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Menger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起源

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Menger出版题为《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不大的著作。

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于天才的成就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成就归因于他的环境的作用以及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不论这个方法在别处如何成功，它却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奥地利人。Bernard Bolzano， Gregor Mendel，和Sigmund Freud没有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启发。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他们同时代的同胞和祖国的支持。Bolzano和Mendel 在就他们的领域而言可谓是思想沙漠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去世后很久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贡献有多大。Freud首次在维也纳医学联合会报道其主要思想时遭到了嘲笑。

人们可以说Menger发展的主观论和边际论是有其根源的。有几位先驱者提示过这个思想。此外，大约在Menger写作并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Léon Walras也写作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的著作。虽然如此，无疑他的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没有关注过激发Menger的兴趣的那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上讨论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维也纳没人关心这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Carl Menger。

Eugen von Böhm-Bawerk和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随Menger学习过。他们在Menger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授课前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是通过研究《原理》向Menger学习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Heidelberg的KarlKnies的讨论班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并且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们分别应聘于Innsbruck大学和Prague大学。很快，一些参加过Menger的讨论班并且受到他的影响的更加年轻的人也加入进来。外国人开始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是后来才用的，是他们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出版后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公开化时才使用的。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奥地利大学

奥地利内阁（Menger曾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其新闻部门）是由自由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主张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所有公民在法制下的平等，稳定的货币，以及自由贸易。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王公贵族和各种斯洛伐克民族党的联盟排挤。这一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直到1918年Habsburg王朝解体，自由主义者使得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以及受其制约的基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

在这些成文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气氛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思想是隔绝的。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它省份——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Leibniz以及后来David Hume去维也纳时，没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1]除了Bolzano，19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摆脱了阻碍思想的镣铐，当他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事务协议（concordat，即对教会承诺不发表违背基督教义的言论的协议——译者注）之后，优秀的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到维也纳来了。一些来自德国——例如哲学家Franz Brentano和律师兼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和Rudolf von Jhering——，但大多数来自奥地利省份；还有一些是维也纳本地人。这些人之间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追随者之间也没有。前多明哥派修士Brentano开创了一条最终导致Husserl的现象学的思路。Mach阐述了一种导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了神经官能症现象。

奥地利“信仰与教育部”（Ministry of Worship and Instruction）对这些努力很不信任。从80年代早期，该部门的内阁部长和官员就是从最可靠的保守党人和敌视所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人中选择的。他们对在他们看来是“外国时尚”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禁止大学接触这些新奇事物。

但是行政权受到大学在自由思想的影响下获得的三项“特权”的严格限制。教授们是公务员，和其它公务员一样，必须服从上级即内阁部长及其助手的命令。但是，他们的上级没有权力干涉在课堂和讨论班上讲授的内容；在这方面，教授们享有人们经常谈论的“学术自由”。不仅如此，部长有义务——虽然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率过——在任命教授时（更准确地说是在建议皇帝任命教授时）服从相关学院的意见。最后，还有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制度。发表了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作为他的学科的自由的私人教师；如果学院同意他的要求，仍然需要部长的批准；事实上，在Schuschnigg统治之前，这种要求总是得到批准。如此批准的编外讲师不是国家公务员。即使他得当了教授头衔，他也不从政府拿薪水。一些编外讲师能够靠他们自己的钱生活。大多数得靠其它工作。他们从选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学术活动如此安排的后果就是教授会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具有几乎无限的自治。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学与社会科学学院（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Fakultäten）讲授。在大多数大学里有两个经济学教授职位。一旦出现空缺，一群律师——至多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将选择继任者。可见，决定是由非经济学家作出的。可以认为这些法学教授的动机是不怀恶意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两个对立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现代的”历史学派——之间作出选择。即使没有政治和国家的偏见扰乱他们的判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们称为“奥地利”的学派有所怀疑。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方式起源于奥地利。奥地利的大学在1848年革命以后以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是一无所成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而言，“奥地利”这个形容词用于一个学科使人立即想起反改革（the Counter-Reformation）和Metternich的黑暗时代。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国家重新陷入过去的思想愚昧更大的灾难了。

