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写了吴永父子，但没写完，本来今天标题应该备注（下），但考虑到这篇文章前后连接紧密，光读下部分，会一头雾水，因此把昨天发的重新整理修改，一起作为一篇发了出来。

读过前文的，直接下滑到第四（或第五）部分接着读即可（第四部加了点内容，但会有点重复）。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西逃，路上第一个接待她的知县叫吴永，一锅小米粥，几个鸡蛋，让慈禧非常感动。

吴永后来口述了一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了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以查看前文）。

在他的自述里，他清廉、善良、耿直，好像没啥缺点，事实真的如此吗？

吴永的儿子是吴宗济，是语言学家，也口述了一本书叫《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本来我看这本书只是为了查资料，后来觉得写得很不错，几乎读完了，里面能够看出吴永的另一面，写得也挺有趣。

从这本书里我们能对吴永有个更全面的认识。

这篇文章是以儿子的角度看吴永的，下文仍旧以第一人称来写，我指的是吴宗济，父亲指的是吴永，母亲指的是盛宣怀的堂妹。

一

我父亲名吴永（1865—1936年），字渔川。

七八岁已经能诗文，被当地人视为“逸才”（出众的人才）。

15岁，父亲随祖母迁到成都，家境贫寒，没有钱请老师，靠从亲友处借书来读，苦学成才，除经史外，还擅长绘画、音律、刻印等（本文的年龄均为虚岁）。

20岁参投笔从戎，参加中法战争，在军队中做文职。

之后，在长沙靠写字、画画和刻章为生。

郭嵩焘的侄子听说他后，聘请他做文书，至此父亲跟着郭嵩焘研学古文。

（郭嵩焘在少年时就认识曾国藩，后来劝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并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办理洋务，出使英国，盛赞英国的民主制度，被国人骂死了。）

23岁，郭嵩焘将其推荐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纪泽担任户部侍郎，继承曾国藩的爵位，他家称为侯爷府。

父亲仍旧做文书工作，写一手好字，还会弹琴，据说能够反弹琵琶。

有一天，曾家二小姐听到了我父亲的琴声，循声找到父亲，看他一表人才，穿戴干净，对父亲心生爱慕。

曾二小姐名叫曾广珣，之前跟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思想比较新潮。

很快他们就结婚了，这一年父亲24岁，这是来曾府第二年。

本来有这样的岳父，父亲应该平步青云，但一年后，曾二小姐难产而死，曾纪泽也离开人世。

之后的几年父亲仕途没什么发展，直到1897年，33岁，才补授怀来知县。

（在吴永的自述中，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他跟随李鸿章赴日谈判，担任文员，后来被上司向清廷举荐。）

在庚子事变期间，慈禧仓皇西逃，饥寒交迫，如丧家之犬，父亲忠于职守，尽力安排食宿，因接驾有功，奉命一路跟随到西安。

这期间，慈禧升他为五品知府，后来又赏赐他为道员，这已经是四品了。

但由于父亲不善于钻营，得罪了重臣和太监，在回銮路上，慈禧打发他去广东做道员了。

（道员这个位置不低，相当于副省级，比知府大，一般管几个县或几个府。）

父亲到广东后，地方极力巴结他，还给他送了2个女人，都是寒门女孩，按照当时的规矩只能做妾。

一个女孩去世早，另一个姓苏，我叫她苏姨，她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大姐。

1905年十月，父亲娶了第三任夫人，是盛宣怀的堂妹，名叫盛翰玉，就是我的生母。

母亲平时喜欢看书，写东西，文笔不错，字也写得很好，嫁给我父亲时她只有16岁，而我父亲已经41岁了。

盛家虽然非常有钱，但害怕树大招风，希望有人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话，我的母亲相当于是礼物一样，坐着轮船送到广东跟父亲结婚。

