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在邯郸、安阳、大名之间的三角地带，日寇拼凑了一股较大的汉奸武装，番号“东亚同盟自治军”。这股汉奸武装主要由盘踞在冀豫两省交界地带的各路土匪组成。

太行山以东至大海，西南到桐柏山和大别山，东南至苏，皖北部，这37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带。上古时候，黄河，以及发源于太行山的沁河、卫河、淇河、漳河、沙河、洛河、唐河、滏阳河、滹沱河、大清河、永定河等等一系列的河流，经常泛滥，使得这一大片地区湖泊沼泽遍地，被称为大陆泽。随着黄河主河道向南改道并逐渐稳定，以及人类的开发利用，这片土地最终变成了富饶的华北平原。上古时另一个有名的沼泽地云梦泽，现在则变成了江汉平原，不过留下的湖泊比较多，让湖北成为了千湖之省。

华北平原虽然年平均降水量只有大约700毫米左右，但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且多为暴雨。由于太行山形成的高度差，加之平原地带地势平缓，水流速度缓慢，因而到了夏季如果连下暴雨，山洪急泻而下，地处平原的下游河堤很容易决口，造成洪水泛滥。

古代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到了王朝后期，朝廷往往怠于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决口后又赈济不力，造成流民盗匪四起。一般也是到了王朝的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广大的自耕农失去了土地，生活困顿，只得依附于地主讨生活。到了战乱年代，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有钱有粮，又不缺兵员，于是纷纷自组武装，就成了独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别说地方官员，就是朝廷也得看他们的脸色。长此以往，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虽然没有山川险要，却也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贼窝，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各路地方土顽。

民国时期，在河南省的安阳、临漳（今属河北）、内黄、南乐，与河北省的武安、邯郸、成安、魏县、大名，这一片三角地带，卫河和漳河两岸，及两河间的中间地带，盘踞着很多大小不等的土匪武装。其中的核心在大名的回隆（今属魏县）和内黄的楚旺，是出了名的土匪窝。

这些土匪们东一杆西一股，不过大多秉持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基本都是去外地作案。他们明火执仗，带着老驮(徒手人员、背抢来的东西)，到外地杀人抢劫，绑票勒索，老百姓名之曰，西南老砸。民国二十四年督察专员兼大名县长马润昌坐着汽车，率领保安队，威风凛凛去回隆打土匪，结果没有见一个土匪毛，反而挨一顿子弹袭击，汽车被打穿几个窟窿，狼狈逃回。那时人们流行一句话：“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楚旺回隆”。

形成这些贼窝的原因，除了洪水泛滥、土地兼并导致农业破产，一部分人铤而走险外，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管理不力。比如回隆镇，它的行政区划是东北部属河北省的大名县，西北、西南、东南分属河南省的临漳县（今属河北）、安阳县、内黄县，镇内东南部尚有开州飞地一块（金代改澶州为开州，即北宋时“澶渊之盟”所在地，现为河南濮阳市），故有“两省四县加一州”之称。这种奇特的行政区划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民间有了纠纷，各县互相推诿，声称非本县所管。往往死个人，把尸体从东街弄到西街，从南边弄到北边，最后往开州飞地一撂，不了了之。

被称为小香港的回隆镇，八九十年代据说那儿也挺乱

有事情官府不管，使得这一带老百姓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遇到事时不打官司，能忍则忍，忍不了就互相仇杀、报复。你找亲戚帮忙，我请朋友支持，世代相仇，循环不已。事态发展到最后，除了起事的本主双方，参与其中的其他人，只知互相为仇，却弄不清为了什么。当时冀南军区西南办事处(对回隆、楚旺、安阳一带伪匪的工作机构，1943年建立)有位通信员老胡，在不懂事时就继承有这份“遗产”——全家被仇家枪杀，他身中十余枪滚到床下，被亲戚抢去救活，长到三十多岁还弄不清仇家是谁，更不知有何仇气。

要杀人就要有武器，要自卫也需要有武器，于是这片地方几乎家家有枪。走路、种地、甚至抬粪也背着枪，这也是孳生土匪的有利条件之一。

于是乎，这一带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治体制——地主、官、匪三位一体。土匪头一般是地主，如临漳的郭清，安阳崔家桥的王自全，大名回隆镇上程希孟父子，程太保（安阳县辛村镇程太保村）的程道合、程道生兄弟。他们又是什么区长、民团团总、自卫团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设局子（习武的武馆）、队长等。外出作案团队人员就是匪众，大举外出时从各户集合人枪，分赃人人有份，当然多少不等。官军来打土匪，他们是民团、自卫团、老百姓。了解匪情的县官就和当地势力勾结，有时派兵来打土匪也只是摆摆样子。

下图，1947年5月崔家桥战斗遗址，可看到王自全的堡垒对外的一面设计为一人多高的砖砌山墙，上部预留射击孔。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队南逃，地方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乘机恶性膨胀，地方势力也纠集人、枪，拉起队伍，到处是“司令”、“团长”、“大队长”。

日寇对我们历史的研究比我们自己都还要客观深入，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的弱点和软肋。日本侵华期间，找了许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可是偏有人自欺欺人的以为，这是维持，是曲线救国，不是汉奸。所以就有了伪组织，有了伪军。

从1932年3月成立的伪满洲国，1935年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成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还有在北平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再到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在这些伪政权的“治理”下，在伪军的枪口下，大量的金银财宝、粮食棉花、矿产资源被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抗日武装被反复扫荡、清乡，中国百姓被血腥屠杀。