Carl Menger, Wieser,和Böhm-Bawerk在方法之争在奥地利公众眼中作为“现代”科学与奥地利的“落后”之争出现之前就应聘于Vienna, Prague和Innsbruck。他们的同事们对他们没有个人的敌意。但是只要可能，他们就试图把历史学派的人员从德国引入奥地利。那些世人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奥地利的大学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被容忍的外来者。

[1]唯一一位赞赏Leibniz的哲学工作的当代维也纳人是Savoy的Eugene王子，他是法国家庭的后代，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

3．奥地利思想界的奥地利学派

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法国和德国大学的更引人瞩目之处不仅是向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提供圆满履行其职业所必需的教育。它们还是文化中心。它们的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且受到敬仰。不仅拿学位的普通学生听他们的课程，而且许多在专业领域、工商界或者政治领域活跃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也来听课——他们只希望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外来者在技术意义上不是学生，他们聚集在——举例说——巴黎的Renan、Fustel deCoulanges和Bergson的课上，柏林的Hegel、Helmholtz、Mommsen和Treitschke的课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认真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们出版的书和杂志，参加他们的学术团体并且热切地关注会议上的讨论。

这些只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的爱好者之中有一些已经远远超越了不求甚解的程度。现代科学史记录了许多这类光荣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国第二帝国时代唯一引人注目的——虽然不是划时代的——对经济学的贡献来自一位忙碌的公司律师，Frankfurt的Heinrich Oswalt，而他写书时该市没有大学。[2]

在维也纳，大学教师与有文化的公众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也有密切的联系。当老一代大师们逝世或者退休后不那么伟大的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后这种联系就开始消失了。这个时期，维也纳大学的档次以及维也纳的文化的显赫被一些私人教师维持并且提升。杰出的例子是心理分析。它从未从任何官方机构得到任何鼓励；它在大学之外茁壮成长而且它与学术界官僚机构的唯一联系就是，Freud是拥有毫无意义的教授头衔的编外教师。

由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者们最终得到了承认，在维也纳人们对经济学的问题有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本作者得以在1920年代组织私人讨论班（Privat-Seminar），建立经济学会（the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私人讨论班与大学或任何其它机构毫无关系。一个月两次，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编外讲师，在我的奥地利商业部的办公室里聚会。大多数参与者都属于在第一次世界大国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另一些人年长一些。他们都因为对于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的全部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他们争论哲学、认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私人研讨会于1934年我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时中断了。

除了Richard von Strigl——他的早逝不幸地终止了他卓越的科学生涯——和Ludwig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要说到他——，私人讨论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找到了适合的领域继续他们的工作。

在精神领域，维也纳在1860年代初议会的建立到1938年纳粹入侵奥地利之间的岁月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几个世纪的荒芜和冷漠之后突然出现丰收。衰败在纳粹入侵之前许多年就开始了。

在所有国家和历史上所有时期，思想的探索总是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为少数精英理解。多数人怀着仇恨和轻蔑——充其量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这些伟绩。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精英特别少，而群氓及其领袖的仇恨特别恶毒。

[2] 参看H. Oswalt, Vorträge über wirt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3rd ed. (Jena, 1920)。

4．作为奥地利内阁成员的Böhm-Bawerk和Wieser

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当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3]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体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能够至少在一定时期里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开始其科学研究时，他们并不关心经济政策的问题以及用古典经济学反驳干预主义。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将经济学理论置于坚实的基础上并准备完全致力于此。Menger全力反对奥地利政府——与那个时代的其它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他相信他只能够以在书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学教学中阐述好的经济学的办法致力于使政府回到好的政策上来。

Böhm-Bawerk于1890年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他曾两次在看守内阁短暂地做过财政部长。1900到1904年间他是Ernest von Kö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Böhm-Bawerk任职的原则是：严格地保持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以及不靠中央银行帮助的财政平衡。一位卓越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写一本全面的著作分析Böhm-Bawerk在财政部的活动。不幸的是，纳粹杀害了作者并且毁了手稿。[4]

Wieser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内阁做过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Wieser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当的制约。事实上只有次要的事情才归Wieser本人管。

[3] 参阅 Mises, Human Action. 3rd Edition(1966), pp. 716-861.

