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恩来

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过：“毛主席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

周恩来早在革命年代就认定毛主席是自己一直想要追随并真正信服的领袖。因此，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光辉岁月里，周恩来始终在一心一意做好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也包括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期间，杨振宁问周恩来：“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

周恩来深情回忆说：“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

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与毛主席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5年，几乎横跨了半个多世纪......

周恩来

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邀请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主席到黄埔军校进行一场有关农民问题的演讲。

从那天起，毛主席与周恩来的人生第一次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佳话就此开启……

1925年，毛主席在广州

长征初期，由于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冲击，毛主席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在个人处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毛主席没有垂头丧气，相反的，他反复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并时常向有关领导人表达自己的看法，希望使红军摆脱困境，找到新的出路。

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正确的主张，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感觉到，能够解决红军当前危机的人，非毛主席不可。

周恩来

于是，遵义会议之前，在事关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从革命大局出发，大力举荐和支持毛主席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引起许多人响应。

而周恩来之所以如此信任毛主席的能力，是因为他曾经与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有过频繁的接触。

通过比较，周恩来意识到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军事才能，使他理应成为带领党和红军、甚至整个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和光明的领导人。

毛主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主席当选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同时，这次会议也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会议室陈列照，墙上挂着八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

除此之外，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们坦率地指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错误的，博古一时间接受不了。

1935年2月5日，周恩来专程找到博古，同他展开了一次长谈。

周恩来发自内心地说：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来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

从周恩来这段真诚的话语里能够听出，他一直在为毛主席重返军事领导岗位做努力。

而周恩来的谈话，也打开了博古的心结。博古经过深刻的反思，决定以革命事业为重，退居二线。

博古

可以这样说，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以星火燎之势，战胜重重困难，不断迎接新的胜利。

时间来到1945年。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电告毛主席，邀请他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在电报中，蒋介石写道：“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识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诡计。但他从国家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仍然决定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主席的决定展现出了他果断决策的魄力和勇于冒险的胆识。周恩来得知后极为振奋，激动得简直不吃不睡都不觉得累。

毛主席和周恩来

之后，在重庆红岩村的住所内，周恩来高兴地与身边的警卫何明德分享这则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何明德一听，整个人都愣住了，好半天才发出声音：“啊？”

周恩来露出了一种少见的笑容，既认真又深沉，他不紧不慢地说：“你大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周恩来的“预言”基本吻合。

没过多久，毛主席要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传遍全国，也让在重庆的同志们为毛主席捏一把汗。

面对大家的担心和顾虑，何明德向周恩来反映：“同志们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笑着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何明德迟疑了一下，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目光坚定地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了。”

周恩来平静的眼神，笃定的神态，稳如泰山的气势，加深了何明德心里的底气和信心。

周恩来

说完，周恩来意犹未尽地补充道：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没那个胆！

毛主席此次“重庆之行”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保证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自然成为毛主席保卫工作的负责人。

毛主席抵达重庆前，周恩来往返重庆、延安23次，每天都在为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劳心劳力，多次组织相关人员研究安保工作，在警卫、住房、饮食、交通等方面都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在安保工作中，贴身警卫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必须能敏锐地嗅到危险的味道，还要能不顾一切的保护毛主席。

在考虑贴身警卫的人选时，周恩来苦思冥想、深思熟虑，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反复揣摩哪几位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突然，他站在那里不动，问何明德：“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何明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是真龙，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心里很快有了答案，最终选中了陈龙和龙飞虎担任毛主席的贴身警卫。

左为龙飞虎，右为陈龙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乘坐飞机抵达重庆。从那时起，周恩来一心只挂念着毛主席的安全，他嘱咐何明德等警卫人员：“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1945年，毛主席、周恩来乘坐飞机抵达重庆

8月29日，毛主席入住红岩村。红岩村到街上有一里路的距离，周恩来不忽视任何一个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他安排何明德、蒋泽民负责毛主席在这一里路上的安全，他说：“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要负全责任，懂吗？”

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路过许多个地方，也走过了许多里路，周恩来确保了每一个地方、每一里路上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他用自己的细心谨慎，为毛主席筑牢安全的铜墙铁壁。

在安全问题上，饮食是最容易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动手脚的。周恩来告诉所有工作人员：“不许给毛主席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毛主席就跟着吃什么。”

有人来敬酒时，周恩来统统替毛主席挡下，然后礼貌地把一杯杯的酒喝干喝尽。有多少人敬酒，他就喝多少。周恩来是舍命在为毛主席挡酒，生怕酒里有毒，这让周围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江青

当时江青也在重庆，得知周恩来如此用心、甚至是舍命保护毛主席，她忍不住感叹道：“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有几个优点是别人难以比拟的。在国事方面，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事务都有深入的了解，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够担当重任；在办事能力方面，他做事周到、心思缜密、稳重靠得住，愿意为国家大事付出时间和心血；在待人接物方面，他对不同的人都能做到以诚相待，深得人心。因此，他是毛主席不可多得的帮手。

