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指挥员中，除了大部分是从红军、老八路成长起来的将领，还有一部分是“半途”加入人民军队，他们的经历堪称传奇。

上篇文章讲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六旅16团血战郑庄寨，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六旅旅长王天祥，政委刘华清，副旅长周发田，政委和副旅长都是老红军，过往历程相当简单清晰，是一路打上来的，而旅长王天祥，戎马一生，其经历令人眼花缭乱，完全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影或者连续剧。1963年有一部经典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取材的历史事件“大名起义”仅仅是王天祥戎马生涯的一小段。

王天祥，字瑞符，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单县王寨村。他兄弟四人，排行第三。年幼时家贫，十四岁出外做工。1923年，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任命庞炳勋为威（县）平（乡）八县联防指挥官，率领一个步兵营驻防威县县城，肃清匪患。时年十七岁的王天祥投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第十五混成旅被调进北京，参加了“北京政变”，曹锟下台，另一个“副产品”是清代末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不久，冯玉祥将孙岳部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庞炳勋改任第三军补充团团长，南下保定，阻止曹世杰北上。曹世杰见直系军阀大势已去，遂缴械投降。1925年2月，庞炳勋部扩编为第二混成旅。

连年的军阀混战，王天祥也从一个大头兵升为骑兵连连长。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讨蒋时，王天祥担任陈春荣部的手枪队队长。

民国军队的手枪队

手枪队，可以说是民国军阀压箱底的老本，其最主要的装备就是驳壳枪。驳壳枪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射击方式为单发和连发，射击速度每分钟900发，有效射程50-150米。1895年12月11日毛瑟厂取得专利，隔年开始生产。由于其枪套是一个木盒， 因此在中国也有称为匣枪的，也有称为盒子炮， 也称驳壳枪。1931年开始量产具备全自动功能的，毛瑟厂称之为速射型，在中国则被称为快慢机。

枪套倒装在握柄后，手枪秒变冲锋枪

该款手枪具有威力大、动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广泛流传于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不仅进口量巨大（起码占毛瑟厂出口量三分之一），加之国内各兵工厂大力仿制，社会上存量极大。从民初军阀混战，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 盒子炮几乎无役不与，和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的缠绕在一起。

在中国，毛瑟手枪的各种衍生版本有多种多样的称呼，如长苗盒子（长枪管）、大眼盒子（山西造仿的11.43毫米口径）、头把盒子（大握把）、二把盒子（介于大小握把之间）、三把盒子（小握把）、大肚匣子（20发弹匣）、马匣子（骑枪型毛瑟手枪）等等，但是较官方的称谓是自来得手枪。

上图中北洋政府陆军部的采购合同（草案），怡和洋行的报价是一把毛瑟手枪连带枪套、并带500发子弹，合银五十七两五钱，比之前清政府购买时的四十四两银子高了不少（估计清政府是直接去毛瑟厂采购）。此后经讨价还价，总价上又降了600两。核算下来一把带500发子弹的盒子炮大约50块银元。

看明白了就知道，北洋军买武器，那是算到了骨头里，不仅是要降价打折，商量好质量标准（毛瑟厂新枪），更是要货到付款，连个定金都不给的。从武器采购这一方面，真的是甩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贪官们一百条大街。

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最早成立手枪队始于1917年。1917年7月6日，冯玉祥以十六混成旅的名义，宣布讨伐复辟的张勋。大军一到辫子军一触即溃，十六旅于7月12日宣告平叛完成。7月13日，为了让该部立即撤回廊坊军营，段祺瑞派人送来了两万元钞票，当作是出兵的开拔费和胜利后的奖金。冯玉祥得了钱，立即命石友三去北京有名的军火商“永增军服铺”购买了120把自来得，挑选120名精锐士兵，成立了“手枪队”。

手枪队既是卫队，又以其强大的速射火力，成为了战场上的突击队。很多西北军的著名将领，如赵登禹、张自忠、高树勋等，都是出自冯玉祥在廊坊组建的这个驳壳枪连。

最夸张的时候，民国军队手枪队战士的配备，除了盒子炮外，还有一支骑枪、一把大刀、一杆长矛，再加上子弹、水壶、行囊等，总计重量达64斤。

手枪队之所以现在不怎么出名，是因为在长城抗战时获得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大刀队，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流传至今。另外要说一下的是，二十九军第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率大刀队袭击日军，后来升任132师师长，由王天祥的老上级陈春荣接任109旅旅长。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219团，则隶属于著名的佩剑将军何基沣的110旅。

