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dyrel
转自:Sociology理论志
在祛魅世界中,犹太巫术如何继续存在
编辑荐语:
以色列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在一个西方化的现代社会中,护身符为何能对选举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犹太人的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其巫术信仰和习俗的消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对古往今来犹太巫术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
摘要:
犹太巫术在当今以色列人的生活中仍保有其重要地位,尽管人们大多认为现代世界已经完成了祛魅(disenchantment)。为了解犹太巫术是如何从古典时代(Antiquity)和中世纪(Middle Ages)一直留存到现在的,本文对犹太巫术的脉络进行了考察。文章从目前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社群开始,在这里 “实践卡巴拉”(Practical Kabbalah)等犹太巫术书目得以印刷并大量生产。另外,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对巫术传统(Magical tradition)的公开宣战也造成了许多犹太巫术文本和实践行为的转变和边缘化,但仍不能完全根除它们的影响。当来自不同社群的犹太人们最终汇合,特别在犹太国家建立前后,那些欧裔犹太人试图祛魅他们的“东方”(Oriental)盟友,但这一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随着后现代文化敏感性(Postmodern cultural sensitivities)和新纪元运动(New Age religiosities)的兴起,此类尝试也大多被放弃了,而犹太巫术传统现在比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创始人想象得更加引人注目。最后,本文认为现代性并没有导致犹太人对世界认知的祛魅,同时也认为其他巫术传统也可能如此,而西方神秘主义史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些传统的历史。
作者简介:
Gideon Bohak, 特拉维夫大学犹太哲学和宗教研究教授
文献来源:
Bohak, Gideon. "How Jewish magic survived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Aries-Journal for the Studyof Western Esotericism,19 (2019): 7-37.DOI: 10.1163/15700593-01901002
本文作者:Gideon Bohak
引言:一个选举中的插曲
在 1996 年 5 月的以色列议会(Knesset)选举中,塞法迪正统犹太党(Sephardic Orthodox Jews),即沙斯(Shas)党,通过向选民分发拉比伊扎克-卡杜里(Yitzhak Kaduri)头像的护身符,并由当时被称为“最年长的卡巴拉学者”的拉比(Rabbi)为此加持,试图获取选民的支持。这些护身符受到了潜在选民的追捧,但最终因违反以色列法律而被禁止。今天,以色列关于所有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的法律规定,“凡以宣誓(adjuration)、诅咒、逐出教会、解除誓言、许诺给予祝福或给予护身符等方式,诱使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给一般候选人或特定候选人名单者”,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或巨额罚款。在这方面,“护身符”包括在部分公众眼中有能力使其受益或受损的任何物品。尽管有法律规定,但自 1996 年以来,分发护身符作为招募支持者和确保选票的方式仍然在议会和市政选举中频繁出现。护身符在以色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些具有攻击性的巫术符文也会被使用。
然而,以色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在一个西方化的现代社会中,批量生产的护身符为何能对选举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犹太人的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其巫术信仰和习俗的消亡?
