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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马永乐师傅吧，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十七岁那年，他父亲因为工伤事故遇难，初中刚毕业他就进厂顶班当了工人，那年他的姐姐刚考上北京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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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乐参加工作的第三年，也就是1967年夏天，他们单位下夜班的一名女工遭到侵害，单位保卫科的科长认定施暴人是马永乐，把他绑在值班室审讯了半天，最后送到了公安局。

两天后，公安局破案，抓到了犯罪分子，马永乐无罪获释。回到家，马永乐越想越气，他拿上家里劈柴的斧子就去找保卫科长算账。好在有工友及时赶来，保卫科长在马永乐的斧头下捡回了一条命，但也受了重伤，后背、肩膀和手臂三处被砍伤。因为导致保卫科长受伤，马永乐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被单位开除。

刑满释放出来以后，马永乐非常渴望再有一份工作，他的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在街道缝纫组干临时工，一个月开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可因为马永乐有前科，再就业面临很大困难。到了1969年春天，街道也没能为马永乐安置工作。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正处在高潮，街道干部就动员马永乐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

因为有前科，不能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不能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只能去农村插队落户。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马永乐服从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跟随一帮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的知识青年（家庭出身问题），来到了吉林省的长岭县，成了到吉林插队落户为数不多的北京知青，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下乡插队的。那年，马永乐二十一岁。

离开北京那天，相关部门安排了大巴车，把马永乐他们送到了火车站。事先原本跟母亲和姐姐都说好了，不用去送站，可在火车缓缓启动的时候，马永乐还是不由自主地在送行的人海中寻找，结果他真看到了冲他挥手的母亲和姐姐。那一刻，马永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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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天两夜，马永乐他们来到吉林省长岭县，他们是在太平川车站下的火车，最终他被分派在新风公社新风大队第六生产小队插队落户。马永乐他们九名北京知青算作一个知青集体户，临时住在大队的油坊里。因为九名知青中数马永乐的年龄大，他被大家推选为集体户户长。

新风六队一共四十户人家，一百五十二人，有一半是山东人，据说是以前闯关东来到长岭县的。六队的队长姓周，山东人，淳朴善良又热情，知青们都喊他周队长。周队长帮着知青们安顿好了吃住的地方，还安排了一位年轻妇女帮知青们做饭。

几天后知青们才知道，帮他们做饭的年轻妇女是周队长的侄媳妇，她叫李桂玲，当年二十四岁，长得挺漂亮的。村里的年轻人都管李桂玲叫桂玲嫂子，知青们也都喊她桂玲嫂子。

要说这个李桂玲吧，也是个苦命人，十九岁嫁给周队长的侄子周安民，过了两年也没能怀上孩子。一个老中医给开了一个药方，周安民去采药时遭遇不测，被狼咬伤，丢了性命，二十二岁的李桂玲成了寡妇。过了一年多，李桂玲才从丧夫的痛苦中走出来。

李桂玲很善良也很勤快，她一大早就来到大队油坊（知青们居住的地方），先去挑水，然后和面贴饼子或蒸窝头。知青们都说桂玲嫂子贴的玉米面饼子特别香，她蒸的玉米高粱面窝头喧腾腾的，也很好吃。就连桂玲嫂子熬的玉米面糊糊，大家也爱喝。

因为当时是四月下旬，秋季储存的白菜萝卜土豆基本都吃完了，乡亲们除了吃咸菜，也没有菜吃，知青们的吃菜问题也成了难题。好在乡亲们都很热情，都自发地来给知青们送咸菜，周队长还把他家菜窖里仅有的两棵白菜和几个水萝卜都给知青们送来了。

