富向西北、北方草原各族以及江南地区示威，“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稳固边防，消除内乱。所以他每次出行都声势浩大，常常随驾士兵五十余万、马匹十余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从“轻徭薄赋”的记载中也能看出隋炀帝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皇帝。此外，杨氏二父子挑选的官员绝大部分也像他们那样的有才，为大隋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的来说，文、炀二帝对隋之国富起到了带头性的作用。

继承前代发展、战事较少、实施合理的制度政策和高素质的统治者是隋代国富财足的主要原因。前两点是其外部原因，后两点是其内部原因，隋之国富就是以外因为基础，内因发挥主要作用的结果。可惜如此富裕的一个王朝存在了短短的三十七就匆匆消失了，究其原因与隋之国富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统治之下，国富并不等于民富。关于隋之国富，各种史书记载不绝，但记载隋之百姓富裕却未见一书。隋之国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行过分聚敛财富政策的结果，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了“国富民穷”之虚假富庶景象。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十分反对国家聚财而主张藏富于民，他在《读通鉴论》中说：“财散则民聚，财聚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民速亡。”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从中也揭示了隋富而速亡的道理——国富民穷，隋代基础很脆弱，一旦动乱，立即崩溃。所以探究隋代国富之因，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出其速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