第二年，我父亲到山东当道员。

1909年，我在山东济宁出生。

1913年，民国二年，父亲担任胶东观察使（也叫道伊），兼管外交事务，这一年他49岁，我5岁。

（观察使跟前面的道员级别一样，都是管好几个市，职位相当高了。）

（现在烟台栖霞市观里镇的小观村，有一块石碑，碑文的时间落款是民国七年，正文中提到，时任的胶东道尹叫吴永。）

二

我母亲嫁过来时，家里已经有个苏姨，虽说母亲是正夫人，但年龄太小，之前在盛家又是大小姐，心思单纯，也不会伺候人。

父亲对嫡、庶之分并不看重，他更喜欢姐姐，老是夸她，总是批评哥哥和我。

父亲对我非常严厉，动不动就打我。

我们家里有3块板子，分别3个型号，最薄的有1厘米宽厚，最厚的有3厘米宽，3厘米厚，就看你犯的错误的大小，选择用几号。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看到火牛阵，就想在猫尾巴上挂着鞭炮，来个火猫阵。点了之后，猫到处乱窜……

然后我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打了一顿。

有一次父亲又夸姐姐批评我，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当时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母亲把我当出气筒，打给他们看。

母亲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我是老二。

养7个孩子，非常辛苦，虽然家里有几个佣人，烧饭、洗衣等都有专人负责，小孩吃奶也请了专门的奶妈，但母亲还是非常操劳。

我大约5岁的时候，北洋政府与俄国人签订协议，往西伯利亚派遣劳工，大多都是犯人。

听说那里很苦，去了不一定能回得来，没有人愿意去，所以这些劳工都带上手铐脚镣。

每派出一位劳工，北洋政府得4块钱，我父亲可得一块钱，算是外快吧。

（感觉这些囚犯们等于是被卖了，都得带手铐脚镣了……）

这些劳工出发前要照相备案，我看到冲洗照片全过程，因此对摄影非常感兴趣。

八九岁时，舅舅从上海来，给我带来一部柯达照相机，花5块钱买的。

父亲兼管外交事务，常常要接待洋人，因此衙门里都有洋厨师。

每到这时候，我们孩子们都很开心，因为可以吃到西餐。

我小时候，还见过一张印着秋瑾的明信片，是由秋瑾的好友寄过来的，想求我父亲营救秋瑾。

但秋瑾在绍兴被捕后，只一天就被处死，根本没有救援时间。

有一天，父亲很晚没回家，我就提着灯笼去找，看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毛笔，冥思苦想。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卷宗说：这些是各县报来的死囚案卷，人命关天，一笔下去，就是一条人命啊！

那时候各县处决人犯，都要上报给父亲批准，权力很大，每到这个时候，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

三

1919年，我11岁，母亲去世了，她只活了30多岁。

丧事办得很隆重，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每一七都要搭台撒馒头，每到这时候，很多贫苦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来抢馒头。

这些丢下来的馒头我们都不吃，可我看他们都抢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当时对贫穷没有什么认知，平时也花不到钱，但每到过年都有一块大洋作为压岁钱。

四十九天后，灵柩由轮船，运到湖州，我也跟着去了。

安葬母亲之后，我跟着外婆来到上海，在舅舅家，过了三四年。

我的舅舅名叫盛麟怀，是盛宣怀的堂弟，盛家掌管着招商局，有轮船，又经营者汉阳铁厂等，非常有钱。

我舅舅曾留过洋，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他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阔少公子了，声色犬马占犬了。

舅舅还曾带我去过风月场所，酒席摆在很大的圆桌上，旁边有风月女子陪着。

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养赛马，也经常带我去，晚饭后，开着车带我们出去玩。

他还喜欢看戏，为了摆阔，都坐在最后面的包厢里，拿望远镜看。

舅舅有个女儿，非常漂亮可爱，她比我小三四岁，出见面是我十二三岁，她八九岁，我舅舅非常宠爱她。

舅舅和舅妈出去玩，总是带我和小表妹一起去。

私下里我俩经常一起玩，耳鬓厮磨，有说不完的话，但平时接触我连手都不敢碰她一下，现在回忆那时候的日子，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甜蜜。（吴宗济口述这话时，大概已经100岁了。）