[4] 只有作者在“合并”之前发表的两章被保留了下来："Böhm-Bawerk und die Brüsseler Zuckerkonvention"和"Böhm-Bawerk und die Konvertierung von Obligationen der einheitlichen Staatsschuld"，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 VII and VIII (1936 and 1937).

II.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斗争

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欧洲大陆遭到的敌视主要是由于政治成见。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Hume和Adam Smith巧妙地阐述并且由Ricardo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的最完美的结果。自由主义的关键正是建设代议制政府和所有人在法治下的平等。它被那些特权遭到抨击的人拒斥并不令人吃惊。拒绝经济学的倾向在德国被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强化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信念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拒绝起源于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感情用事的贬低，它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它的背景。这个新的知识分支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答案的知识论和哲学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体系。统治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们把经济学当成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的实验科学。研究价格和工资这样的“实际”问题的学科可能具有不同于研究实际事物的其它科学的知识论性质的思想是当时人们想不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不能认识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的领域里不能进行实验。

我们这里不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者超实证主义时代的情况。今天，全世界，但首先是在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致力于人们相信是“经济学研究”的活动。他们收集政府和各企业的数字，重新安排，重新调整，重印，计算平均值并画图表。他们猜测这么做就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没有值得一提的区别。他们怀着遗憾和蔑视看待那些——如他们所说——像那些依赖“思辩”而不是“实验”的“古代”植物学家一样的经济学家。[1]而且他们确信，随着他们的不懈努力，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保证每个人的完全幸福。

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家手里，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础的错误建构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努力当然完全失败了。但是，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场挫折是通向对问题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John Stuart Mill的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不成功的研究无意间暴露了一切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的经验主义解释的论据的无效性。

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来自经验的前提。但是这个简单的说明却不能使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学派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满意。他们很快就提出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其定理的经验难道不同于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吗？难道英国经济学不是由于它所来源的经验材料只是英国的而且还是几个Hanover George王时代而有缺陷吗？总而言之，有对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科学这种事物吗？

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被那些把经济学视为实验学科的人回答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这样的经济学的必然的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定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的存在并且小心谨慎地只做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状况的报告，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了。对一个事件的后果的预期只有在普遍成立的而不是只对过去某个国家才成立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历史学派强调普遍成立的经济学定理之不存在。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者拒绝——以科学的名义——影响未来状况的各种建议或者手段。

例如，有一个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古典经济学分支。批评者没有（徒劳地）尝试在Ricardo的推理中发现逻辑错误。他们只是断定在这类事物中“绝对的”解决方案是不可信的。他们说，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中的后果是不同于“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所描述的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了各种历史先例。这么做时，他们兴高采烈地拒不考虑作为多个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的历史事实不能证明或者否定任何定理。

这样，由政府指派的大学教授代表的第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学堕落为从历史学、地理学、工学、法学和党派政治中取得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杂烩，其间夹杂着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的“错误”的指责。大多数教授都多少希望在其著作和帝国政府政策课程中做宣传：权威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保护主义、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侵入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它追根溯源是由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论解释的错误引起的，这个错误不仅限于德国。

使得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于财富的热切以及它与效用论哲学（utilitarian philosophy）的关系。

当时通行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科学。这样一个学科在德国教授的眼里只能是可鄙视的。这些教授们把自己看做是自我牺牲地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是像世俗的只顾赚钱的民众一样，只在乎物质利益。只谈论财富和钱在那些以高文化（Bildung）自居的人中是禁忌。经济学教授们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追求利润的工商业的卑鄙的关注而是历史研究——即关于Brandenburg的有选举权者（Electors）和Prussia的王公的高贵事业——才能维护他们在其圈子中的地位。

效用论的问题也同样严重。效用论的哲学在德国的大学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效用论者中，Ludwig Feuerbach从未得到教职，而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用于反对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提出。[2] 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提出疑问，那他们仅仅由于Bentham和Mills曾对它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经济学。

[1] 参阅Arthur F. Burns,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Knowle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89.