古代和中世纪的犹太巫术简述
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在使用和施展巫术,但直到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我们才能得以真正追溯到犹太巫术的发展历程。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犹太巫术文本和实践记录被发现,目的是通过利用神秘力量(Occult),特别是天使和恶魔的力量来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而这些力量并不是犹太教宗教法(halakhah)所规定的犹太教习俗的组成部分。神秘主义仪式、护身符制造或使用各种占卜手段实行的技术从未被完全纳入主流犹太教中,无论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何变化,但也从未真正受到制裁。更令人惊讶的是,出于攻击性目的而使用类似的仪式技巧,包括伤害或杀害他人,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裁决。当中世纪和现代的拉比们被要求澄清《圣经》中禁止犹太人使用巫术的规定时,他们的反对主要集中在那些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做法上,比如向恶魔献香或制作形象化的护身符。一些犹太领袖,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1204),强烈反对使用神秘力量的非传统仪式,但遭到了许多拉比的激烈反对,并且大多数巫术练习者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犹太巫术传统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巫师的仪式,甚至这些巫师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何一部犹太巫术史都必须勾勒出这些历史变迁。但犹太社会整体结构中的魔法实践的位置,在第二圣殿时期(the Second Temple period,指的是自公元前530-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存在的时间,犹太教内几大派别,例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该时期以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告终)、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和中世纪,保持相对稳定,因为它稳固地建立在三个支柱上。首先,绝大多数犹太人相信天使、恶魔和各种神秘力量的存在(尤其是口头和书面文字的力量),因此也相信巫术作为改变周围世界的一种手段的可行性。其次,尽管规范的犹太教总是提供许多接近神灵的方法,从而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但它从未关闭使用其他非规范方法的大门。第三,对此类服务的需求总是由“上帝之人”(Men of God)来满足,他们被称为虔诚派(hasidim)、圣名大师(Baalei Shem)、“实践卡巴拉” 学者、特别正直的人(tsaddikim)或普通拉比。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的活动广而告之,如16 世纪以来驱除寄生鬼(dybbuk-ghosts)的拉比和卡巴拉学者。证据还包括关于犹太巫术活动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通常包括 “外来者” 的报告,即那些虽然没有施展巫术,但非常清楚巫术的存在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包括大量 “内部人员” 资料,即实践者自己制作的手稿和其他文本。这些资料既包括手册和巫术配方书,也包括 一些“成品”(finished products):即在特定情况下为特定个人准备的护身符、诅咒和其他文本。正是这些手册和 “成品” ——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有成千上万本——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犹太巫术传统的最佳切入点。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手稿和文本,我们可以追溯到犹太巫术传统的历史发展,包括其在现代的转变。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种转变。
犹太巫术书籍的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对知识的呈现、获取和传播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犹太巫术文本的情况下,新技术使得两种类型的犹太巫术文本印刷成为可能,即巫术配方书和“成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赛古洛特书(segullot,字面意思是各种物质的隐秘属性,但更广泛地说,是流行的医疗和巫术疗法与配方书),这些书传承了曾经在巫术手册和“实践卡巴拉”中传授的许多知识。这些书首次在16世纪印刷,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变得更加流行,尤其是在首次印刷于1701年的《拉齐尔书》(Sefer Raziel)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该书至今仍在印刷。1551/2年在萨比奥内塔印刷的《诗篇用途》(Shimmush Tehillim),是一本匿名书籍的印刷副本,可以追溯到晚期古代,此前曾用犹太巴勒斯坦阿拉姆语(原创作语言)、希伯来语和犹太阿拉伯语(即用希伯来字母写成的阿拉伯语)的许多手稿传播。