“九一八事变”后，王天祥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民族英雄方振武（1941年被军统暗杀）麾下效力，参加了“平地泉战役”（即集宁，今乌兰察布）。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日伪军和蒋介石政府的围攻、逼迫下，冯玉祥下野，方振武、吉鸿昌离队逃亡，抗日同盟军瓦解，部队一部分由宋哲元出面收编，组成第二十九军。

王天祥投奔了孙殿英，在其谢团任副团长。察北抗战初起时，为了杜绝孙殿英和冯玉祥的联合，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任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1934年春，孙殿英部向西北推进，从而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四马拒孙”。孙殿英进攻不利，而此时阎锡山与蒋介石再次交欢，派兵断了孙部归路。蒋介石趁机明令撤销孙殿英本兼各职，孙部在宁夏被缴械，残部被阎锡山收编。此时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给了孙殿英一个察北保安司令的空衔。

王天祥失业了，还被国民党宪兵以参与政治活动罪名，捕送北京陆军监狱。在狱中认识了难友河北阜平人、共产党员刘子会等，受到感染和薰陶，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待宋哲元部进驻京津时，经老相识石敬亭多方营救，才得出狱。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委任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

王天祥出狱后再次投奔了孙殿英，此后被派到武安、沙河一带组织武装。随着队伍的发展，孙委王为大队长、支队司令、十一团团长等职，驻防太行山脚下的武安、沁阳、济源、淇县、林县、辉县一带。

王天祥喜欢交朋友，结识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在组织武装时，同我党我军关系更为密切。他的部队中有不少进步人士，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如刘植岩、董自托、邱子耀等）。在他的请求下，我军派去以张磐石同志为首的若干政工干部，帮助建立政治机关、制度。王的第十一团，名义上是国民党军建制，但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王天祥从组军开始就学习八路军许多治军的办法，治军比较开明，注意群众纪律，重视军民关系，重视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亲自去抓争取伪军工作。他曾经秘密下山和地方实力派程道合、李成华、程明轩等拉上关系，用绿林手法拜了兰谱，这在之后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初期，王天祥率部与日本鬼子多次交战，打了几次胜仗、硬仗，曾获数次嘉奖，《王天祥武安抗日》，《沁阳阻击战》，《炮击西尚》，《沁河畔以寡胜众》都是有名的战例。在太行边缘驻地一带，王天祥享有声誉。当时有人给他立碑颂扬，在武安（属河北）的万安、淇县（属河南）之七峪，至今石碑犹存。

1938年夏，经戴笠引见，孙殿英见到了蒋介石，蒋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归属庞炳勋指挥。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为“再生父母”。孙殿英和阎锡山一样，惯于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他的军部附近，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孙殿英随蒋反共。1940年，我军抽调晋察冀老一团（红一团）和冀中警备旅等部南下太行，与太行八路军部队一起向进犯根据地的朱怀冰第97军发起反击，歼灭一万余人。战役中，在进步人士、副军长邢肇棠及我党派往孙部工作的同志努力下，且慑于我军的力量，孙殿英口号喊得响，但是部队却没有向我军开一枪。

邢肇棠1945年到延安，结识了朱仲芷。朱的经历也极传奇，1940年与萧劲光离婚，后陪伴邢肇棠走过了十几年风雨

孙殿英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已经公开身份的我党人员被迫撤离。孙殿英怕蒋追究，把不协助朱怀冰的责任全推到邢肇棠身上，何应钦连发两封电报召邢去重庆一谈。很明显，邢肇棠也在孙部待不下去，经彭总同意回解放区。1940年冬，王天祥亲自叫他的侄子王树坤等人，秘密护送邢肇棠到八路军总部，后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1945年5月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后，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邢肇棠任副总司令。解放后，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副省长。

