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李敏和贺敏学（后排左一）一家

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贺子珍对毛主席的一片深情，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1960年，贺子珍抵达福州，住在贺敏学家里。在此期间，她不止一次地缠着贺敏学带她去见毛主席，贺敏学只是无可奈何地埋头抽烟，不说一句话。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曾问丈夫：“主席为什么不再跟大姐见一面呢？”贺敏学认真地说：“你不要把见面这事看得太简单了。”

1984年，贺子珍逝世，贺敏学向上海市委提议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到北京，让她离毛主席近一点……

1958年，贺敏学调到福建，担任福建省副省长。

1960年，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贺敏学十分挂念远在江西的妹妹，想把她接到身边照顾。江西省委很快同意了贺敏学的提议，把贺子珍和她的护士、警卫一并送到福州。

贺子珍和贺敏学等人

福建省委交际处原本打算给贺子珍另找一处房子，供她长期居住，但贺子珍想和贺敏学一家住在一起。

为了让贺子珍在福建住得舒心，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安排了福州西湖宾馆的厨师到贺家做菜烧饭。

来到哥哥身边，贺子珍像一个倦鸟归林的人，过着相对惬意的生活。空闲之余，她喜欢读书看报，尤其喜欢浏览《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回想起革命年代的点点滴滴，那些与毛主席有关的日子。

贺子珍

福州大军区后勤部部长龙飞虎也是江西永新人，还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贺子珍有很多共同话题。

每次龙飞虎来到贺家，贺子珍都要拉着他聊一聊当年在井冈山的生活，回忆当时毛主席睡在哪里、井冈山有多少哨卡、每一道哨卡安排多少人站岗、战士们配备多少枪支。

当年，红军中的女同志不在少数，但真正当过军事指挥员的只有三个人：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贺龙的妹妹贺英，另外一位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和康克清

和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双枪女将回忆往昔，龙飞虎很容易产生共鸣。而且，他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希望通过这一次次愉快的交谈，能让贺子珍的心情欢畅起来。

因此，龙飞虎只要有空就会去贺家，和贺子珍说说笑笑，他对妻子说：“经常和大姐讲讲话，她才高兴，才肯吃饭，才能长得精神呢！”

有一次，龙飞虎问贺子珍：“大姐你还记得‘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这歌谣吗？”

这首井冈山时期人人传唱的歌谣唤醒了贺子珍尘封多年的记忆，瞬间笑得前仰后合。那笑容、那神情，让人不禁想起她当年英姿飒爽的模样。

贺子珍和贺敏学的感情很深，但兄妹俩既有暖心的时刻，也免不了吵吵闹闹。有一次，贺子珍把需要服用的汤药倒掉了，贺敏学非常恼火，兄妹俩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直接拍了桌子，互不相让。

贺敏学一家

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劝自己的丈夫：“子珍身体不好，你做哥哥的就不能让让她。”贺敏学当时气得不轻：“还跟我拍桌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之后兄妹俩谁也不搭理谁，贺敏学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贺子珍也拿起烟抽了起来，房间里烟雾缭绕，李立英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不一会儿，贺子珍站起身，径直走到贺敏学身边，递给他一根烟，贺敏学笑呵呵地接过烟，刚刚的不愉快瞬间烟消云散。

看着这一幕，李立英哭笑不得。这一对革命兄妹，明明很在意对方，可是又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但不管吵多少次最后都能和好如初，这就是吵不散、骂不走的亲情吧。

贺敏学平时公务繁忙，便托妻子李立英带着贺子珍四处走走。李立英陪着贺子珍散步、逛公园，两个人还拍了很多照片。

在贺敏学、李立英身边，贺子珍在烦恼时有了依傍，仿佛找到了温馨又安宁的港湾。

自从贺子珍来到福建，福建也成为李敏常来常往的地方，她经常来这里看望妈妈，几乎每次都会捎来毛主席写给贺子珍的信。在信的开头，毛主席会称呼贺子珍“自珍”或者“桂妹”。

毛主席

贺子珍出生于1909年9月28日，那时正是秋兰飘香的的季节，父母为她取了两个小名桂圆、桂花。

毛主席那一声亲切的“桂妹”，一下子把贺子珍拉回到几十年前井冈山上两个人生死与共的柔情中。

此时，距离庐山相会已经过去了很久，贺子珍一直期盼能与毛主席再见一面，但这个愿望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

贺子珍

有时候，贺子珍会主动向贺敏学、李立英倾诉对毛主席的思念，说着说着就流下泪来。几十年后，李立英回忆贺子珍难过时的模样：“只是流眼泪，不是嚎啕那种。”

不久后，贺子珍回到上海。1964年，贺敏学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会议，回程时专程来到上海，看望贺子珍。

据贺敏学的秘书陈公石回忆：“贺子珍状态不错，她很好客，见我们来，忙着给我们泡茶，还要我送一张照片做纪念。贺老很关心她的身体情况。他们坐在一起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在人生的后半段，贺子珍常年受疾病困扰，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这对一向争强好胜，曾经在红军阵营中奋勇杀敌的巾帼英雄来说，无疑是残酷的。

1979年5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胡耀邦曾询问有关部门：“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同志们不多了吗？还有哪些人？”

有关部门如实回答了情况，当提到贺敏学时，胡耀邦说：“像贺老这样的人，全国没有几个人了，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

于是，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贺敏学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令他激动不已的是，妹妹贺子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贺子珍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消息，引起强烈的反响。

贺子珍

因为贺子珍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在早期革命时期，她与毛主席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访问，通过他的通讯报道，贺子珍很早就成为一名声名远扬的红军女英雄。

如今，沉寂了几十年，贺子珍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她的“亮相”，使人们不禁想起那段与毛主席有关的传奇过往。