渐渐地和桂玲嫂子熟悉了，马永乐就不让桂玲嫂子去挑水了，他天天主动去挑水，还让桂玲嫂子教他发面蒸窝头，他说他是集体户户长，要第一个学会做饭。桂玲嫂子就手把手教他发面蒸窝头，还告诉他不能冷锅贴饼子。在桂玲嫂子的指教下，马永乐第一个学会了做饭，他从心里感激桂玲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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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过后，天气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因为新风六队地多劳动力不足，桂玲嫂子也要去参加生产劳动，她就不能帮知青们做饭了。好在桂玲嫂子带出了徒弟，马永乐学会了做饭，知青们也就不用为做饭发愁了。但只要桂玲嫂子能抽出空来，她就会来帮知青们烧火做饭，知青们都很感激她。

1970年冬季，知青们都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去了，考虑到集体户里有大家的口粮和一应生活用品，上级要求每个知青集体户都要留人值守。马永乐说他是户长，他就主动留了下来，让大家都回北京了。集体户就马永乐一个人了，他也就懒得做饭了，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半晌吃，午饭傍晚吃，晚饭也就省下了。

桂玲嫂子是个热心人，她知道马永乐天天都不按时吃饭，就用三合面（玉米面、高粱面和豆面）蒸了一锅菜包子给马永乐送到了知青点，平时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马永乐送一些，有时还帮马永乐烧炕做饭。

就是因为这些，马永乐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像大姐姐一样关爱他的女人，她也经常帮桂玲嫂子干一些零杂活，帮她挑水，帮她劈柴，还用雪橇拉了好几天树枝荆条，他想帮桂玲嫂子围个篱笆院墙。

有句老话叫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还真灵验，没有多长时间，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北京来的知青竟然和一个寡妇拧在了一起。

听到这些疯言疯语，桂玲嫂子就对马永乐说：“永乐兄弟，以后你就别到我家来了，别人说啥我倒不在乎，可你是知青，是北京青年，我不能坏了你的名声。”“桂玲嫂子，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说啥就说啥，我也不在乎。你帮我做饭，给我送好吃的，我帮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马永乐这个人可不听邪，别人越是传闲话，他反倒天天帮桂玲嫂子干活，弄好了篱笆院墙，他又用树枝荆条编制了一个柴门，还帮桂玲嫂子拉了不少烧柴。

1972年初秋，公社要在插队知青中抽调几名干部下乡蹲点，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就行。因为马永乐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又是集体户长，新风大队就推荐马永乐去公社当蹲点干部。没想到当蹲点干部还要考核和政审，马永乐因为有案底，没能通过审核。

那天从公社回家的路上，正好赶上下大雨，马永乐被被淋成了落汤鸡，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吃了退烧药也不退烧。到了快天亮的时候，马永乐高烧四十度，处于昏迷状态。这下知青们可都吓坏了，两名女生结伴去叫来了桂玲嫂子，桂玲嫂子急忙跑着去二队叫来了赤脚医生（村医），村医给马永乐注射了退烧药，可马永乐还是不退烧。

天亮后，周队长和几名知青用架子车把马永乐送到了公社卫生院，桂玲嫂子也跟着去了卫生院。医生给马永乐注射了退烧针，挂了吊针，到了午后，马永乐终于退烧了，也清醒了。看马永乐脱离了危险，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当晚马永乐就要回家，医生建议留观一晚，马永乐只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桂玲嫂子和一名男知青留下来陪伴马永乐，周队长和其他知青先回去了。第二天体温和体征都正常了，马永乐他们三人就步行回到了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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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社卫生院回到知青集体户，桂玲嫂子跑回家拿来了鸡蛋，给马永乐做了鸡蛋汤，还擀了面叶。看桂玲嫂子这么心疼马永乐，村里又有了风言风语，说桂玲嫂子肯定和马永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要不然她不会这么心疼马永乐。

对于这样的传言，马永乐觉得很可笑，可他又没办法跟全队的人解释清楚，只好听之任之。

周队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他就问李桂玲：“桂玲，你和马永乐到底是咋回事啊？你要是真心喜欢马永乐，我就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意思。你要是对他没啥想法，以后就别到知青集体户去了，让别人说三道四，对谁都不好。”“叔，我是个寡妇，还比永乐兄弟大三岁，人家不一定能愿意。我就是觉得他心眼好，没少帮我，他生病了，我就想给他做点好吃的。”李桂玲红着脸说。