我们后来差点结婚。

父亲在道伊这个位置上做了10年，期间一共换了6个总统。

1922年，父亲辞职，回到北京，赋闲在家。

1924年，我回到北京，回到父亲身边。

父亲一生攒了七八万块钱，靠着这些钱在北京维持一大家人生活。

母亲故去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我母亲的亲妹妹，名叫盛端玉，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1948年冬天，继母乘坐太平轮赴台遇难。）

注：1920年左右，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是多少？

这个不好算，而且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其实都是10年前写的了，还得换算成2024年才行。

最常用的是大米价格。

1921年，一块银元能买30斤优质大米，猪肉8-10斤；工人工资大概9元左右最普遍（1918年，北大图书馆打工8元一个月）。

假如现在优质大米5元一斤，30斤150元，一两银子相当于150元；

猪肉一斤15元，一两银子能卖8-10斤猪肉，相当于120-150元。

从这两点看，兑换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再对比下工人工资。

当时工人工资9元，按150元换算，相当于今天1400一个月，虽然这个工资跟现在比有点低得离谱了。

但现在不够花主要因为房价高，其实生活费并不高，如果在民国那个环境下，是可以生存下来的。

所以在1920年，一银元大概相当于现在150元人民币（2024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不放心的话，我们再对比下其他研究：

有论文说，1920-1925年1银元，相当于2010年的87-100元人民币。（《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变迁》陈明远）

2010年距离现在也已经有14年了，膨胀个50%-100%，也差不多，一块银元兑换150元应该没太大误差。

当然要是按照房价算，差别就很大了，比如当时20元一个月，在北京能够租到8-10间房的四合院。

现在你在北京租四合院，得几万到十几万一个月吧。

当时鲁迅花2块银元，在北京能请客吃饭，点4冷荤，4炒菜，4大碗，1个红烧肘子（或整只鸡），再加一大碗肉汤。

按照150元算，这么一桌才300元，当然跟现在也没法比。

总体而言，根据大米、肉价或工资算相对比较合理吧。

这么换算下来，吴永退休攒了七八万块钱，相当于1000多万，廉不廉洁呢？

我觉得算是廉洁了。

但其实他的资产不只是现金，还有很多书画、印章，那些无法计算，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下文再说吧。

四

我家有四个院子，有42间房间。

大哥大学毕业后，父亲花几千块钱，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买下一个摄影社，但他在家呆不住，经常出去吃喝，逛八大胡同。

我上的中学是徐树铮办的，平时很少来，有天傍晚，徐树铮突然来校，给我们学生训话，我作为班长在旁边做记录。

当晚全体学生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夜，学校突然紧急集合，通知我们徐树铮在廊坊，遇刺身亡。

我们全校师生都为他披麻戴孝。

注：关于刺杀原因，当时媒体的说法是，陆建章的儿子为父报仇。

陆建章故居离我家很近，当地人称为陆将军，我的太爷爷曾在他手下当个小文书，我猜时间应该很短，也很低级的那种，基本不认识。

据我爷爷说，陆将军死时，棺材非常重，麻绳一抬就断，只有我太爷爷纺的麻绳才能抬起来，现在陆将军府还是当地的一个小景点。

太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小时候有几本他写的字，都是我爷爷冒死留下来的，但不知道珍惜都丢了，现存还有一本，我不轻易拿出来，因为纸张实在太脆了。