作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一跃成为政协会议上的焦点，人们纷纷向他投来热情的目光，贺敏学平静地接受人们的注视和探究。

贺子珍的一生有苦有泪，有乐有笑，她见证过历史，也会被历史铭记。

1984年4月初，贺子珍的体温出现异常。4月中旬，贺子珍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上海华东医院。虽然医生们拼尽全力救治，但她的体温仍然无法恢复正常。

4月15日，李敏、孔令华正在北京的家里辅导子女做功课。突然，客厅里传来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告知：“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和孔令华

挂断电话，李敏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越想越难受，焦急地对孔令华说：“妈妈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孔令华赶紧收拾行李，一家人匆匆忙忙赶到机场。

李敏患有心脏病，这时候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路程。坐上飞机，她的心脏跳动得厉害，接过孔令华递过来的药物服下，才慢慢好转，女儿孔东梅贴心的安慰妈妈：“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降落上海，李敏一家人坐上前来迎接的小汽车，向华东医院驶去。当时，医生、护士正在病房里忙碌，李敏顾不上向医生询问妈妈的病情，径直走到贺子珍的病床前。这时候，贺子珍呼吸不畅，面部憔悴不堪，眼睛紧紧闭着。

李敏轻轻地呼唤：“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听到女儿的声音，缓缓睁开眼睛，她的目光停留在医生、护士身上。李敏心领神会，这是妈妈在示意她和医生打招呼，李敏衷心地向医生道了声：“谢谢！”

然后，李敏又看向贺子珍，温柔地问道：“妈妈，您哪里不舒服吗？”

贺子珍气息微弱：“我肚子痛。”

贺子珍和护士

这时候，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千里迢迢赶到医院。当从医生口中得知贺子珍高烧不退，贺敏学推荐了一种药物，专门治疗重症病人的高烧症状。

贺子珍吃了药，很快退了烧，平静地睡下了。贺敏学、李敏这才松了一口气，退出病房，让她安心休息。

此后，贺敏学和李敏接替看护、照顾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意识尚在清醒状态，她对守在床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病重的贺子珍还牵挂着自己的外孙女孔东梅，怕她饿着、累着，让护士给她买一些新鲜的吃食。见贺子珍慢慢恢复力气，贺敏学、李敏的心终于踏实了。

贺子珍和孔东梅

然而好景不长，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势越来越重，体温再次居高不下，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逝世，结束了她艰难曲折的一生。作为一位走过了75年风雨人生的传奇女性，贺子珍一生扮演着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她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红军，为早期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她是毛主席第二任妻子，与毛主席有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陪伴毛主席度过了人生中的许多关键时期。

毛主席和贺子珍

这种种身份，都让上海市委对贺子珍的后事无所适从。上海市委有关人员提议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上海，但贺敏学表达了不同看法：

贺子珍在上海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主席本人(遗体)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

上海市委意识到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处理，便将此事向中央办公厅汇报。中央办公厅又汇报给邓小平，最后邓小平作了最终决定：“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

八宝山一室是专门保存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决定既对贺子珍的骨灰作出安排，也敲定了贺子珍葬礼的规格。贺敏学得知后，心里异常激动。

4月25日，贺子珍遗体告别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邓小平、聂荣臻、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人献了花圈。

后来，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乘坐中央派来的专机，将贺子珍的骨灰送到北京，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4月25日，全国各地的报纸争先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新闻媒体对贺子珍一生的评价，让一直怜爱妹妹的贺敏学深感欣慰。报纸还刊登了一张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白发，眉毛乌黑，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贺敏学久久注视着照片上贺子珍的笑颜，忍不住流下眼泪。

贺子珍的逝世，带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贺敏学长时间陷入悲痛之中。妹妹的容貌和她一生的悲欢，贺敏学都记在心里。

贺敏学和女儿

贺子珍的逝世，也勾起了贺敏学对故乡江西的思念。早年，贺敏学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了几十年，建国后又一直辗转南京、上海、西北、福建等地，没有时间回故乡看一看。

1984年夏天，在贺子珍逝世几个月后，贺敏学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

这一次，他重返永新，重返井冈山，又回到了和战友们以及妹妹贺子珍一起浴血奋战的地方，眼前的种种，勾起了贺敏学无限的回忆。

1987年，贺敏学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有人问到与有关贺子珍的话题，贺敏学眼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泪花。此时，距离贺子珍逝世已经过去3年了，但贺敏学还没有从失去妹妹的悲痛中走出来。

1988年，贺敏学因病住院，李敏赶来医院探望。在她心里，妈妈逝世后，舅舅贺敏学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

2月28日，贺怡的儿子贺麓成也从北京赶到贺敏学的病床前。期间，贺麓成讲述了自己去年游览井冈山的事情。

贺麓成

贺麓成还说到，自己在井冈山看到了姨妈贺子珍的塑像，看到了贺敏学的革命历程。贺敏学静静聆听着，昔日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当贺麓成提到袁文才、王佐，贺敏学突然激动地挥出拳头：“袁文才很相信我，听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会武打，我从小学过武打，他打不过我。”

谈到革命岁月，贺敏学自然想到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泪水滚落脸颊，他对贺麓成说：“你们好好地为国家作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就死而瞑目了。”舅舅的叮嘱，贺麓成牢牢记在心里。

这时候，病床上的贺敏学虽然脸上带着病气，但精神状态不错，说话很有底气。贺麓成一颗担忧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希望舅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但4月26日，贺敏学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84岁......

贺子珍和贺敏学，一对革命兄妹。革命年代，他们一起在井冈山为革命战斗不息；建国后，他们互相扶持、彼此关照。贺子珍一生的悲欢离合，贺敏学是懂得的，也是怜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