伪蒙古军

1938年时，伪军的数量是78000人，到了1940年汪精卫投敌，伪军数量急剧上升到145000人，而到了1942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推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颁布了许可国军指挥官“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一时间，伪军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据统计，日寇投降时，在内地缴械的伪军数量达118.6万，而当时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在1945年的军警数量是40万。再算上那些摇身一变成为“忠义救国军”等等名目的伪军，以及逃亡散去的伪军，所以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抗日战争时有高达200万的伪军。与之对应的是，在华投降日军（不含在东北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为128万，这里面还包含了驻台湾和越南北部的日军。

以果粉们喜欢拿来说事的丙种师团第62师团为例，该师团有8个步兵大队，42个中队，128个步兵小队，占据长治、阳泉地区，有正太和白晋两条铁路，约500公里铁路，有188个大小据点，其中县城就有近20个。很明显，要有效占领这么大一片地域，128个步兵小队实在不够分。日军的办法就是这些县城、据点主要依靠伪军驻守，配以少量日军，这样就能解脱大量日军部队用于野战目的，去扫荡根据地与八路军作战。由于有大量的伪军，日军确实达到了他要的这个目的。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果粉们口中说的八路打的是三流日军的第62师团，在冲绳岛给美军造成了最大的杀伤。

当时邯郸-安阳-大名这个三角地带的情况是，驻邯郸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共有五个大队，在邯郸、安阳、邢台、大名、清丰各驻一个大队，总兵力不过六千余人，兵力捉襟见肘。这一带的伪军是：隶属于齐燮元的华北治安军（总部设在北平，12个集团军，约六万人）的第6集团军齐荣部，位于邯郸以北的保定地区；第102集团军高德林部，位于安阳、邯郸、武安地区；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安阳，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部三万余人，位于濮阳、东明（今属山东）、考诚地区。此外，从1938年3月开始，日军就在这一地区组织伪军，各县建有三百人至一千人的警备大队，数目不等，共约三千余人。

日伪军在广（平）大(名)公路以南，冀南一分区抗日根据地四周，建立了无数据点和碉堡。在广大路两边各挖有封锁沟，企图以星罗棋布的据点为“点”，以纵横交叉的公路封锁沟为“线”，把这块根据地割裂为条条块块，编织成“囚笼”，在这里建立治安区，实行保甲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940年5、6月间），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上级党委决定以广大公路和卫河为分界线，将大名分为魏县、大名、元成三个县（解放后分分合合，成了现在的魏县和大名县），统一归冀南一地委领导。

日军兵力有限，为了彻底摧毁我根据地，还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在更大范围内借助伪军的力量。

从上面伪军的分布就能够明白，日军是急于在这个三角地带内建立一支汉奸武装，填补这一区域内缺乏伪军的空白。这一带的土匪，如郭清、王自全、程希孟、李成华、程道合等，虽然大多数在名义上接受了日军的宣抚，经常配合日军向我根据地进犯骚扰，但实际上对这些土生土长的窝贼，日军并不能完全控制和调遣。日军既没有正式授给他们伪军番号，又没有供他们武装、粮饷，想叫他们俯首贴耳为之效力卖命，自然是不可能的。

起先，日军是想把这些土顽归并到“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来路好像是湘军）的帐下，但是土匪们在之前就与李英争抢势力范围，关系不和，自然是不买账。此时，日军非常需要一个愿意出面收拢组编土匪的人，而这些土匪们一方面迫于日军的压力，另一方面眼馋日军的武器给养，想以此达到扩充实力扩展势力的目的，他们也需要一个能够服众的人，将互不统属的土匪们整合起来去和日军谈判。而王天祥正是这样一个人。

上一篇文章专门讲到王天祥，参考阅读：，他出身北洋军，参加过反对张勋复辟帝制，打过军阀内战，反过蒋，抗过日，当过国民党军孙殿英部的团长、副师长，高树勋部的补充师师长（挂名虚衔），同八路之间也有联系（至于关系多深，这些土匪们并不是特别清楚），更重要的是，王天祥还是他们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因而，在1942年初王天祥从冀鲁豫军区来到回隆，准备收编这些土顽组建起一支抗日武装时，这些土匪们对于由王天祥出面收编没一点意见，但是对于抗日则不感兴趣。他们愿拥王天祥为首领去和日军交涉，以取得正规伪军番号。

王天祥来回隆活动组军，可谓正中日军和这帮土匪们的下怀，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就“应运”而生了。当时这一带势大出名的是大名回隆镇西街的程希孟父子，南街的李成华，安阳辛村镇程太保村的程道合、程道生兄弟，南乐元村集的杨法贤，以及临漳县的郭清，安阳县崔家桥的王自全等。除后面两位外，其余均加入了伪“东亚同盟自治军”。

俗话说“没有老死的土匪”，可对程希孟来说是个例外。他从清朝末年二十岁左右就当土匪，可谓是干一行爱一行，一直干了六十多年还不退休，于一九四四年老死在家。程希孟用几十年抢劫来的财富，置得家大业大，人称“老司令”，他的儿子程乾接过乃父衣钵，人称“少司令”，此人骄奢淫逸，外号“半裁砖”。

李成华家道小康，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回隆镇完小（小学初中在一起）上学的他向全班同学激愤地说：“咱以后谁不打鬼子，就是孬种!”七七事变后，23岁的李成华集中了本镇同学、亲友十多人，成立了“局所”，提出了“保卫家乡”的口号，得到了本镇各阶层人士的拥护。绅士华老常、李保玉、聂文长、聂清林等送来了几十条步枪和部分弹药，使李成华组织的局子很快发展成为400多人的“独立民团”。

