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事件的四位主犯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被捕，被关押到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三师师部。

当时，4个人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8角钱，伙食供应比较差，让人提不起兴致。后来，黄永胜致信毛主席，反映了这件事。

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曾经在革命年代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考虑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毛主席作出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后来，有人拿不定这件事的真假，认为毛主席每天为国家大事操劳，正经事还忙不过来，怎么会关心四个戴罪之人的吃喝问题。

对此，邱会作给予回应：“确有此事。”

而且，自从毛主席过问后，四人的伙食标准得到提高，经常能吃到新鲜的鱼和肉。

转眼，时间来到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主席相继去世，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年12月，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将被转移到秦城监狱。

在此之前，秦城监狱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告诉工作人员应该怎么看守这四位主犯：犯人不允许抽烟，但允许吃水果；如果犯人需要就医，指定医院是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进入秦城监狱，必须摘掉他们的领章和帽徽，等等。

这些规定详细、具体、针对性强，无不体现秦城监狱的严谨、细致、神秘。

1976年12月29日，是黄永胜等四人被投入秦城监狱的日子。

按照事先的安排，黄永胜、李作鹏将被分配到204监区，吴法宪和邱会作将分配到201监区。

12月29日晚上7点30分，押送黄永胜的车辆到达监狱门口。紧接着，押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的车辆陆续抵达。

几个月后，为方便统一管理，吴法宪和邱会作也被“挪”到204监区。

204监区是一栋三层楼房，倒U型结构，每一层楼都有15间监舍。

黄永胜代号7601，吴法宪代号7602，李作鹏代号7603，这三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邱会作代号7604，住在三楼。

在秦城监狱，四位主犯可以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

按照规定，每位犯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1元，1个月就是30元。

一般情况下，早上吃稀饭、馒头、咸菜，管饱，有时候也会提供油条；中餐、晚餐通常是一荤一素两个菜。

每天到吃饭时间时，每个楼层都会有专门的人推着餐车，依次到每个监舍送餐。

到了寒冷的冬天，秦城监狱早早就开始供暖，比北京城区要早得多，而且供暖时间长，4月份才会停暖。

到夏天，秦城监狱格外凉爽。因为多年前建造这所监狱的时候，建筑师已经未雨绸缪，在每栋楼房的顶部都安装了隔热瓦和抽风机，通风效果良好。

除此之外，秦城监狱还会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物。夏天发长裤、短裤、汗衫，冬天发棉衣、棉裤、棉鞋。

毛衣、秋衣、秋裤是不提供的；鞋子和袜子穿烂了，就能领到新的。

除了老老实实待在监舍里，黄永盛等四人每天享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秦城监狱专门划定了一块区域作为罪犯的放风场地。

与其他罪犯不同的是，黄永胜等四人不需要到面积不大的放风场，而是被允许到楼下的院子里放风。

监狱特意将四个人放风的时间交叉开来，使他们互相碰不到。

黄永胜喜欢沿着东边的小路来来回回地走，李作鹏经常在西边活动，吴法宪则在院子的中间散步。邱会作很少出去放风，他有严重的胃病，大多数时候身体处于疲惫状态。

一年四季里，冬天放风的时间是上午，夏天放风的时间是傍晚。

放风的顺序依次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监狱的生活虽然单调，但即使在狱中，每个人在狱中的日子也每天不同。

黄永胜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很在乎生活品质。如果哪一天，他对自己的的餐食感到不满意，宁愿饿着也不会将就，还曾经有过绝食的经历。

在秦城监狱，黄永胜每天愁眉不展，把悲伤、苦闷的情绪写在脸上，也不爱说话，只与书本打交道。他经常把床头的《毛泽东选集》翻出来看，觉得很有意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看报纸，每一条新闻都要反复浏览、认真揣摩。

后来，组织上同意家属探望，黄永胜的家人经常给他带衣服。

李作鹏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与看守人员交流，但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

每当在院子里放风时，只要看守人员提醒时间到了，他就会停下来往监舍里走，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催动。每天的餐食，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不挑剔，也没有额外的要求。

看守他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

四个人里面最沉默的是邱会作，他几乎不说话，给人一种冷气森森的感觉，他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虽然邱会作话少，但他把在秦城监狱的点滴经历都记在心里。

许多年后，邱会作谈起秦城监狱的那段经历，仍然清楚地记得监狱工作人员对他的关照，还讲到，那时，冬天他不能吃凉的，工作人员会贴心地把餐食加热，再送给他吃。

邱会作还回忆道：“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最健谈的是吴法宪，他的心里憋不住事，要把话全都说出来才痛快。他对看守们永远是恭恭敬敬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冷脸的时候。