[2] 后来类似的论据也被用于贬低实用主义。William James的箴言说实用主义的方法旨在发现每个词的“实际的货币价值”(Pragmatism, 1907, p. 53)被人们引述来表明“美元哲学”的低劣。

2．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绝产

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帝国（Reich）[3]的各个王国和公国拥有和管理的。教授们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他们的上级——部里的官员——发布的指令和规定。1837年Hanover国王开除了Göttingen大学的七位抗议国王破坏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全面的和无条件的服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的公众舆论的挑战——但是失败了。政府没有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开除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得不到它们赞同的教授。但一段时间以后，它们采取了更加细致更加有效的方法使教授们成为官方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它们在任命教授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能得到职位。因此学术自由的问题不复存在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教政府允许他们教的东西。

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Prussia的宪法斗争。保王党——Bismarck领导的贵族地主的保守党——战胜了主张议会政府的Prussia进步党和南德意志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结构中，首先在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后来，1871年以后在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外国”的Manchester主义和自由放任毫无存在的空间。Königgrätz和Sedan战役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向“小店主的国家”英国或者战败的法国学的。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Emil 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Hohenzollern王朝的思想卫士”。这对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对于人类行为科学却有非常清楚和明确的意义。历史和社会科学（Staatswissenschaften，即政治科学，包括经济和金融）的教授们知道他们的政权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882到1907年，Friedrich Althoff在Prussia教育部负责大学事物。他以独裁方式统治大学。由于Prussia有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为野心勃勃的学者们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因而其它德国州，甚至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们都渴望得到Prussia的职位。这样，Althoff也总是能够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属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物中，Althoff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Gustav von Schmoller的建议。Schmoller有准确无误的本领区分绵羊和山羊。

在19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25年中，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贡献是Thünen和Gossen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非教学人员。可是，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永存于经济学思想的史册。但是，1866年以后，学术界的人们对“无血无肉的抽象”（bloodless abstractions）只有蔑视。他们发表历史研究，最愿意发表的是对不久以前的劳动力状况的研究。他们中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那些在反对“剥削者”的解放战斗中的“人民”，而且上天赋予人民的领袖就是王朝，特别是Hohenzollern王朝。

[3] 帝国本身只拥有并管理Strassburg大学。三个德国城邦当时没有大学。

3. 方法之争

在《研究》中，Menger反对历史学派著作中隐含的知识论思想。Schmoller发表了对这本书的颇为轻蔑的评论。Menger在1884年用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Nationalökonomie）作了回答。这场争论导致的各种文章著作以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为人所知。

方法之争对于澄清问题没有什么作用。Menger受John Stuart Mill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不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一切逻辑结论。Schmoller和他的学生则致力于维护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他们甚至么没有认识到争论的是什么问题。

方法之争这个词肯定是引人误解的。关键不是发现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能不能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

这里首先是激进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这是一种当时在德国为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虽然它从未被明确清楚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观念、选择和行为都是物理学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而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从其成分得来一样描述这些事件。他们倡导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作为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学成就的唯一道路。

Schmoller及其门徒激烈反对这一哲学，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其缺陷，而是因为它与Prussia政府的宗教信念抵触。他们其实更喜欢一个与Comte的实证主义（当然，他们由于其无神论和法国起源而公开贬低它）没什么区别的一个理论。事实上，合理地诠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决定论。但是大多数Comte的追随者都不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们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资料的一种更“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Schmoller看待经济学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们从不够充分的资料作出过早的推断。在他看来，为了用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推断，我们需要更多的统计、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资料”搜集。他声称，有了这些研究以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获得新的认识。