1938年8月，129师东进纵队在陈再道、王新亭指挥下发起漳南战役，9月初进军豫北，安阳东部各路土顽武装纷纷缴械，9月底建立了各县抗日政权和四县边区战委会。李成华投诚后任我安阳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1939年初，调赴太行受训跑回。1939年3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我撤销了安阳、内黄、汤阴三县抗日政府，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在共产党帮助下组织抗日武装，组建了“五县”抗日民军，由丁树本部营长张德珠任司令，李成华任抗日民军第一团团长。

丁树本刚开始还好，但是到了1939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丁树本积极参加，与我党搞起了摩擦。

1940年初，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冀南军区所属部队，向在华北闹摩擦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全面反击，石部一触即溃，丁树本随石友三南逃。曾被东进纵队缴械的程希孟父子、程道合兄弟、杨法贤、王自全等匪首，又东山再起，各霸一方。李成华拒不执行丁树本的南撤命令，重返回隆镇办起了局子，并收纳了丁部原团长贺润生、营长师建业，及成安县大队长黄三多等余部，势力是当地最大的，老百姓称之为“李部队”

在40年、41年间，李成华的势力伸展到广(平)大(名)路和大名金滩镇，客观上配合了日军侵占我漳河、魏县抗日根据地。

程道合、程道生兄弟原是农民，屠户出身。安阳县的辛村镇除了有程太保，还有李太保，郭太保，吴太保，周太保，周袁太保，秦太保，马太保，刘太保，蔡太保，后王太保等等，共有十三个叫太保的村寨，这些村子历朝历代都是滋生土匪的贼窝，被称为十三太保。

程家兄弟在李太保惯匪李树林提携、支持下，抗战前就当了土匪，乘七七事变之机收缴散兵游勇枪支，搜罗人员，恶性发展独霸一方。

杨法贤原在元村集一家饭馆当跑堂，吃得肥头大耳，人送外号“杨胖”。七七事变后纠集了几十个人自称大队长，收缴败兵枪支，势力逐渐扩大。丁树本组建抗日武装时，他的副司令兼保安三旅旅长陈明韶到大名、南乐交界处北张村活动，成立了大名县抗日政府，陈兼任县长，杨法贤被收编为营长。1940年丁、陈南逃时，杨法贤趁机率所部逃回旧地，曾被我冀鲁豫军区部队收缴过枪支。尔后盘据千佛、元村一带坚决与我为敌。

王天祥努力了四个月，仍无法做通这些土匪的工作，经请示上级同意后，王天祥、程道合通过辛村集教堂的意大利神甫托人同安阳日军松本大佐拉上关系，经驻邯郸日军华北第一混成旅团铃木旅团长批准，筹组军队。

1942年8月，伪“东亚同盟自治军”（下简称自治军）在邯郸宣告成立，日军铃木旅团长向这股武装的军官举行了授旗仪式。军长、副军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团长为上校。该股伪军号称一万四千人（实有八千左右），其编制是：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军部直属一个突击团，团长张履亭。下属四个旅：第一旅旅长李成华，团长程海波、师建业；第二旅旅长程乾，团长程坤（程希孟侄儿）、郭德惠；第三旅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第四旅旅长杨法贤，团长王文番、路景文。日军给这股伪军的编制是四旅八团，但实际上这些土顽仍自行扩充势力，收编其他小股土匪，手下还有独立团、独立大队之类的武装。

日军松本大佐以部队长名义控制全军，派岩桥秀男大尉为军事顾问，志磨大尉为经济顾问，各旅均有日军一个小队监督。凡军长下达的命令、文件必须有顾问的签署方能生效。

当时，元城县为我冀南一分区的根据地，日军很狡猾，划我元城县为这股伪军的“自治区”，建立“行政公署”，任霍计芝为主任。日军的计谋很毒辣，就是要让这股伪军侵入我根据地，在我根据地抢粮派夫，获取给养，与我军展开争夺，从而达到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

自治军成立不久，日军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勒令他们向我元城根据地进犯。王天祥只得率部到了龙王庙，一边急忙派人与我一分区联系。日军见王天祥逡巡不前，又调来两个日军大队，压迫这群伪军前进。王天祥耍了个花招，以整训的名义连夜将部队又调回卫河沿线，这一招很容易就被日军识破。某夜，松本亲自带一个中队的日军来到龙王庙军部，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前进，将武力缴械。

四二九大扫荡中，我一分区和三分区行署、部队在大名以北的馆陶县被日军合击，遭受了较大损失，一分区的根据地被压缩到元城这一小块地区，伪自治军的进犯无疑让形势更加严峻。桂干生司令员派敌工科副科长阎之青来见王天祥，指出某些要点必须撤退，如不撤我军就要消灭之。王天祥左右为难，只得回复：如打、就拣坏的团打，但突击团一定要给我留下（突击团是王亲自组建的部队）。

“自治军”是日军的傀儡，是汉奸组织，抗日除了要消灭日军，当然也要消灭自治军。但是，参加自治军的成员极端复杂，其下层多是些为生活所迫而被裹胁进去的劳动者，上层多是些两面分子，卖国求荣的卖国贼只占少数。

