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后半年，许多同学都抽调到了厂矿工作，队上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牟家窑的山庄队和山梁队的同学都走完了，河湾队就只剩下我和王午恒两个知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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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走的人兴高采烈留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整天到处跑，打听招工的消息，哪还有心思干农活啊！

可是王午恒还是照旧上工干农活，和乡民们谝传，好像招工的事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副铁了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模样。

我和他不一样，我不甘心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决心要走出去，寻找自己的世界。

机会终于来了，阿干煤矿来招工了！

我和景仁俩赶紧去公社报名，来招工的那个人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先让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老唐是县上农业局到我们队上蹲点的干部，他知道了招工的消息后极力鼓励我去报名。说你去了后如果工作不合适可以调动嘛！再说那毕竟是兰州市户口啊！我回来后仔细想想，觉得老唐说的也有道理。可以考虑去，去了就是城市户口了，虽然煤矿在七里河区 ，但那毕竟是兰州市啊！去了就要在井下上班；井下就井下吧！毕竟是产业工人！那时没接触过社会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风险。还抱有一点幻想和冒险的思想。也想看看井下是什么样子。再说那时也确实没有好的单位来招工了。

考虑成熟后我又去了公社，给那招工的人说了我决心报名的想法。

不料那人严肃地问我:你的家庭有什么政治问题？我一看瞒不过去了，就只好说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人板着脸纠正我说:不是打成右派！是划成右派！接着又说，我们查了你的档案，有你父亲划为右派的材料！你的政审没通过，我们不能招你！

我的头一下大了起来，晕晕乎乎的走出了公社院子。在一个土坡上我又碰到了景仁，他和我一样也是政审没通过。

我俩抽着闷烟，谁都不说话。

那时的公社还没有院墙，到处都是敞开的，临近中午了，我看到公社干部陪着那招工的人往后院走去，大概是去吃午饭吧！

我灵机一动，和他简单一商量，把我的主意告诉了他，景仁把烟头一甩:走！我俩悄悄地溜进了公社的档案室，迅速地找到了我俩的档案，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塞进了口袋，转身离开了。

那时，公社的人很少，办公室的门都是不上锁的，加上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我俩得手之后，走到一个土坎下边，拿出了那要命的外调材料，那是我们家所在的居委会写给学校的外调函，上面只有几句话。景仁偷出来的材料和我的一样。他掏出火柴将两份材料烧掉，我俩又刨了好些土将灰烬埋起来。仿佛将魔鬼又重新装进了瓶子，扔进了茫茫大海！我俩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都长长舒了一口气！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档案里就是一张小学升初中的表格和那张外调函，别的啥都没有，可是在那个年月这张外调函就够我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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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多久，阿干煤矿又来招工，我和景仁都顺利通过了审查，而且还分在了一个掘进队。一起被招工的还有三十多位同学。到矿上工作以后，我还见过那招工的人，好像是采煤队的一个工人。我厌恶这个人，从未理过他。

招上的人还要体检，我们都顺利过关了，可是马金声血压高没通过，同学们都帮他说情，但是县医院的大夫就是不行。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找北京来的邱大夫，邱大夫笑了说:可能是太紧张了吧！就给了他两片降压药，马金声降压心切，把两片药全吃了又去量，结果血压又低了！没办法又去找邱大夫，邱大夫笑咪咪地嘱咐他，只能吃一片，过几个小时再去量，折腾了好几次总算过关了。邱大夫是北京地坛医院下来的医生心肠很好，对人和蔼可亲特别对我们知青非常关心照顾，我们走了后不久他也回了北京之后又去了美国，有同学去北京还看望过他。还有沈小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姐，那时常给我们出主意，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后来沈小初调到了兰医二院工作，不知道现在还好吗？

离开康乐的前一天，我住在了老朋友王应国的家里，睡到半夜我被说话声吵醒了，翻身爬起来发现他家的厨房亮着火光，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他和嫂子在给我烙大饼！灶台上已经烙好的有一二十个！走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了，可是俩口子非要我全都带上。没想到这些大饼真派上了用场。去阿干煤矿的那天一路没饭吃，好多同学都吃的这些大饼充饥。

那时，人们的生活还不太好，王大哥家有四个小孩，负担够重的！这几十个大饼可是他们全家好几天的口粮啊！

王应国是我在马集邮电所认识的朋友，人非常忠厚老实，对我们插队同学都特别好，离开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看他，这多年他也常来看我，如今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五十年聚会那天从莲花山下来原本要去看他，结果下大雨，竟也没有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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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到了阿干煤矿已经是六点多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铁冶出渣口的一栋破旧的楼房，领队的告诉我们就先住在这里。许多同学兰州都有家，放下行李就去赶公交车回家了。只剩下我和王平生俩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时我的父母在青海，平生的家在平凉。那是个一楼的房子，房间里空荡荡的，角落里摆着几块破旧的木板，屋里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水，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俩啃着王大哥烙的饼，蜷缩在木板上，身上盖着从康乐带来的散发着浓浓的炕味和霉味的脏被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外面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飞舞着飘进了屋里，落在了我们的脸颊上丝丝的冰凉。这里是矿区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少有人烟，远远的高处是矿上的出渣口，上面昏黄的灯火在雪片的映射中忽闪忽闪的亮着，像鬼火一样。

三年前的景像又浮现在眼前，那时我们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到生产队的。整整三年后这领人伤感的一幕又重演了！五味杂陈，心里面真不是个滋味！

来到这个地方，虽说被招工了，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兴奋。

平生天性乐观开朗，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们队上的事。他们队我也常去，许多人我都认识。聊着聊着，我俩口干舌燥，我拿着洋瓷缸子出门去，看看能不能搞点水喝。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锅炉房，我只好敲开了一家的院门，一个中年妇女开的门，我赶忙告诉她，我们是新来的工人，想讨口水喝，那妇人赶忙从屋里端出暖水瓶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热水。

后来我在铁冶口的学校当老师，一次开家长会又见到了这位妇女，原来她的女儿在我的班上。她家是回族，好像是平凉人，男人也是矿上的工人。后来家访时我也常去她家， 我一提起讨水喝的事 ，她就想起了我，白白的皮肤上那善善的笑靥给我印象很深！

招工回到兰州是我们这部分知青的人生转折点，正像王平生说的我们从这里开始才真正进人了社会，开始了我们人生的又一段苦难历程。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多少年一晃过去了，多少人和事都是过眼烟云了，可是永远忘不掉在那个非常年代里给我们点滴帮助的朋友们！（感谢知青情缘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老照片

作者简历：陈冠升，1950年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1968年插队康乐县草滩公社牟家窑大队河湾队，1971年抽调到兰州阿干煤矿，1973年到矿子弟学校任教，1981年在兰州师专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回矿子弟学校任副校长，1986年调入兰州电力学校任教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