Schmoller的思想过于混乱，他甚至没有看到他本人的知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本人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的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思想的德国哲学家——先是Dilthey，后来是Windelband，Rickert和Max Weber——的观点之间的鸿沟。在他攻击Menger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Einleitung in dieGeisteswissenschaften）。但是他没能明白Dilthey的理论的实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知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4．方法之争的政治背景

英国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在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统治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可危的集权福利国家（landesfürstlicher Wohlfahrisstaat）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自由主义。它的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Zollverein）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Norddeutscher Bund）的贸易条约（Gewerbeordnung）。但是很快Bismarck政府就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支持工会的态度、累进税、保护性关税、同业联盟（cartels）和倾销。[4]

如果人们试图反驳经济学提出的对所有这些干预论方案的毁灭性批判，人们就被迫否定经济科学以及人类实践学（praxeology）的存在性——更不必提知识论的主张了。这就是所有集权主义、政府权力至上和“福利”政策的倡导者们一直做的。他们责备经济学是“抽象的”并且倡导处理问题的“直观”（anschaulich）方式。他们强调该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定各个国家和种族如此不同，他们的行动无法用统一的理论理解，有多少国家和民族就需要多少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甚至在同一个国家或者种族里，经济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一样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来贬低经济学。

事实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中完全消失了。在Bonn大学有一位孤独的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却从未能理解主观价值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研究在柏林、Munich和帝国的其它大学里作为经济学的替代的材料是不值得的。今天，没有人在乎Gustav vonSchmoller、Adolf Wagner、Lujo Brentano和研究他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的一切。

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使得德国平稳地接受了一些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了大毁灭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两次导致了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的无限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 （Zwangswirtschaft）和纳粹的所有恐怖都是那些就像被历史学派的鼓吹者教出来的政治家们的成就。

Schmoller和他的朋友以及学生倡导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贵族地主手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计划。Bismarck和他的接班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牌子的社会主义。他们在少数企业家那里受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派人不多，而是他们的努力背后缺少意识形态。当时的德国没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与Schmoller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社会主义。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对应该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的人的选择：贵族地主、教授和Hohenzollern王朝Prussia的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的官员。

这样一来Schmoller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认真的反对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说法，尽管充满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主张却是否定任何理论。在寻求理论支持的过程中，学派一步一步地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财富。最后，Schmoller本人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者的阶级属性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Wilhelm Lexis，发展了一个被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阐释的利息理论。[5] “资产阶级”（ bürgerlich）这个形容词在德语中获得了侮辱性的含义正是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的鼓吹者们的著作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王子、贵族和官僚的威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学者们转而支持各种分裂的团体，其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最终脱颖而出。

从历史学派的工作到纳粹主义的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的演化进程看出来，因为方法之争年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Hitler的兴起时都已经去世。但是该学派的第二代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却表明了德国大学经济学从Bismarck到Hitler的时期的所有阶段。

Werner Sombart是迄今Schmoller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他的导师在方法之争最白热化的时候交给他评论并诋毁Wieser的著作《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的任务时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该书是“完全靠不住的”。[6] 二十年以后，Sombart吹嘘他一生中用了许多时间反对马克思。[7]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8] 在该书中，他以粗鲁下流的语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最主要的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表现出了卑鄙的假公济私心态。战后，Sombart修订了他的论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战前它曾经出版过九个版本。[9] 战前的版本是歌颂马克思的，第十版却疯狂地攻击它，特别是对于它的“无产阶级”特色及其摆脱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性质。几年以后，Sombart试图通过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一本书复活方法之争。[10] 然后，当纳粹篡夺了权力之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书，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主线就是元首（Führer）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令，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11]

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从Schmoller对Hohenzollern王朝的选民和国王的颂扬转向Sombart对Adolf Hitler的辩护的历程。

[4] 参阅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49 ff.