两面分子的特点是动摇于敌我之间，同日军有矛盾，同我党也有矛盾，脚踏敌、顽、我三只船。他们明投日军，暗靠国民党，假近共产党。在两面分子当中，对敌、顽、我三方面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各自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军对自治军的主要匪首进行了具体分析，军长王天祥是我们的抗日朋友，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是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力量；一旅长李成华倾向我党，应该积极争取和帮助；三旅长程道合是个惯匪，具有十足的两面派特征，需要在争取的前提下加以孤立；四旅长杨法贤是个暴发户，被国民党特务掌握的很紧，与我党严重敌对，必须给予一定的打击方可将其孤立起来；最顽固的是程希盂、程乾父子，长期与我党为敌，是瓦解和消灭的主要对象。

当时我冀南一分区派张瑞符(化名王殿杰)，先到一旅旅长李成华的独立团一大队唐维部工作，通过唐维的一连长连廷洁(原我漳河县工作人员)，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地下武装。王殿杰又做了李成华的心腹李德裕的工作，疏通了和李成华的关系。此前，冀鲁豫军区在三旅程道合部已派张符瑛(化名张复玉)为首的工作组，当时我们的工作组住在东楼，国民党的工作组住在西楼，彼此都不说明，是公开的秘密。

不久后，冀南军区调来了骑兵团（红军团）和冀鲁豫基干团，与一分区、三分区的部队一起，在大司令陈再道、二司令桂干生的指挥下发起了元城战役。具体战斗情况可参看之前的文章：。元城战役我军取得大胜，歼敌三个半团。

特别是南李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全歼了程坤团团部及一个营、伪满洲国的一个警备队（由伪满军官学校军校生组成）、朝鲜人组成的一个教育班（教官），另有20余名日本人被打死，包括日军派驻自治军的军事顾问岩桥秀男大尉和经济顾问志磨大尉，程坤被俘后上吊自杀。遗憾的是战前教育班的一名朝鲜人因生病去邯郸就医，逃脱了被骑兵团马刀砍死，20年后这位叫朴正熙的人当上了南朝鲜总统，又过了些年，他的女儿也当了总统，因与中国走得太近，被美国人搞到监狱里去了。

李成华部8月8日在刘马寨被我三分区部队打击，损失了200余人，8月31日在金滩镇又被一分区消灭了师建业团的大部，他正愁无法与我军沟通联系，王殿杰一出面，八路在他的眼皮下冒了出来，大喜过望。经阎之青和派驻李、程两部的代表说明厉害，在八路军的军威下，李成华“不请示不汇报”，将基本部队全部撤到漳河县张庄一带，陷入孤立的程道合旅第5团、杨法贤旅第7团随即连夜撤回。日寇驱使自治军进攻我根据地的图谋以遭受打击而失败，八路军顺利打过卫河，全线收复了广(平)、大(名)路以南一带，全部恢复了冀南第一分区抗日根据地。

我军给自治军的第二次打击是两打回隆。元城战役后，日军气急败坏，指责李成华“临阵脱逃”，是“叛变”，李也宣布脱离该军。对于这种地方实力派，日军一时也没什么办法。

元城战役后，在漳河南岸的郝村魏云家，李成华见到了桂干生司令员。桂司令给他谈了抗战形势、胜利前景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一切抗日力量，只有向共产党靠拢，同八路军协作，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随之两人换了兰谱，共盟誓言：“抗日救国，生死与共。”为加强今后双方联络，当即决定王殿杰调任李成华旅部秘书，作为一分区代表，李德裕为李旅代表去一分区任参议员，随时进行联系。

1945年7月7日，桂干生率新四军五师干部队从延安南下，过同浦路时遭平遥日军炮击负伤，9日牺牲

不久，在回隆镇东北谷头村，桂干生司令员再次会见李成华，希望他支持和配合冀南第一分区在漳南建立4个地下交通站，开辟从魏县到太行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李成华一口应承并密切配合，分区迅速地完成了这条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使冀南的物资、情报等，源源不断向太行山根据地转运。这年冬，李成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独立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1943年3月，李成华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护送一位“大学教授”过平汉路，他亲自乘轿车护送这位教授到了平汉路西我军在林县任村的豫北办事处。这位教授其实就是刘少奇同志。

我军决定攻打回隆镇后，桂干生司令员在回隆附近的秦庄会见李成华，向他传达了冀南军区“关于解放回隆镇的战役计划草案”的绝密文件，指示了李成华部参战的任务，规定了联络信号。

1942年9月22日午夜12时，八路军前哨尖兵，同回隆镇南门的李成华部唐维大队取得联系，把守南门的大队副官路明光、李成瑞立即打开南门，引导部队进入镇内。同一时刻，在军区侦察员引导下，控制了东门和南寨。化装入城的指战员，分别包围了伪第二旅旅部及第三、第四两个团部。随着信号弹的升空，冀南军区总攻回隆的战斗在寨内外同时打响。在强大攻势下，陷于内外夹攻的伪军士兵纷纷缴械投降。一夜间，整个回隆被八路军占领。鉴于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八路军随即撤出回隆。

我军一打回隆后，为了避嫌，李成华率部去了他的结拜兄弟，在崔家桥的大土匪王自全那儿。9月底，桂干生率骑兵排，在临漳县樊营东北的九碑坟地，经李成华介绍同王自全见了面，以孤立回隆镇的程希盂这伙土匪，为再次解放回隆作准备。

王自全早有向回隆以东发展的野心，因受程家抵制目的不能得逞。此前他已同我豫北办事处有联系，这一次又同我一分区拉上了关系，之后为我军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对我冀南到太行的秘密交通线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10月初，冀南军区决定再次解放回隆，根据桂司令的指示，李成华率部由崔桥移驻回隆以北的秦庄。八路军以小兵力，进行“袭击秦庄”，以掩护李不暴露身份。李部唐维大队的一个连调回隆西南街驻防，连长每天率队外出催粮，早出晚归。