印刷版以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混合编写,告诉读者如何使用150篇诗篇实现各种目的,例如防止妇女流产(第1篇)、在海上逃生和缓解头痛(第2篇)、在所有事情上取得成功并祈求怜悯(第4篇)等等。它还包含更具侵略性的配方,用于向敌人复仇(第54和第55篇)、强迫逃跑的奴隶返回(第124篇)等等。因此,它提供了一套简单的秘方,任何读者都可以用于各种可能的巫术或医学目的。另一方面,像1594/5年在威尼斯印刷的《正直的秘密》(Sod Yesharim)这样的书就大不相同了。这本书提供了一百个餐桌技巧、医疗配方和实用建议的文艺复兴大杂烩,随后还有五十个谜语。第一部分包括制造让看到它的人入睡的蜡烛的配方(第6号)、画乌鸦的图像并使其啼鸣的方法(第11号)、让男孩的牙齿无痛长出(第16号)、驱赶家里的跳蚤(第23号)、使红玫瑰变白(第27号)等等。与《诗篇用途》这本全能的普通人用书不同,《正直的秘密》明显是为富裕阶层准备的,希望在下次聚会上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最早在1648年于阿姆斯特丹印刷的《安息之约书》(Sefer Berit Menuhah)则是一本卡巴拉书籍,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秘传宇宙观,其神秘和巫术意味不断被阐述。特别突出的是强大的圣名,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文本甚至提供了一篇长篇祈祷文(第29b–31a页),强调使用者是在恐惧和颤抖中祈求上帝的帮助,而不是为了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这些强大的名字或上帝。
除了这三本非常不同的书籍,我们另外简要提一下最著名的犹太巫术书籍,《拉齐尔书》,这书由几个不同的文本单元组成,从关于书籍起源的故事到复杂的巫术配方,再到详细的宇宙和天文描述,以及对神圣名称的推测,再到为不同目的提供的许多巫术配方。这本书还坚称“即使没有获得学习它的资格,但只要将它珍藏在家中的金银中,就一定不会遭受火灾或被毁灭”(第2a页),并且“这本书所在的房子不会遭受火灾、损坏或损失”(第40a页),从而这本书变成了护身符,也成为其持久流行的一个原因。犹太巫术印刷书籍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从18世纪开始,一种常见的阅读模式是根据它们的目的安排不同的秘方,要么将整本书都专门用于单一目的的秘方,要么将它们按主题和字母顺序排列,这样做使书籍更易于使用,目录和索引的添加进一步促进了它们的实际利用,即使是没有卡巴拉或巫术背景的读者也能轻松使用。犹太巫术印刷书籍的泛滥对犹太巫术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影响方面,巫术配方书籍的印刷意味着一些书籍的所有者不再需要“大师”的专业建议。这种转变并没有逃脱卡巴拉学者的注意,他们经常抱怨这种秘传知识不应该公开发行给大众,并且印刷圣名相当于亵渎它们。但其他卡巴拉学者显然有不同的看待事物方式,并利用“实用卡巴拉”的知识,从掌握的手稿中不断出版书籍。我们必须注意到,书籍的发行显然对犹太巫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不再需要卡巴拉学者阐述神意。他们的好生意也被替代了——比如量产新生儿护身符,印刷数量成千上万,价格非常便宜。
更为严重的破坏
基督教世界发生的祛魅这一历史进程对欧洲犹太巫术的生命力危害巨大。在一些犹太社区,最著名的是在柏林,18世纪已经出现了吸收启蒙思想的犹太知识分子团体,并将他们的新思想称为“哈斯卡拉”(Haskalah)。与基督教世界一样,这一新意识形态的标志之一是对妖术、“迷信”和巫术的狂热宣战。在基督教世界,这种论调大多建立在宗教改革、15至17世纪的猎巫运动以及科学革命的持续反响之上。但在犹太世界,它部分建立在当代基督教话语的基础上,部分建立在中世纪犹太理性主义者的遗产上,其中最著名的是迈蒙尼德。然而,正如迈蒙尼德及其追随者在几个世纪前所发现的那样,任何对犹太世界的“迷信”和巫术的攻击很快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犹太人的圣典——尤其是巴比伦的《塔木德经》——充满了理性主义者惯于贬低的内容。因此,那些希望将恶魔和巫术从犹太世界中清除出去的人遭到了更为保守的拉比的激烈抵制,而反对“迷信”的愿望往往意味着改革整个犹太教。
作为批评犹太巫术的例子,我们可以简单看看哈斯卡拉色彩最浓厚的人物之一所罗门-迈蒙(Solomon Maimon 1753-1800)的自传。在这位迈蒙尼德的忠实崇拜者(他甚至将迈蒙尼德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的回忆录中,他解释了自己在青年时代时是如何渴望学习卡巴拉的,他解释说,卡巴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旨在了解神、神的属性、神的名字、世界的起源以及万物与神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实践卡巴拉,“是教导人们通过神的各种名字改造自然的学说”。在获得使用卡巴拉学者图书馆的许可后,他阅读了那里的所有书籍,一位卡巴拉学者教给了他隐身的仪式技巧。年轻的迈蒙按照指示去做,结果发现他仍然和其他人一样显眼。更糟糕的是,当他所在的社区爆发火灾时,他的房子也被烧毁了,尽管里面有一本可以避火的《拉齐尔书》。事实上,迈蒙诙谐地指出,“天使拉齐尔本人也不得不乘坐这辆着了火的战车升入天堂”。