周队长是个明白人，听了李桂玲的话，他没再说啥，直接找马永乐去了。到了集体户，周队长把马永乐叫到外头，开门见山地说：“马永乐，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你给我说实话，你对李桂玲到底有没有想法，你要是对他有意思，我就给你俩撮合一下。你要是没这个意思，以后就离她远点，别让大家说三道四的，这样的事情可是好说不好听。”“队长，我配不上桂玲嫂子，我有前科……”

周队长低头思考了一下，说道：“这样吧，你考虑一下，也给你母亲说一声，这事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准话。”

半个月后，马永乐找到周队长说：“队长，我妈和我姐都同意我在这结婚成家，你就多操心吧……”

就这样，马永乐娶了寡妇李桂玲。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说三道四了，乡亲们还说他俩挺般配的，一点都看不出李桂玲比马永乐年龄大。

一年后，李桂玲生了一个男孩，马永乐给儿子起名叫马吉生。马吉生一岁的时候，马永乐带着老婆孩子回北京看望了母亲和姐姐，他母亲和姐姐对李桂玲都很满意，马永乐的母亲还把自己手脖子上的那只翡翠手镯撸下来戴在了李桂玲的手脖子上。

到了1977年春天，新风六队就马永乐一名北京知青了，其他知青都招工进城了，还有一名女知青病退回到了北京。马永乐因为娶了农村媳妇，他迟迟没能被招工。

1980年春天，马永乐被招工到县粮库工作，转成了非农户口，月月也能开工资了。半年后，李桂玲也招工到饲料加工厂当了工人，据说是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

马吉生十七岁那年，户口迁回了北京，他也回到北京读高中，跟着奶奶一起生活。马吉生考上大学那年，李桂玲正好退休了，她就到北京照顾婆婆的生活起居去了。

2003年初冬，马永乐的母亲病危，他就请假回到了北京。在医院的病床前，马永乐的母亲对马永乐说：“永乐，这两年你媳妇伺候我可真累坏了，她是个贤惠女人，你可要对她好，你要是对她不好，我饶不了你。还有，咱家的那两间半房子要拆迁了，到时领取了补偿款，你得分给你姐一些。当年房改（公房出售给个人）的时候，交到房产局的钱都是你姐出的。”“妈，你放心，我不能亏待我姐，我姐为咱家付出了很多……”马永乐话没说完，他母亲就停止了呼吸。

三年后，马永乐母亲居住的那两间半房子拆迁了，政府给了安置房和补偿款，马永乐的姐姐却没要一分钱。她说弟弟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头，她在城里没遭罪，哪能再跟弟弟挣拆迁补偿款呢。

马永乐退休后回到了北京，闲不住的他又找了一个打更的活，一干就是八年。后来那家单位嫌他年龄大了，就把他辞退了，马永乐才算过上了真正的退休生活。那期间，逢年过节，马永乐和他媳妇都会买很多东西去看望姐姐，他说母亲去世了，姐姐是他们最亲的人，他要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姐姐。

讲述完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故事，马永乐流泪了，他说母亲苦了一辈子，没舍得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他心里难受。令他欣慰的是，在母亲生病的那两年里，李桂玲替他尽了孝道，没让母亲遭罪，他母亲走得很安详。

当年知青们居住的地方（图片来源网络）

马永乐还说，这辈子他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太冲动，动手打伤了别人，也毁了自己的人生。他最欣慰的是娶了一个好媳妇，才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幸福又快乐。他最幸福的就是有一个好姐姐，像母亲一样疼爱他的好姐姐。还有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当年给了他很多帮助和关照，他说永远都不会忘记乡亲们的恩情。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马永乐师傅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