在秦城监狱，吴法宪表露了一个迫切的愿望：“我从小种过田，我希望党和国家对我宽大处理，让我回江西农村去种地。”

为了了解犯人的心理动态，监狱工作人员会定期对监舍进行检查，大概是每周两、三次的频率，检查时间是他们外出放风的时候，监舍的每个角落都要彻底检查。

1980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两案(林彪案、江青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担任委员会主任。

4月下旬，公安部开始对两案进行侦查预审。

这一时期，彭真提议另外筹建党内审判工作小组，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多个系统，有序地开展预审工作。

提议获得中央批准后，彭真又选定了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洪沛霖，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芳、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等四人担任召集人。

从外地调到北京的预审组人员应该住在哪里？彭真征求了相关人员的意见后，决定安排他们住进秦城监狱。

一是，当时秦城监狱只住着“两案”的要犯，空余的监舍很多；二是，监舍生活设施完善，洗漱间、抽水马桶、桌子、床一应俱全；三是，秦城监狱离城区有70多公里的距离，拥有绝佳的隐蔽性和保密性。

1980年9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会上，彭真就两案预审工作的进展情况向大家做了汇报。

在汇报中，他说：

10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共10个人。拟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9个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10个人判了，其他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除此之外，彭真还就审判形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还是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对两案的主犯进行审理。

后来，彭真思考“特别法庭设在哪里”的问题时，有人说：“最高法院可以，但是礼堂太小。还是在公安厅大礼堂吧。”经过慎重考虑，彭采纳了这一建议。

1980年11月，历经几百个日日夜夜的筹备，经过成百上千人每天紧张而持久的劳动，终于迎来了“林彪案”、“江青案”公审的日子。

11月19日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10名被告褪下囚服，换上监狱为他们准备的灰色衣裤。

天彻底黑下来后，30辆载着两案被告的车辆向公安部驶去。每位被告都配有3辆车，一辆上面坐着人，另外两辆是备用车辆。一旦前方的车辆发生故障，可以及时换车。

到达公安部后，10名被告被送到提前准备好的10个房间里，距离特别法庭只有50米的距离。

第二天，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就此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审理。

李作鹏因为身体虚弱，是被法警搀着走进庭审现场的。

当天，一些中央领导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坐在后台，通过闭路电视直播，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

1981年1月25日是两案宣判的日子，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由于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早在1971年就已经被捕，到1981年已经被关押了满10年。

1981年5月，秦城监狱工作人员告诉吴法宪：“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可以在一起学习。”

这也是吴法宪与邱会作在秦城监狱第一次见面。

8月，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先后找吴法宪谈话：

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你夫人陈绥折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

后来，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被安排到济南，李作鹏被安排到太原，邱会作被安排到西安。

由于黄永胜在秦城监狱一直郁郁寡欢，使身体遭受很大的伤害，保外就医两年后就身患重病。

1983年，病中的黄永胜对儿子袒露心声：“若罗帅没走那么早，我不见得会这样。”言语悔恨之意甚深。

1983年，黄永胜感觉自己大限将至，躺在病床上流下痛苦地眼泪，他说：“天津(战役)……死了好多好多人，都是战士……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呀！……打了一辈子仗……死人最多的一次……呜……呜……天津……天津……”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去世，终年73岁。

吴法宪到山东后，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陪妻子陈绥圻逛菜市场，他几乎是闭门不出的。

晚年，由于年老体衰，吴法宪常常犯糊涂，也常常想起战争年代的日子。有一次，他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地喊着：“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说完，他噌得一下坐起身，踉踉跄跄的走到走廊里，挨个敲其他病人的房门，召集大家去“打仗”......

1990年后，吴法宪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分配到一座宽敞的小院。

他的妻子是一位心胸豁达、心地善良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几年，他过得很平静、很安乐。

2004年，吴法宪去世，终年89岁。

李作鹏到太原后，住在省委宿舍里，他的生活是孤独、寂寞的。2009年1月3日，李作鹏逝世，终年95岁。

邱会作离开秦城监狱后，到达济南。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刑满释放，并获得了公安部门颁发的释放证。10月，他收到公安部的通知：“就地安置，每个月200元生活费，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户口。”

1989年，因生活窘迫，邱会作没有钱买报纸，只能通过向邻居借报纸，来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

对于未来的生活，邱会作充满美好的憧憬：“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1992年 ，在政府的关怀下，邱会作搬到了西安干部休养所，每个月可以领取1500元的生活费，组织上还给他配备了一台轿车。

2002年，邱会作去世，终年88岁。

离开秦城监狱后，党和国家对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给予了关照，他们也算是老有所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