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再教育中犯的错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当年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句总口号。到了农村，除了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外，也有些具体的教育内容。可在那些接受具体教育过程中，我犯过两个错，至今还很难评估当年这么做值不值得。

第一件事是当年知青到生产队后，要在贫下中农代表陪同下，去认门认户认阶级，就是挨家挨户走一遍，让我们认得哪家是贫农，哪家是富农地主。来到一家孤老头家，这老头前些日子在干活时已见过多次，一眼看去就觉得与众不同。他70多岁，一头白发，一脸银须，坐如钟，站如松，腰板毕挺，下地时扛着锄头像扛枪一样，雄赳赳的，颇有一副军人风度。以前只是不好意思问，这次陪同的大队支部张支委告诉我们，此人叫白明义，是从北京送过来的反革命分子，据说他原本是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北京卫戍旅少将旅长。这个说法真实与否，也一直没有去证实它，只是以后在一个生产队里干活，有时闲聊，发现此人谈吐自然、知识渊博，非等闲之辈。在这穷乡僻壤，能相遇这样的人，自然另眼相看。

有一次发现他好几天没来上工，一打听，说是他病了。下工后，我不由自主地去看他。推门低头走进他低矮的土房时，见他躺在炕上。我问他怎么回事，感觉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感冒了，正在发烧。看他那孤苦伶仃的样子，我借了些钱就给他去看病抓药。后来因为还不上借的钱，在我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同意下，把她给我织的一件毛衣卖了。

从此后，老白头与我关系日益深厚。我常偷偷到他家去，尤其是在夜晚，雨雪天以及猫冬的日子里，两人弄点烧酒对酌或沏壶茶对饮。他对自己的身世，始终讳莫慎言，有时候酒多喝了点，他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他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还告诫我，抽空一定要读书，不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知识总是不会吃亏的。事后他还送了我一套（上下两册）石刻版的《石头记》。这套书，后来我在保康一中工作时，被一位天津知青借走了上册，赖着不还了，下册已成了我书房中的镇宅之宝。

后来我上学去了。走时只是与他作了一个简单的道别，当我再次到集体户来串门时，问起他来，说是被他的儿女接回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