[5] 更详尽的分析参阅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1929), pp. 92 ff.

[6] 参阅Schmoller's Jahrbuch, Vol. 13 (1889), pp. 1488-1490.

[7] 参阅Sombart, Das Lebenswerk von Karl Marx (Jena, 1909), p. 3.

[8] 参阅Sombart, Händler und Helden (Munich, 1915).

[9] 参阅Sombart,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0th ed. (Jena, 1924), 2 vol.

[10] 参阅Sombart,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unich, 1930).

[11] 参阅Sombart, Deutscher Sozialismus (Charlottenburg, 1934), p. 213. (In the American edition: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 F. Geiser, Princeton, 1937, p. 149.) Sombart的成就在国外受到赞扬。例如1929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

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

Plato梦想一位仁慈的君主赋予智慧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则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有些偶然地出现的善意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之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善良和理智的双重信念之上的。过去，一小撮恶棍——不法的王公、渎职的牧师、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主张——由于人知道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人们不再害怕倒退到过去年代的黑暗和缺陷。每一代人都为前辈的成就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就处于向更加满意的状况持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哀叹所谓的失去的美妙的黄金时代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倡导代议制政府和普选制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政治家是出于对普通人的理性的绝对正确性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可能犯错误。从人民中产生的而且被投票者认可的观念必然对社会是有利的。

一定要认识到，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与人们声称的所谓多数人之必然正确十分不同而且毫不相干。Hume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观点的基础上的。从长远看，多数人的观点总是胜出。得不到多数人的意见的支持的政府迟早要丧失权力；如果它拒不交出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推翻。人民最终有权力让那些准备按照多数人认为恰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长远看来，不会存在实行被多数人谴责为不义的制度的不受欢迎的政府。代议制政府的合理性并不是大多数人是像上帝一样不会犯错误的，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操纵运转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识形态的愿望。如果人们不喜欢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驱逐就不会发生革命和内战的恐怖。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市场经济——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的稳定的持续进步的唯一的经济体系——只有在稳定的和平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他们倡导人民选举的人组成的政府，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持久地保持国内和国际事物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的奉行多数崇拜的自封的极端论者的区别是，他们把关于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不建立在对多数人的必然正确性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对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的不可抗拒性的信念上。他们看到了绝大多数普通人既太愚笨又太懒惰，无法弄懂并吸收长篇的论证。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考虑到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们带给他们的思想。根据有文化的少数人的严密判断和他们的说服多数人的能力，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们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前进。

在这方面Carl 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Wieser和Böhm-Bawerk完全一致。Hayek教授在Menger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揭示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任其发展到头。”他们三人都喜欢引述Spinoza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论证，该论证最后以著名的箴言结束：“Sane sicut lux se ipsam et tenebrasmanifestat, sic veritas norma sui et falsi”。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说法最终正是由于其荒谬性会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且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们的领导。[12]

这一论证模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了常见的用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由个人喜欢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相当一些人的情感干脆就使他们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存在距离在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授的说法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的时候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思考和推理、人类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有可能在思想史上使得他的事物和成就为人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只允许谈论时代精神、国家精神、社会精神。但是如果人们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说明一个思想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将是循环论证。思想总是从个人的精神中产生的，而历史也只能说出思想思想是在哪个时刻由谁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失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人在思考时失败。但是这类说明不能把假的变成真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主张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Schmoller及其追随者们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国家和种族、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意识形态的任何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维护经济学事业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努力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知识论信念中得出任何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乐观想法。不论人们就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都无法证明未来的人将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方面超越其前辈。历史一再表明了卓越的思想成就的年代与衰落和倒退的年代的交替。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一些人能够继续那些光耀了上个世纪的天才们所从事的事业。我们对于使得人能够在思想进程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无法否定人的思想的进一步的上升可能有极限的说法。而且我们肯定也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并且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进人物有义务尽力发挥其才能，然而他们却并没有义务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他们的思想迎合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发行。Menger没有出版他的《原理》的第二版，尽管该书早已脱销，二手货价格昂贵，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唯一关心的就是为发展经济学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方法获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蔑视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的主观论经济学的敌视。