到20世纪初,在德国、英国、法国和东欧的一些城市,有许多犹太人认为“实践卡巴拉”、巫术和妖术纯属无稽之谈,是江湖骗子和傻瓜的天下。但也有许多其他犹太人相信恶魔确实存在,巫术确实有效。1924年,小说家和散文家阿尔弗雷德-多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在波兰旅行时,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他在克拉科夫遇到的卡巴拉学者,完整引用了他在克拉科夫看到的用于保护产后妇女的希伯来文长护身符,描述并引用了《拉齐尔书》中的若干段落。他在开头写了一段话,解释说他很清楚,开明的犹太人嘲笑自己民族中“愚蠢落后”的成员,为他们感到羞耻。然而,他又补充说,他不能不钦佩卡巴拉学者的世界,他说“它源于古老的信仰,即文字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它源自古老的神秘感”。和许多其他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一样,多布林不禁觉得东欧的“迷信”犹太人比他从出生起就认识的开明犹太人更有犹太气质,在某些方面也更可爱,因为后者往往有毫无根据的知识优越感。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军队征服了整个欧洲,最终以杀死所有参与者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犹太人内部的争论。
结论:以色列国犹太巫术的衰落与兴起
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由哈斯卡拉、欧洲民族主义和十九世纪下半叶困扰欧洲的反犹主义所引发的犹太人内心的发展。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对犹太巫术信仰和习俗没有什么耐心,他们希望创造的 “新犹太人”也不会有什么耐心。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犹太人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农民,在地中海的烈日下耕作土地,只会说希伯来语,而不是意第绪语。这种精神支撑着 20 世纪上半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在 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一直盛行不衰。它也有很强的文化成分,因为这些犹太人祖先的习俗也必须 “现代化” ,否则犹太国可能会成为另一个 “落后” 实体,而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沙斯包括其最伟大的领导人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Rabbi Ovadiah Yoseph 1920-2013)对犹太巫术传统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沙斯总是想起伟大的迈蒙尼德及其对所有此类习俗的反对,同时也对犹太巫术文本吸收基督教和穆斯林习俗的倾向感到不满。但另一方面,沙斯又认为使用护身符和咒语、相信恶魔和害怕巫术是 “东方”犹太人民族遗产的真实组成部分,“大熔炉”意识形态试图从他那里夺走这些组成部分,只是因为它们与阿什肯纳齐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符。这就是为什么当 1996 年选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分发护身符时,沙斯的活动分子立即抓住这一裁决,将其作为阿什肯纳齐压制塞法尔传统的又一例证。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无论以色列建国的阿什肯纳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无论数十年后塞法尔东正教的政治反弹如何,犹太巫术传统在奥斯曼帝国和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一直生机勃勃,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也是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的以色列选举法,并注意它是如何表述护身符的定义的,这一定义很容易被解读为旧东方主义话语的残余,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公众仍然相信护身符具有任何力量。但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以色列议会诚实地承认,虽然现代以色列国的一些公民否认护身符的功效,但其他人肯定不这么认为。到2000年,当这一条款被添加到法律中时,犹太巫术传统终于赢得了官方对其存在和广泛吸引力的认可。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这种多层面、多方向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仍在发展之中,其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巫术再次流行起来。
在后现代世界中,现代性对巫术和 “迷信” 的反感正在被对理性主义话语和维持这种话语的权力结构的怀疑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迷信已不再流行,人们渴望让世界重新焕发生机,让世界充满灵魂和灵性,重新学习与神秘学打交道的古老方法,这种愿望随处可见。在这种氛围下,很容易在以色列各地、媒体上,当然还有互联网上找到卡巴拉理论学者、未来卡巴拉论者、密宗治疗师、地外实体的引导者、巫师以及众多其他相关从业者。研究犹太文化的人可能会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但研究犹太巫术的学生却清楚地知道,犹太巫术传统已经吸收了许多外来影响,从古代晚期的希腊-埃及巫术到中世纪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巫术文本和实践。犹太巫术传统淹没在所有新近传入和传统的重压之下并非不可能创新,更有可能的是,它将从这些创新中吸收自己能够吸收的东西,只要犹太民族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会一直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