1942年11月4日，八路军冀南军区骑兵团、20团、30团及地方部队，在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的统一指挥下，再次发起了回隆战役。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也亲临指挥。

这天傍晚，李部驻回隆连长连延杰，带领第20团一部化装成催粮的两排“伪军”，通过匪首程乾把守的北门，进入回隆南街的连部埋伏下来。午夜12时，担任中间突破的20团部队，悄悄地靠近了南寨。连长连延杰、副官路明光立即打开寨门，担任南寨警戒的两排“伪军”，引导主力部队进入寨内。与此同时，寨外第30团和外围的骑兵团，均已进入围寨打援和发动进攻的指定位置。顷刻，寨内三颗信号弹升起，解放回隆的战斗再次打响了。分布于寨防各部及三条街道的伪军，均在分割包围的突袭进攻中来不及起床就被俘获。在八路军的猛烈攻势下，防守东街、北街的程乾部两个团的防御工事先后被突破，除程希孟、程乾、郭德惠藏匿民间外，余匪全部被歼。

程希孟等后来逃至在十三太保的伪三旅处，经程道生从中周旋，程家父子向我军求和。我们本着斗争“适可而止”的原则，派阎之青同其谈判，提出“约法三章”：1、互不侵犯，各守防地，不准到我根据地抢掠、骚扰群众；2、不能危害我方工作人员的活动，保证过往人员和物资运输的安全；3、及时给我方提供情报等(实际内容不限于这三条)。如果他们能遵守照办，我们保证不危害本人及家属安全。日本投降后,不追究其罪责。从此,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战后，李成华提出把队伍拉过来，接受八路军改编的要求。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认为，李成华公开抗日旗帜的时机尚未成熟，隐匿伪军内部，配合八路军行动所起的作用会更大，要他耐心等待时机。

二打回隆之后，我军在镇内住了些天。20团一侦察参谋住在李成华的手枪连长王清林家里。王的爱妾和弟媳都是青年学生，颇有抗日求解放的思想，便打听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问八路军要不要女兵。当然这位参谋同志就做了些宣传工作。部队转移时，她们提出要跟部队出来参加抗日，为照顾和李部的关系，自然坚决劝阻她们。可是部队刚离开，她们就跑到根据地来了。王清林认为很丢脸，咬定是八路军拐带走的。他作为李成华的亲信，知道李同我军关系的情况，找李给向八路军要人，并扬言要回去用刀子捅死。李成华训斥了他，说：“我不能拿活人送礼。”我军也怕送回这两人被杀掉，就答复该两人未到我军。王清林怀恨在心，于1943年叛李投程希孟，将李成华和我军的关系全部告密，并将风闻到的王天祥、程道合通八路的消息也告了密。

我军撤出回隆转战外地后，程希孟父子收集残部，又借助日军的帮忙，重新回到回隆。李成华不敢在回隆住，失了地盘，只好把枪插起来（藏），解散大部分部众，带一部分部队去了他的结拜兄弟，在崔桥的大土匪王自全那儿。

1943年初，经王自全于安阳日军及回隆程希孟父子处斡旋，允许李成华回回隆镇，地盘、番号暂不定，西、北寨防由程部驻守，东门岗楼地带为日军小队防区，南街和南寨一带为李部。

四月初，安阳日军电话：要李成华去安阳商讨地盘、番号。李知此去安阳危险重重，但渴望获得合法的伪军番号，又加王自全保险不会出事，于是去安阳。安阳日军又说邯郸旅团部石田参谋长请李去邯郸商定。4月2日，李成华带秘书王纯、护兵刘福元、张书才、焦得民去邯郸。日寇随即将在回隆缴械的李成芝等人也送到邯郸。4月4日，日寇将李成华五人和李成芝共六人电刑致死，装入麻袋投尸滏阳河。李成华其他被缴械送去邯郸的人，由王自全将他们保出。李成华死后，日军以贺润生为一旅旅长，师建业团属该旅，增加马汝河团，不过，马团不足三百人，徒有其名而已。

从日军对李成华一系列的行动及后面对军长王天祥的操作看，程希孟父子无疑是将王清林告密之事全盘告诉了日军。至于王自全在其中是真心想帮李成华还是参与了与日军、程家父子的合谋，永远不可得到真相。李成华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成华死后，他的余部张茂生、王金富等在刘金玉（李成华好友，我党的秘密关系）的帮助下于1944年成立了抗日武装，番号为三分区（一、三分区已合并）第六支队。李成华父母视六支队为自己的部队，此前李成华曾在王自全那儿存放了200支好枪，遂向王要枪以扩大力量。王自全为瞒昧这批枪，派人将李成华父母及堂弟李成瑞打死，却造谣是程乾干的。

1945年11月，第六支队编入冀鲁豫基干一团，冀鲁豫一团改番号为二纵四旅10团，1949年番号为第十军28师82团。

对自治军的第三次打击是著名的大名起义。地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这片地方在古代称为“邺地”，大约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和河北邯郸之间，这个地方有卫河、淇河、漳河流经，又据华北平原之中，位置重要，有王者之气，因而商代的都城就设在此一区域。春秋时，此地属魏文侯，他的儿子魏武侯把今大名县的一块属地作为自己儿子公子元的食邑。汉高祖时，因此地曾属魏，遂以邺地为中心设立魏郡，大名一带因曾是公子元的食邑，设立元城县。唐朝时该地称魏州，到了唐建中三年（782年），藩镇田悦改魏州为大名府。宋朝时更了不得，属河北东路大名府，称之为“北京”。