[12] 有必要补充，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极端悲观地看待奥地利帝国的政治前景。但是这个问题本文无法论及。

III.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

1. “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

当德国教授们把“奥地利”的名称赋予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时，他们采取的是贬义。Königgrätz之战以后，称一个事物为“奥地利的”在Herbert Spencer嘲笑地称为“思想大本营”（headquarters of Geist）[1]的柏林总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这个中伤却伤及了自身。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

当然，赋予一种思想以国名必然引人误解。当时只有极少几个奥地利人——以及极少几个非奥地利人——懂得一些经济学，至于能够不论按照什么标准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奥地利人就更少了。此外，奥地利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并不属于奥地利学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数学家Rudolf Auspitz和Richard Lieben，以及以后的Alfred Amonn和JosefSchumpeter。另一方面，沿着“奥地利人”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外国经济学家的人数在稳步增长。起初，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和其它非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工作有时在他们本国遭到了抵制，他们被其对手嘲讽为“奥地利人”。但是一些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被广泛地接受，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大约自Menger 逝世（1921年）起，人们就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它经济学了。“奥地利学派”的名称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一个篇章的名称；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学家的主张的特定内容的派别的名称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我最早在《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2]中提出，最后在《人类行动》（Human Action）[3]专著中以工商业循环的货币或通货信用理论（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的名称表述的对工商业循环的原因和过程的说明被一些作者称为奥地利学派工商业循环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名称一样，这也是不妥的。通货信用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的思想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Knut Wicksell的一些进一步的想法的继续，扩展和推广。

由于“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国名，我们应该补充几句。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文写作。他们最卓越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德国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Menger, Böhm-Bawerk和Wieser的学生中也有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两个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

[1] 参阅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9th edition (London, 1880), p. 217.

[2] 德文第一版1912年，德文第二版1924年。英文版1934年和1953年。

[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2. 方法之争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特定状况导致了两种思想的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方法之争”（the Methodenstreit）和“奥地利学派”的名称。但是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对立却不只限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是永恒的。人类的天性决定了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分工及其产物——市场交换——都不可避免地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每个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其他人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到其他人的服务，同时也服务于其他人。服务是自愿提供的：为了使别人为我做些事，我必须为他做一些他宁愿不做的事。整个体系就建立在交换的服务的这种自愿性上。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人必须相互照料。但是，他加入市场经济之中却是自发的，这是由于他知道没有更好的——其实，没有其它的——生存方法。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meaning and bearing）只被经济学家掌握。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强迫其他人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所采取的强制手段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政府容忍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强制取代了自愿。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在现代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Bismarck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1866和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Schmoller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Habsburg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毁灭之间寻找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什么实际意义。法国，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也实行强大的干预主义和排外的经济。

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总结是Nietzsche和Georges Sorel完成的。他们打造了指引布尔什唯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颂扬杀人的知识分子、倡导书报检查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家[4]，是我们这个持久斗争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归因于某些巧妙设想出的“利益”并且向往俄国的苏维埃乐园的美国作家和教授给了人们多少错误的印象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公民的社会，把王权的绝对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古代社会制度下的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许多人的富裕生活。今天，国家主义（statism）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文明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定阻止野蛮和毁灭已经太晚了的人说对了。但是，仍然有一件事是确凿的。社会，即人们在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的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起作用。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觉就是对包治百病的良方的迷信，而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这些良方都是与目的相抵触的。

政府、政党、势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能够把它说出来。

[4] 参考Julien Benda在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1927), Note 0, pp. 192-295中引述的段落。

——米塞斯1969年著，彭定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