后来一般认为是冯玉祥杀的，这里插段题外话，下面接着写正文。

为了证明在上海没有学坏，我读书非常努力，连续两年全班第一，毕业那一年病倒了，没有获得资格留洋。

1928年，我20岁，考上了清华大学，全班90人，我考了19名。

此时的清华名师云集，有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闻一多等。

在考大学之前的暑假，父亲逼我跟娃娃亲结婚。

我当时非常犹豫，很想跟我表妹结婚，我的舅妈非常喜欢我，但舅舅一直没表态，实际上不太同意。

为了反抗父亲逼我回家成亲，我离家出走，后来阴差阳错，再三纠结之后，选择了跟娃娃亲结婚。

1930年夏天，在清华大学期间，我因肺病休学一年。

当时有最大的两家电影公司，一家叫联华公司，当家明星是阮玲玉，另一家是蝴蝶。

我当时很喜欢摄影，病养好后，我就去联华当摄影师，一位编剧朋友劝我跟他一起搞电影。

我又说服父亲投资5000块钱投资电影，成立联华的分厂，我经营了一年，没有后续资金支持，钱也打了水漂。

期间我们办了电影培训班，班上有个非常刻苦的女学生，就是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我们拍的一部无声电影名叫《故宫新怨》。

拍电影赔钱后，我只好继续回到清华上学。

1934年，我从清华毕业，一年后我考到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

我跟着赵元任先生到各地调查录音。（赵元任真是奇才，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音乐，无所不精，还是“中国语言学之父”）。

下图拍摄于1938年7月1日，赵元任先生与四位助手在昆明。从左至右分别为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1936年，父亲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父亲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我们兄弟分家，大哥分到碑帖、字画等，我主要分书籍，有很多善本书，还有很多是明版书，还有一本金朝的《昭明文选》，我卖掉大部分，给四弟做学费。

还剩几十箱，我带到了南京。

我还分到了百十枚父亲珍藏的名家印章，有很多是寿山、青田石，其中不少有鸡血、田黄等珍贵石料。

最珍贵的还要数郑板桥的一画了，画里的人是我家一位先祖。

注：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吴永资产确实不少，除了七八万块钱外，还剩这么多东西。

他说卖给弟弟做学费卖了大部分，估计至少得几千大洋吧。

还剩这么多书、名画、印章，再加上他大哥的那部分，应该最低值个2-3万块。

但这些东西，差不多一年时间就毁掉大半。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我追随老师赵元任走，向西南撤退。

五

离开南京之前，我挑选珍贵书籍，打了几十个包裹寄到昆明，剩下大量书籍只好留在南京。

最珍贵的我随身携带，把印章都装在一个皮箱里，还有郑板桥的画、手表、钢笔、狐皮褥子等。

我们坐上车队出发，路上遇到强盗，手表、狐皮褥子等都被抢走了。

他打开我的皮箱，里面都是父亲的珍贵印章，他一看都是破石头，全都倒山沟里去了。

他又看见郑板桥的画，三两下撕碎丢了。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南京，四十多箱书不知去向，只剩几百本。