建国后，毛主席、周恩来紧密合作、同心协力，继续把国家的事业向前推进。

毛主席和周恩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毛主席、周恩来一起为国家大事殚精竭虑，与新中国的脉搏一起跳动。而在时光的流逝中，他们也从中年走到老年，他们之间的同志情、战友情如丝如缕地连结着，越来越浓烈壮阔。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导致心律不齐、吸氧困难，毛主席发生休克。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第一时间注意到毛主席的身体出现异常，赶紧喊人进来。

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听到喊声，急忙赶到毛主席的卧室。

吴旭君看到张玉凤的身影，朝她喊道：“快请医生！”医生们得到消息，一刻都不敢耽误，火急火燎地跑进毛主席的卧室。

医生就位后，吴旭君掀起毛主席的袖子，给他把脉。可是毛主席的呼吸微弱，几乎没有脉象。吴旭君一脸担忧地对医生说：“摸不到脉。”主治医生一听，意识到情况紧急，赶紧“指挥”吴旭君进行抢救。

主治医生把药品名称告诉吴旭君，吴旭君按照医生的吩咐，把药品导进针管里，再打到毛主席的身体里。然而，这个方法并没有起作用。

在场所有人都凝神屏息，大家心里的紧张可想而知。

毛主席

心脏病专家胡旭东触摸毛主席的鼻孔，已经觉察不到气息，立即给毛主席做人工呼吸，然后又反复拍打毛主席的背部，并轻轻呼唤：“毛主席，毛主席……”

在场所有人都跟着喊：“主席，主席……”他们想用一声声亲切的呼唤，把毛主席从昏迷中拉回来。

周恩来得知毛主席休克的消息，如同遭到当头一棒，心里沉甸甸的，马上乘车往毛主席家赶。

汽车停稳后，由于内心极度的焦灼，周恩来两腿瘫软，脚不听使唤，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从车上下来。

来到毛主席的卧室，周恩来快步走到病床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双手，呼唤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他心里的压力和负担是沉重的。

周恩来

此时，毛主席脸色苍白，气息微弱，但是他的意志力是那么的顽强。

终于，在心脏病专家、呼吸科专家等人奋力抢救下，毛主席终于慢慢醒了过来，呼吸变得平稳起来。

醒来后，毛主席好像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只是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好像睡了一觉！”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大病一场后，毛主席的体力明显不如从前。他不能着凉、不能感冒，否则病情会加重，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床上休息。

据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5，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后来，鉴于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中央组织了医疗小组，专门负责毛主席的保健和医疗，这个医疗小组为毛主席工作了一年多。

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癌症。当医疗组将周恩来的病情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眉头紧锁，面色凝重，他的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担忧。最后，毛主席作出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毛主席和周恩来相继生病，在人生的暮年，他们一边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一边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大事操劳。与此同时，他们也默默牵挂着对方，关心着对方。

与病魔斗争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时间来到1974年。

1974年10月，毛主席抵达长沙，开始了为期114天的休养。12月24日，周恩来乘坐飞机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

两人见面后，彼此都问候了近来身体可好。周恩来看到毛主席的脚踝有些浮肿，用手轻轻地捏了捏，只见凹下去的地方需要好一会才能恢复，周恩来的脸色不禁担忧起来。

相互问好后，他们开始谈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谈得很入神。周恩来提议任命的23位正副委员长、13名正副总理和29名委员会主任、部长，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我没有意见了，就照这个办吧。”

告别时，毛主席看着周恩来的眼睛，动情地说：“恩来，我们都已是风烛老人了，你要多保重身体啊！”周恩来点了点头：“主席更要注意保重身体，多休息，少熬夜，少抽烟。”此地此时此境，关心的话不需要太多，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是两位老“战友”来自心灵的默契。

毛主席和周恩来

1975年3月20日，病中的周恩来致信毛主席，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并对毛主席的关心表示感谢。

在信中，周恩来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还附信一封寄给张玉凤，交代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周恩来就是这样，全心全意替毛主席着想。

3月下旬，张玉凤致电告诉总理办公室：“总理的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5月3日晚10点45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毛主席主持了此次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期间，周恩来上前向毛主席问好：“想念主席。”

毛主席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如实回答：“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毛主席交代中央办公厅：“要用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医疗办法，全力抢救。”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几天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接连不断地送到中南海游泳池。工作人员给毛主席读这些报告，毛主席静静地聆听着，悲伤和遗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毛主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逝世后，毛主席的话少了许多，笑容也少了许多，长时间沉浸在悲痛和沉默中，令人忧心。

到了1976年夏天，毛主席经常会想起以前的事情。一谈论往事，他的脸色明显好转，眼睛恢复神采，他说的最多的是革命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往事，他还经常与工作人员回忆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往的点点滴滴。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毛主席与周恩来，是同志，是战友，是知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甘苦，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彼此有着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也将共同被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