1943年5月26日，日军向我冀南广大路南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一分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大扫荡后，日军龟缩兵力，放弃卫河以东据点，1943年冬令王天祥军部移驻楚旺镇，接替伪军李英部。进入1944年，日军进一步收缩，4月，日军又令王将军部移驻大名城。一旅贺润生旅部，驻魏县之张庄；三旅程道合旅部，驻内黄县之楚旺镇；第四旅杨法贤旅部，驻南乐县之千佛；程希孟父子还在回隆。

民国时11中学生上课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大名后，长期在城内保持一个中队，并在十一中校内构筑工事，自成一套防御体系。王天祥把军部移驻大名后，随即令他的突击团控制了四门，由突击团团长张履亭任城防司令，还配有伪警备队，伪警察防守。

靖任秋任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时留影，时任师长孙殿英

在1943年，八路军总部把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靖任秋派到了王天祥部。靖任秋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后受周恩来的委派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长达十六年。靖任秋的主要业绩是：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稳住”孙殿英保持中立，1944年策动山东益都的伪军王道旅起义（第一起伪军起义），1945年策动大名起义，邯郸战役策动高树勋新八军起义，淮海战役策动110师廖运周起义。等等。解放战争时任晋冀鲁豫十纵参谋长，桐柏军区参谋长，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公安局长。然而，从1955年开始，靖任秋经历了两次审查，前后又是历时十六年。

靖任秋（前排左三），时任中野十纵参谋长

王将军部移驻大名后，三分区敌工科长张励到大名与靖、王在北关美国教堂办军官教导团，目的是加强思想工作，相机去掉坏军官。在一次旅长、参谋长会议上，靖讲了形势及今后部队前途，被军参谋处长、国民党特务邱效天所怀疑。为除隐患,王以邱有讹诈民财罪将其处决。三旅参谋长程兴华公开提出质疑说：“日本人占不住,国民党又过不来，是不是叫我们投共产党？”王除患心切，即以程兴华挑拨三旅长与军长的关系为名，将程交军法处查办。

程此前是旧军官，七七事变后随裴香斋参加八路军，任过我三八六旅十八团副团长，后回家不归，到伪匪程道合部任团长。程道合对他有顾忌，改任旅参谋长，所空团长缺由薛登宽充任。薛闻讯后率部由楚旺至大名示威，声言不放程兴华即攻城。

此事引起了日军干预，并趁机派大汉奸刘琨为副军长，吴寿彭为参谋处长，后又派檀松甫为军参谋长，对王天祥进行牵制、监视。王不敢查办程兴华，乃手谕免其职务了事。

日军本就对王有所怀疑，加之刘琨为了当军长花去了6万大洋（鬼子也是受贿的），遂在1944年8月趁王天祥留宿邯郸，强行解除其军长职务，宣布刘琨为“军长”。王顶住了日寇的威逼，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换谁也不会承认）。日军因无确证，将王解到保定，发表为伪河北省长高凌尉的“高参”。王几经周折，在我党的接应下成功脱险，来到根据地，正式加入八路军。

刘昆加官进爵，即着手开始清洗王的亲信，安插自己的人，但是对于王的卫队突击团，因害怕引起兵变，暂时没敢动手。王天祥提出了结合三分区，先把突击团从大名拉出来的请求，得到了我冀鲁豫军区首长宋任穷、杨勇、曹里怀等首长的批准。

王天祥即派陈济黎、张蔚林潜到大名策动突击团起义。为联系方便组织上派女同志任玉巧随张蔚林进城，谎称是张履亭妻子耿苏的亲戚，混进城去见了团长张履亭。一见面，传达了军区首长和王天祥的指示与意图，张履亭随即表示：“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了，感谢军区首长关怀，听从王军长命令，杀敌起义，一致抗日。”

大名起义策划处之一，位于大名县委党校西南

1945年1月16日晚，三分区司令员高厚良，王天祥，敌工科长张励等，带23团来到城东三里店设指挥部，按照计划，待部队入城后，由23团团长陈中民在东城门楼设前线指挥部。为方便敌我识别，我军和起义部队一律在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统一口令是“欢迎”二字。另外，我军在邯大路、大安路、大濮路也安排了打援部队。

张履亭团长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去向王天祥请命，王说：“我今天来接你们了，马上起义。”张有些作难，颇感诧异地说：“怕准备不及？”王有怒色，严历地说：“有什么准备的？”张立即回答：“我坚决执行军长的命令！回去立即率全团起义。”

清代东城门楼照片

零点，城东燃起一堆大火。见火为号，东城门楼上的杨安太排长亲自率部将负责监视的日军一个个掐死，顺势下了伪警备队、伪警察的枪，大开城门，导迎我23团进了大名城。与此同时，副团长高玉振也顺利地打开了南城门。

南关张家牌坊，远处即南城门楼

在起义官兵的引导下，我23团各部顺利地进入作战目的地，投入战斗。我军和起义部队一道，击毙了汉奸刘琨，日本特务檀松甫、吴寿彭，解决了城里城外四关伪警备队、伪警察，活捉公安局长刘丙之，彻底摧毁伪政府，吓跑县长苏正格。