对于王天祥，孙殿英相当忌恨，盖因为王天祥的第11团系自己组建的部队，上下一体不便插手。王天祥派人护送邢肇棠离开，这个事被孙知道以后，怀恨在心，动了除掉王天祥的心思。

孙殿英想使用明升暗降的招数夺王的兵权，升王天祥为副师长，但是王的参谋长陈季章（国民党左派）联合我地下党员发动全团挽留，孙怕引起兵变，不得已承认王以副师长兼十一团团长。至此，矛盾激化，已成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当了伪军的庞炳勋（左）、孙殿英（右）

孙殿英的另一个招数是派遣了一批特务到王部（如派吕铭仁任王的副团长兼副参谋长），一方面监视王天祥，一方面驱赶进步人士，已经公开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王部。

孙殿英最毒辣的一招是以卑鄙手段，收买王的厨师贾阴清(邯郸河沙镇人)，让其在饭、汤、菜内下毒，害死王天祥，那知贾于心不忍，反而向王告了秘。王在极大愤怒下，决心起义。就在此时，我地下人员又得到紧急情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密电孙殿英将王就地正法，编散其部队。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王天祥派乔世英(共产党员)到太行请示邢肇棠和彭总。

形势刻不容缓，在来不及从容安排起义的情况下，王天祥于1941年5月，率部东出太行之塔冈、邢门两山，越过平汉路，到安阳东之辛村集。这里是程道合的管辖区，王为扩充势力，之前曾多次到这一地区活动，与程是拜把兄弟。联合土匪力量，另开抗日局面，也是王东出太行的目的之一。

孙殿英早与日伪有勾结，王天祥部刚一行动，孙就将情报告知日军。日伪军四路截击，企图歼王部于平汉路两侧。激战五昼夜，王部苦战得脱，夺路东奔，来到辛村集。可是他立足未稳，孙殿英即勾结日伪军尾追上来。

此地是程道合的地盘，管你来的是日军还是国军，照打，何况还有结拜兄弟的江湖义气。于是出兵出粮配合，王得到程道合相助，乃回师痛击追兵，拼死奋战，竞把日伪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缴获甚众，还活捉了五名鬼子兵，俘虏安阳伪道尹顾问富田利。

日伪军继续增兵，王部在吕村又打了一仗后，因寡不敌众，只得继续东撤，把部队转移到卫河边，从草坡渡河至井店一带，希图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在沙区的部队靠拢。

王天祥与我分区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政委王风梧（55年少将）会了面，王政委答应给王部筹运给养。但是会见刚结束，给养还在筹办中，恰逢日军对我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邯郸、大名、清丰、安阳、水冶等地的日伪军由内黄渡河追击而来，王只得率部且战且退。

军行至滑县之牡丹街，被日军追上，打了一场恶仗，伤亡惨重。部队随后来到濮阳东北的谷头村，此时的情况是：日伪军进逼甚紧，又与八路军失掉了联系，王部人地两生，没有群众基础，且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部队昼夜行军，长久作战，疲惫不堪，几乎陷于粮尽弹绝的困境。孙殿英派来的副团长吕铭仁适时暗中破坏，营长谢怀恕、石敬兰等动摇恐惧，参谋长陈季章力劝无效，王对部队难以控制，迫不得已同意把队伍拉到柳下屯投靠了高树勋。

高是新八军军长，归蒋鼎文指挥。在宴请王的酒席上，拿出蒋鼎文让高将王就地正法密电示王，于是王的部队被编散。出于同为西北军的袍泽之谊，高树勋仅将王软禁。

王天祥很聪明，请来了清丰县巩营文生张清江老先生为师，每天钻进老书堆里念四书，示无大志。这一招是他从戏文里学的刘备在曹营的韬晦之计。

某日高得雏马一匹，性烈难训，王对高说：“军座，此马交给我，我当年是骑兵连长，我替您压成走马吧！”高允其请，从此，王在柳下屯高的总司令部范围内便得到了自由。

我冀鲁豫军区多方设法营救，与王天祥取得了联系，于1941年12月，乘高军部演唱豫剧的机会，派小部队将王等接救出来。

,王天祥到了根据地后，原准备让王任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王以“无功不受禄”谢绝了，并提出利用自己在大名、安阳、内黄一带的关系，去收编一向盘踞在回隆、楚旺、千佛、牙里等处程道合、程希孟、李成华、杨法贤等士顽武装，争取他们抗战。如不可能，可用灰色名义，打入敌人内部，掩护我地下工作，伺机反正。此计划得到冀鲁豫军区同意。

