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号，是上海知青赴云南思茅（现为普洱市）插队落户55周年纪念日。有心人李吉生牵头，在地铁9号线桐泾站边的盛宴俱乐部举行聚会。由于交通便捷，出地铁站就到，加之55周年的特殊日子，参加者踊跃，有近200人。席间穿插致词，萨克斯、歌唱、舞蹈表演，自娱自乐，欢欣无比。知青相聚，自会聚餐，大厅、偏厅，圆桌摆得满满当当。好在都是AA制，组织者完全没有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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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为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68年12月21日，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离沪赴滇，而妻则为思茅知青，作为家属参与，轧轧闹猛。

当年那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路主要有三，一为去国营农场，生产队为最基层单位，被称作农业工人；二为农村插队，成为农民，靠挣工分为生，以集体户名义生活、劳动；三为回乡投亲插队，当然也成了农民的一分子，以散在的形式存在。上海去云南的知青，不是国营农场就是插队落户。国营农场后改制为建设兵团，几年后撤销复归农场。

55年前由上海去思茅的1029名青年学子，原定被安排在云南楚雄州的大姚县。可能是受文革期间造反派武斗的影响，突然改成了思茅地区的澜沧县，一个拉祜族自治县。云南为多民族地区，澜沧县除了拉祜族，还有傣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大概变化得突然，从省里到地区到县里到公社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走停停，抵达落脚的村寨时，距上海出发日期，竟过去了23天。

农场与插队，虽然都是上山下乡，都是知青，却有不同之处。仔细想来，大致有二，即辛苦程度和返城之路的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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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架构完整，组织性强，上到农垦总局、分局，下到总场、分场、生产队，一应俱全。生产活动自上而下逐级下达任务、安排作业。版纳的农场以橡胶种植为主业，砍树、烧山、清坝、挖带、挖穴、定植、割胶等等，都是极需体力的活计。每日敲钟起床，敲钟出工，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是农场知青特别是连队知青整个知青生涯的写照。而生活又极其清贫，缺油少菜，尤其馋肉。

看过一篇思茅知青刘佩群的美篇，2016年与儿子自驾游云南，去了曾经插队的澜沧和工作过的西盟。有几幅知青时代去橄榄坝农场游的老照片。从照片背景看，当为澜沧江边的三分场一队，照片里有上海知青史剑秋、林静雯等。文中写到，想不到农场的生活远不如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大食堂的菜，只是一碗飘了丁点菜叶的清汤。农场知青告诉我们，这算是好的了，有时就是一碗盐水，知青们戏称“玻璃汤”。我们在城子寨插队虽说肉很珍贵，但是自留地里的蔬菜是有保障的，况且，我们还喂了猪、养了鸡。

插队知青自由，管束较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只要不惹事，就是上上大吉了。那时有规定，下乡半年口粮由国家供给。有的知青从下乡那天起就没有参加过田间劳动，东游西荡，有的偷鸡摸狗，甚至将老乡家的猪偷来杀掉吃肉。当然，响应号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大有人在，而劳动强度，与农场比可谓是天壤之别。

两三年后，思茅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除表现极差和长期滞留上海不归的，全部上调，有的去学校当老师，有的到商店做营业员，更好的出路则是进政府机关，一批人分去了楚雄大姚的十四冶当了工人，等等，自此彻底脱离了农民的生活。

所以，以吃苦论，插队知青较之农场知青，不知要好多少倍。

然而，正是因为上调得早，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使得后来的返城之路漫长而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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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下半年，版纳农场的知青率先掀起了返城风。来时风，去时雨。不到两年，农场的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途径一窝蜂地走了。也有成为留守知青的，极少。而插队知青的返城之路，受到了政策的制约，只能望他人返城而兴叹。

羡慕农场知青返城，不甘心就此终老云南，很多插队知青便辞职回到了上海。可悲的是，云南户口迁出容易，上海户口报进困难。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户口，就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就无着落。

这几年，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过两本书。一本为上海知青在云南的老照片集，一本为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李吉生的文章，题目为《云南归来讨生活》。为了谋生，到昌平路菜场摆地摊卖蔬菜，踏着黄鱼车在大观园浴室边卖菜肉包子，拖着云南回来的女知青当“撬边模子”在红光医院门口卖的确凉衬衫。辞职返沪的知青，直到5、6年后才逐步解决了袋袋户口问题。

是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户口要进上海，可谓比登天还难。

回上海后，八十年代初曾在黄浦区团委工作过几年。团区委书记由部队转业来上海，堂堂的正处级干部，而妻儿仍在老家舟山，几年调不进上海，一气之下回去了舟山。

我79年二、三月份顶替在街道工厂工作的母亲回到上海，80年与仍在思茅的妻结婚，81年儿子出生。由于政策规定小孩户口随母亲，又不甘心报在云南，于是儿也成了没有户口的“黑小孩”。直到85年下半年，上海逐步增加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进市户口指标，妻才得以回来，小孩的户口当日在思茅报进，当日由思茅迁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叶落归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此观念早已深深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面对没有止期看不到希望的异乡生活，想回故里理所当然，何况大上海乎。

天无绝人之路。上海不让插队上调知青回来，但政府开了一个口子，如果有监护人，一个子女可以回沪落户。子女在上海，根就在上海，就有了不尽的念想。很多留守知青，在为云南，为思茅，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壮年，总之，奉献了最好的年华后，直到退休才又重新回到上海。

回上海，住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电视连续剧《孽债》里的场景，也是很多思茅知青及子女回沪后的不堪境遇。好在有家人的宽容，有子女的理解，有自己的努力，有的筹资买房，有的动迁分房，有的父母遗赠，不仅子女成婚生子有了住房，很多还另购住房安享晚年。

思茅距上海路途遥远，交通落后。在那个年代，旅途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而较之物理路途的艰辛，心路旅程的艰辛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过境迁，现在已进入了后知青时代，当年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已是七十多岁的古稀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时代的酸甜苦辣，都成了过眼云烟、陈年往事。而忆往昔，最难以忘却、最为刻骨铭心的，大概就是这漫长而坎坷的返城之路了。

老友聚会合影留念

参加聚会的思茅知青中，有的已经木纳，而大多依然精神矍铄，是为幸事。

（感谢知青情缘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崔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