日军大名城防司令腾愤带日军死守其在11中的工事，盲目地派出盲目地派出小队长角谷带20多个日本兵沿菜园街抢登东城墙，企图夺回东城门，与我23团和起义部队展开激烈巷战，被全歼。战斗中，突击团副团长王世德及若干战士牺牲。

民国年间大名街景，西洋建筑为东大街教堂

拂晓前战斗结束，我军和起义部队打扫完战场顺利撤出。这次参加“大名起义”的计有“突击团”全部，伪军部及教导团一部，伪警备队若干，伪警察少许。到达根据地后，起义部队改编为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纵队，王天祥任司令员，张履亭任一团团长。1945年11月，该部改编为晋冀鲁豫二纵独立团，后编入六旅16团。

王天祥后任六旅旅长，华北军大三大队大队长，绥蒙军区察蒙军分区副司令，河北省体委副主任，1958年12月20日病故，安葬于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张履亭后任二纵独立团团长，六旅16团副团长、团长，在鄄南战役时表现出色，此后调离16团，后面查不到具体经历。

经此三次打击，伪“东亚同盟自治军”从此一蹶不振,，日军再也没组成军的统一指挥机构，各部伪匪又处于互不相辖，各霸一方的局面。

1945年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太行军区发动安阳战役，日军大泽所部被歼灭，李英部被我军消灭了三分之二，1947年初李英被我军俘虏，后枪毙。

同一时间，冀鲁豫军区发起成(安)、临(漳)、安(阳)战役，驻宋村郭德惠团突围逃跑，被埋伏在外围的冀鲁豫骑兵团追杀，郭德惠及该团大部分均被骑兵砍死，残部被程道生收编。

1945年5月，日军从大名撤退，贺润生、师建业率所部1000余人随日军到邯郸，驻苏曹。此二人看到日本要完蛋，遂以国军自居，以惩治汉奸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同时也对日军挑衅滋事。8月初，邯郸日军大部调走，给了贺、师二人一个错觉，谁知上旬的一天后半夜，从石家庄开来一趟军列，满载一千多日军，把贺部包围。上午八点，曲周、永年、肥乡等地日军三个中队也出现在滏河以东一带，接着邯郸、肥乡和道尹公署教导大队一千多伪军又作了二线包围。

日军通知贺、师去丛台谈判，贺派师建业和李参谋长为代表前去，日军指挥官令交枪听编，二人没答应。回去时日军派了两辆摩托车押送，二人刚下车没走多远，即被日军从背后用手枪击毙。贺见谈判不成，才开始组织突围，为时已晚。中午12点，日军展开炮击。贺认为日军重兵包围苏曹，市内一定空虚，遂手提大刀，亲自带队沿公路向市区冲去，埋伏在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日本轻重机枪和两辆坦克一齐向他们开火......

贺部大部死伤，只有一个连藏到河边苇地未被日本兵发现，晚上出来到永年投土匪许铁头去了。另散逃出的的匪兵，大部被二线伪军抓捕了。

在日本即将投降和投降后，我军曾派人去督促这些伪匪反正，均遭拒绝。其原因有二：

一是国民党派遣大量特务，对他们封官许愿，如委任什么“先遣军司令”、“挺进军总指挥”等等进行拉拢；

二是从阶级本质上他们同国民党是共同的，当上国民党军官依然可以当土皇帝，作威作福，跟共产党却根本不可能。抗战时他们之所以跟共产党拉关系，是因为八路军就在他们身边，随时就可能消灭他们。

盘踞冀南豫北经年累月的这帮土匪，也经历了三大战役，最终灰飞湮灭。

一、邯郸战役

1945年10月2日，我冀南、太行部队将邯郸包围，发起解放邯郸战役。聚集在邯郸城的各路土匪获得了国民党的冀晋豫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的番号，负隅顽抗。结果是：

邯郸的老土匪郭华宗（郭采芹），曾任孙传芳的师长，后改编为43师师长，1931年围剿苏区失败后被陈诚收编，给了他十万遣送费。以这笔钱和其之前克扣的军饷起家，带着侄儿郭化民回邯郸当起了土匪。10月5日我军攻入城内，郭华宗跳城未逞，在丛台西边定角寺（一中院内）被俘，于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北苏曹被处决。

纵队司令郭化民带小股卫队逃到武安大土匪杨四处，杨四后被我军歼灭后，他又逃到石家庄，石家庄解放后又逃到北京。解放后被捕，1951年押回邯郸处决。

鸡泽、曲周一带大土匪肖根山，从丛台一带逃到城北被八路军活捉，送曲周处死。

邯郸县陈窑村的陈韵之，被委为国民党邯郸县长。10月10日，陈部在老芽沟（邯郸县工程村南）山沟中全部被我太行部队歼灭，陈被活捉，在武安伏法。

二、豫北战役

1947年3月22日，我军发起豫北战役，我军各部向新乡南北进击，连克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等城和牛市屯等据点多处。

3月30日，我军准备向汲县（今卫辉）发起攻击，当时守敌整32师（属晋绥军系统）师长唐永良原准备起义，但后来变卦。4月2日上午，敌从城内向占领东关的我二纵四旅12团反击，团长王俊牺牲。我军随后组织反击，重新夺回东关。3日，敌66师、9师、第二快速纵队从新乡北援，我军决定诱敌深入。另，定陶战役中唐永良救援整66师不力，被撤职，后从商，解放前去美国，死于旧金山。