民国时期的土匪

去年以来，一首《早安隆回》很是火了一把，不过在民国时期，回隆镇可是更有名。河北省的回隆（今属魏县），河南省内黄县的楚旺，这一片冀豫两省的交接地带，地处华北大平原，无山可据，无险可守，但是在民国时期却成了有名的土匪窝。东一杆西一股，明火执仗，杀人抢劫。形成这一情形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条：

一是天灾人祸，农村经济破产。千百年来漳河泛滥，无数次改道，每次都造成大批灾民，地主富户乘机兼并土地。地主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再加军阀混战派款派粮、要车拉夫，一切都压在广大农民身上，致使农村经济破产，有些人被迫铤而走险。

其次是政府官僚腐败，对边缘地区鞭长莫及。回隆是个大镇，它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回隆镇的行政区划是东北部属河北省的大名县，西北、西南、东南分属河南省的临漳县、安阳县、内黄县，镇内东南部尚有开州飞地一块，故有“两省四县加一州”之称。这种奇特的行政区划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民间有了纠纷，各县互相推诿，声称非本县所管。由于这种“五不管”，使这一带老百姓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有事不打官司，能忍则忍，不想忍就互相仇杀、报复。你找亲戚帮忙，我请朋友支持，世代相仇，循环不已。自卫、杀人都需要武器，几乎家家有枪。走路、种地、甚至抬粪也背着枪，这成了孳生土匪的客观条件之一。

第三是有了产生匪众的条件，武器又多，政府又不管，于是当地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治体制——地主、官、匪三位一体，土匪头子既是地主，又是什么区长、民团团总、自卫团长。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自我管理，负责抵御外来势力的进入；外出作案时，他们是土匪，各家各户集合人、枪，分赃人人有份；官军来剿匪，他们是民团、老百姓。

1942年初，王天祥由九分区到达回隆时，正逢日军压迫程希孟、程明轩、程道合、李成华、杨法贤等部改编，统归伪军长李英领导。这些人素与李英有矛盾，思想有顾虑，怕不自保，所以借此机会，依附于拜过把子的王兄弟，拥王为首领。

王天祥努力了四个月，但不能克服程希孟等扩充实力，霸占一方，夸耀乡里的顽固性。这些人不仅不愿接受改编为抗日武装，也不愿意走灰色道路（表面接受日军宣抚，成为非正规的汉奸武装），这伙土顽头子决意拥王向日军交涉，争取正规伪军的番号，以获得军火和给养，扩大自己的势力。王不得已派人到我“太行总部”通报了这些情况。

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我冀南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我军遭受较大损失，新七旅旅长易良品牺牲。冀南军区、冀南行署等近万人被日军包围在王行仗，我冀南骑兵团奋勇拼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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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九大扫荡“后，冀南根据地被压缩。稍后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我军不仅损失惨重，还失去了整个冀中根据地，只能以地区队、县大队的形式坚持冀中抗战。加上1941年日军对我冀鲁豫、太行、晋察冀的大扫荡，这个阶段正是日军猖獗之时，因而，一下子高举抗日旗帜是不现实的。

王和程道合通过辛村教堂意大利神父与安阳日军松本大佐搭上了关系，而松本大队隶属邯郸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经松奇旅团长的批准，允王以“王天祥部队”名义在回隆筹建部队，视其实力再考虑部队的番号。

王天祥深知这些土匪头子都是什么样的人，为自保，又东拼西凑，收留旧部，收容溃散，招募新兵，组成了一个“突击团”，这是王的直属部队，提任保卫王和他的司令部的警卫工作。

1942年8月，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在邯郸成立，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长铃木向这股武装的军官举行了授旗仪式。“自治军”下辖四旅（八个团），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盂，授中将衔。旅长授少将衔，团长授上校衔。第一旅旅长李成华，团长程海波，师建业；第二旅旅长程乾，团长程坤，郭德惠；第三旅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第四旅旅长杨法贤，团长王文香，路景文。军部突击团团长张履亭。