但这些书仍旧没有保住，后来某时期，基本就都完了。

1938年1月末，我到达昆明。

1940年，离开昆明，到达桂林。

在桂林，我买了一套小洋房，房子很好。

后来听说是岑春煊的一个儿子，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卖的房。

想不到，曾经的风云人物，后人发生这样的事，无巧不成书啊。

这里顺便写写岑春煊跟吴永后来的斗争。

之前写过他俩的矛盾，这里写吴永去广东之后的事，也是出自于《庚子西狩丛谈》，但不是出自于吴永亲口，而是刘治襄自己搜集材料添加进去的。

但真实性也不必怀疑，因为书籍出版前是给吴永看过的，等于得到他的认可了。

当时没写，就打算在这里加上，下文以第三人称写。

吴永到达广东后，很多人就怂恿他花钱活动，否则太后再眷顾也没用。

吴永说：我知道，但贫瘠的地方，养活自己的已不容易，哪有钱去送礼呢？

他们说：这很容易，如果你同意，我等可以出力。

原来，当时各钱庄都很有钱，他们很喜欢这种活动，资助有潜力的人，将来获取高额利息，承诺吴永如果挪用一二十万两，立即就能筹办。

但他都拒绝了。

但一年后，岑春煊突然调到两广总督，真实冤家路窄。

很快，岑春煊一次弹劾了十一个人，把吴永列在首位。

其他人罪名都很重，吴永罪名很轻，仅仅是离职而已。

这种心思很毒辣，故意做给慈禧看，意思是吴永真实罪名很重，但给你面子，特意从轻发落。

慈禧把奏折拿给军机处看，军机处支持处罚。

太后说：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我想他做宦应该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份奏折我主张留在宫中，暂时不办，你看如何？

瞿鸿禨说：

吴永的处分本来就很轻，为了一个吴永，把其他罪行严重的人，都不处分，似乎不合体制。

（前文写过，瞿鸿禨在吴永临走时，问他跟荣禄说了啥，吴永说了，瞿听后很不高兴，从此将其视为对方阵营的人。）

慈禧很不高兴地说：

我只知道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肯定不会错到哪里去，像吴永这样的人，岑春煊都要参劾他，那天下可参劾的人就太多了！

说完慈禧拍了一下桌子，瞿鸿禨再次坚持了几句，态度非常坚定。

太后顿时变了脸色，说：

难道岑春煊说谁不好就是不好了吗？我知道岑春煊的话不一定可靠，我知道吴永是不错的，因此我推测其他人也不一定真的那么坏。

接着她用力连拍了几下桌子，说：

留中，决计留中！我决计留中定了！（留中的意思，就是留在宫中，暂时不处理。）

这事吴永当时不知道，后来回京才知道，吴永为此还刻了一枚印章，印文就是“帝曰汝是忠臣”。

吴永还挺搞笑的。

岑春煊在任两广总督内，弹劾了1400多人，获罪的也有几百人，非但睚眦必报，就连曾经给他恩情的人也不放过。

六

下面在写点吴宗济的事迹，作为结尾吧。

抗战胜利后，吴宗济被任命负责上海查收敌伪资产，后来1948年，被蒋经国派他秘密查上海的黄金大案。

之所以蒋经国希望他查，估计是因为他家世、同学人脉较广，后来兵荒马乱就没有办。

解放上海时，他抗命留沪。

1955年，吴宗济那个娃娃亲的夫人去世。

然后，他去上海，又见到小表妹和舅母，小表妹仍旧美丽温柔。

他的丈夫看起来像个老实人，大家聊起往事不胜感慨。

舅母私下里，提出希望让女儿跟丈夫离婚，再跟吴宗济结婚。

吴宗济反复思想后，觉得这样对不起她的现任丈夫，最后拒绝了。

由此可见，舅母对他是真爱，另一方面，估计小表妹婚后生活的并不好。

吴宗济留在大陆的下场，不用看你估计也能猜得出来，我就不详细写了。

吴宗济本人说，他对阶级斗争、没收私有财产等观点无法接受。

下图拍摄于1964年，吴宗济在实验室，侧脸看起来有点像陈佩斯。

这些口述时间应该是在2009年左右，吴宗济身体硬朗，直到98岁高龄仍旧从事语音学研究工作。

吴宗济2010年去世，享年101岁。

最后写点总结吧。

先评价下吴永，虽然不是绝对清廉，但也算是不错了。

再看吴宗济，作为富家子弟，在那个时代，上大学期间竟然能拿出5000大洋拍电影，相对于那些在地上捡馒头的穷孩子来说，所见的世面不可同日而语，富人子弟眼界更开阔，更容易有所成就，也更能从容选择自己的天赋行业。

回想起来，吴永接待慈禧开始，到现在两代人一百多年，沧海桑田，人的命运在时代面前多么渺小。

很多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构思，但都不太能打动我，我还是更喜欢看着这种真实的历史。

虽然历史在变但人没变，所以历史在有些地方其实也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