4月6日，二纵四旅将汤阴外围的菜园敌据点包围，六旅将安阳以东之太保敌据点包围，独四旅、独五旅和三分区部队将敌楚旺镇据点包围。

4月6日下午，四旅发动进攻，共歼敌一干多人，其中俘司华生以下975人。我军攻入时司换上便衣逃跑，但是出镇仅数里即被老百姓捉住扭送我军，18日被处决。其子司炳南率残部潜至安阳，充任还乡团团长，1949年安阳解放时被捉，旋即处决。

战前，六旅旅长王天祥曾写信给程道生，劝他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但程道生不听。8日下午5点，我军发起总攻，共歼敌1914人。程道生、程兴华被活捉，程兴华被枪决。程道生提出要见王天祥，见面后程反复求饶，请求王天祥旅长不要杀他。王旅长说，我写信劝你放下武器，你不听，我没权利杀你，人民有权处置你。地方政府在程太保召开了公审大会，附近几十里的百姓都赶来了，男女老少纷纷控诉他的罪行。一位老大娘哭诉着程匪如何抓走他儿子，如何强奸她女儿，霸占她土地，逼死她丈夫，说到气急处，上前用剪刀就去剪程道生的肉，百姓一拥而上，战士们阻挡不住，程道生就这样被老百姓活剐了。

4月10日下午5时，我军对楚旺镇发起总攻，刘东栋及附近的大小土匪武装3000人全聚集在此，经激战，消灭“河南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2800多人。我独四旅旅长赵海枫，独五旅十四团参谋长何长荣，三分区司令部二科副科长何昆等牺牲。

经过元城战役歼灭程坤团，我军两打回隆，程家父子就已经没多少武装。程乾具有流窜性，经常带着一二百人到处作案，王天祥当时跟他说，带这些人到处跑没好处，要他将人、枪编入突击团，他什么时候需要就再给他。于是他的人就编入突击团为三连，连长尹德华。该连随突击团起义，加入了革命队伍，程乾仍是带二十多人走哪吃哪。

程乾在我军行动之前就从回隆逃到了柳园，4月13日趁夜暗再次突围逃跑。后程乾流窜到汤阴县固村郑合处，郑合、程希孟是换帖，比程乾高一辈，他说程不该杀李成华父母，程不承认，郑怒杀程。程乾作恶多端，确实死有余辜，但在此事上确是冤枉。

当我军攻打楚旺之际，王仲廉令66师、第二快速纵队和41师一部，汲县地区沿平汉线东侧北援。为在野外歼敌，吸敌北进，我军分别包围了汤阴和崔家桥。此后，蒋军第二快速纵队，66师199旅旅部及596团等部一万三千人被我军歼灭，王仲廉只好缩回新乡防守。

5月2日，我军攻克汤阴，活捉孙殿英以下7000余人，逃至汤阴的一干土匪悉数被歼灭。

5月6日下午5时，二纵五旅、独四旅、独五旅，向崔家桥发动总攻，战至7日凌晨2时战斗结束，歼敌2000多人，匪首王自全带少数亲信逃往安阳。1949年安阳解放前夕，王乘飞机逃离，后在武汉被仇人暗杀。

崔家桥王自全司令部遗址

自治军第四旅杨法贤部在1945年六、七月间的成(安)、临(漳)、安(阳)战役中被我在效化村消灭一个营，1946年三、四月份在南乐的司令部及队伍被我冀鲁豫部队歼灭。杨携款潜逃，据说到兰州、北京、天津。为逃避惩罚用灼热的炒豆把脸烫成麻子，1950年落入法网，押回南乐县被公审处决。

三、安阳-新乡战役

1947年的豫北战役，晋冀鲁豫的1、2、3、6四个主力纵队围困安阳，本准备一举拿下，但由于我军此时缺乏炮兵，攻击力不强，且已接到军委南进大别山的任务，我军遂撤围而去。

1948年10月22日，淮海战役的开局之战，我军攻克郑州。随后，晋冀鲁豫第十四纵队（第70军）相继解放原阳、获嘉、汲县、修武、武陟、焦作。三大战役后，黄河以北的平汉线上，安阳和新乡就成了两座孤岛。

1949年2月，四野先遣部队第四十军南下途中本想捎带手地解放安阳，结果准备不充分，打了三天未能攻克。3月，我军决定由第四十二军、第四十七军发起安阳-新乡战役。

防守安阳的敌军有1.6万人，没有国民党正规军。我军之所以两次难以攻克，一则是安阳城墙高达10米，下部宽15米，上部宽5米，可以跑开一辆汽车。而城墙外面，是一道10余米宽的外壕，壕沟的外面，还围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另一个原因是据守安阳的多是惯匪、特务、恶霸、还乡团等十恶不赦的顽固分子，他们自知罪孽深重，铁了心的与解放军对抗到底，这样的敌人一般都比较难打。

42军出发前，朱老总特地把吴瑞林叫去了解情况，叮嘱要多带炮弹和炸药，一定要重视敌人。42军有4个榴弹炮营，战役中间第三十八军炮兵团又赶来增援，最终，从4月16日从城外作战开始，至5月5日，经过苦战，第四十二军解放安阳。这也是42军解放的第一座城市。我军虽然消灭了1.6万名敌人，但42军也付出了2700人的伤亡代价。

安阳解放后，清点人数少了几百人，这些都是惯匪，留下来祸患无穷。安阳人民自发的行动起来，帮助解放军将藏匿在各个角落的土匪全部抓获。万恶的临漳大土匪郭清及一切渣滓全部受到了坚决的惩罚。安阳解放的当天，驻新乡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向我第四十七军投降。

至此，祸害了千年的冀南豫北土匪被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