日军派岩桥秀男上尉为军事顾问，子磨上尉为经济顾问，松本以部队长名义控制全军，各旅均有日军一个小队监督。凡军长下达的命令、文件必须有顾问的签署方能生效。日军划我元城县（今大名城区）为其“自治区”，建立“行政公署”，任霍计芝为主任。

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其主要兵力分布，是从回隆、楚旺一带沿卫河两岸，中经元村集、龙王庙、金滩镇至营镇和馆陶县敌伪相连。兵力号称一万四千人，估计实有八千左右。

日寇也知道这些土顽的秉性，之所以成立“东亚同盟自治军”，实际是玩弄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

对于伪“东亚同盟自治军”，我军的斗争策略是针对“自治军”上层分子两面派的特点，针锋相对，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向他们提出“约法三章”：

1、互不侵犯,各守防地，不准到我根据地抢掠、骚扰群众；

2、不能危害我方工作人员的活动，保证过往人员和物资运输的安全；

3、及时给我方提供情报等。

根据匪首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争取较好的（比如李成华），孤立中间的，打击顽固的（比如程希盂父子）。把政治上的争取、瓦解和军事上的打击、消灭结合起来。

东亚同盟自治军成立不久，日军就要王率全军向元城县我根据地进犯。王赶忙叫陈济黎到冀南一分区向桂干生司令（1945年牺牲）和吴建初政委汇报情况，未等结果，日军即迫令东进。王不得已，进至龙王庙停止不进。日军随后派来两个大队，迫王部前进，王借整训之名，密令所部连夜撤到卫河沿线待命。敌见王自行撤退，大怒，某夜十二时，松本大佐率一个中队来到司令部，以“最后通谍式”严令王立即进犯我根据地，否则就解除其武装。

王天祥被迫东犯，桂司令派阎之青同志前来见王，要王拖住日军，不能向根据地活动，要坚决与敌作斗争。并且警告说：如不撤退某些地方，我军就要消灭其部队。王进退维谷，答复说：如打、就拣坏的团打，但突击团一定要给我留下。王在此时，也派陈济黎速到太行北方局报告了情况，彭总写了一个小纸条，叫陈济黎带回，上写：“仍继续坚持工作，长期埋伏”。并电令冀南军区，接济王部二百石粮食。为避免影响，宋任穷政委决定由阎之青随同陈济黎，送来了天津汇票伪币两千元，顶住粮食之数。

当时的情况是，王天祥军部设在龙王庙，回隆由副军长程希孟带郭德惠团留守，伪一旅李成华率程海波团进驻大名以东卫河以西地区，师建业团占了金滩镇，伪二旅程坤团占了南李庄，伪三旅程兴华团占了肖庄，伪四旅王文香在龙王镇东南三里的石曹坊安了据点，突击团进占了孙甘店。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调来了骑兵团并亲临前线指挥，我军发起了元城战役。程坤团被全歼，师建业团基本被消灭，李成华、程道合两旅长在我军的”劝说“下率部后撤，我军恢复了魏县、漳河、大名的根据地和成安的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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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羞成怒的日军宣布李成华“临阵脱逃”，是“叛变”，李也宣布脱离该军。此后，在李成华的有力配合下，我军两打回隆，这是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第二轮打击。

1943年，日寇被迫放弃卫河以东的元城，将王的部队移到楚旺镇，以接替伪治安军李英的防区。1944年4月，日军又令王天祥把军部移到大名城。

靖任秋(共产党员)原是孙殿英新五军的挂名副师长，王天祥当年任孙殿英11团团长时，二人关系就很密切。孙反共后，靖也被迫回八路军总部工作。王进驻楚旺后，靖任秋被派到王部，协助王整顿部队，以便蓄积力量，配合反攻。王为靖活动方便，给他一个高参名义。

冀南军区派三分区(一、三分区已合并)敌工科长张履到大名和王、靖共同筹划，在大名北关之“美国教堂”办起了王部的“军官教导团”。通过轮训各级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相机撤换死硬汉奸分子。

1944年秋，王天祥召开了一次旅长、参谋长会议，由靖任秋同志讲了国际形势与今后部队的前途问题，被军参谋处长、国民党特务邱效天所怀疑。为除隐患，王以邱有讹诈民财罪将其枪毙。

程兴华当过旧军队下级军官，七七事变后随裴香斋参加八路军，担任过386旅18团副团长，后回家不归，到程道合部任团长、旅参谋长。他公开质疑：日本人占不住，国民党过不来，是不是叫我们投共产党？王天祥为排除危害，即以程兴华挑拨三旅长与军长的关系为名交军法处查办。结果接替程兴华当团长的薛登宽闻讯后，率部由楚旺至大名县示威，声言不放程兴华即攻城。

日本特务藤坟也觉有异，进行干预，并乘机派大汉奸刘昆为副军长，檀松甫任军参谋长，日本特务吴寿彭为宣抚处主任，对王天祥进行牵制、监视。王不敢查办程兴华，乃手谕免其职务了事。

在一年前，李成华的手枪连长王清林叛李投程希孟，将李成华和我军的关系全部告密，并将风闻到的王天祥、程道合通八路的消息也告了密。程家父子即向日寇处告状。李成华不久后被日军诱捕杀害，投尸滏阳河，解放后被追认烈士。

日军对王天祥本就有怀疑，这次事件更加重了。1944年8月，靖随王到邯郸，一日拂晓突然被日军包围，强行解除了王的军长职务，宣布刘昆为军长。王伺隙派其弟王天朗护送靖脱险，回了“太行总部”。

王天祥被扣在日军旅团司令部，在日寇逼迫下王坚决不承认通八路，因无确证，将王解到保定，发表为伪河北省长高凌尉的“高参”，并警告王不得再插手军内事务。王以看病为名携带妻和随员张蔚林等到北平，几经周折摆脱日寇监视，化装成商人，于1944年10月潜到冀鲁豫根据地，正式参加八路军。

经首长批准，王天祥派陈济黎、张蔚林潜到大名策动突击团起义。为联系方便，组织上派女同志任玉巧随张蔚林进城，同突击团长张履亭取上了联系。张履亭表示坚决执行王军长命令，响应起义，杀敌立功，愿将所部拉到根据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部队改编成八路军，共同抗日救国。

大名城东城门楼，起义部队就是从此门出城

在三分区召开的会议上，王天祥总结了1941年首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两项决策：

一、鉴于一九四一年脱离孙殿英起义时，对特务分子吕铭仁等没有除恶务尽，致使在关键时刻，使起义遭到失败。因此，这次起义要除恶务尽，对首恶分子和特务如刘昆、檀松甫、吴寿彭等，一定要杀掉，使上层机构彻底瘫痪。

二、起义时间临时决定，决不事前告知张履亭等人，怕他们事前送家眷、送行李、走漏风声，致使敌人察觉；同时也防止内部有矛盾，借起义闹摩擦，为敌所乘；再则预防有的人借起义混乱之机，图财抢掠、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给起义造成不良影响。

大名城东大街，起义部队在这条街上打死了20多个追击的日军

会后在三分区做了三天准备。1945年1月16日晚，王天祥和三分区首长率陈中民团长的二十三团来到城东三里店，零点里应外合起义成功。击毙刘昆、檀松甫、吴寿彭，摧毁了伪军和伪组织，同时还歼灭日军20余人。参加这次起义的计有：突击团全部，伪“军部”及“教导团”一部，伪警备队若干，伪警察少许。起义之后王天祥任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突击团编为第一团。

这部电影即根据大名起义这一历史改编

1945年起，冀鲁豫军区逐步开始了反攻，王率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东明、南乐、大名，严重打击了程道生、郭清、杨法贤等部伪军。

日寇投降以后，王天祥在冀鲁豫北大兵团(当时冀鲁豫组织了南、北两大兵团)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北部全区，消灭了全部顽伪军，参加了平汉路战役。

1945年11月，王部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王天祥任二纵六旅旅长。二纵独立团团长张履亭，政委于哲，后该团编入六旅，张履亭任16团副团长，于哲任16团政治处主任。从任职分析，二纵独立团即由大名起义的部队改编，后主要编入了16团。

1946年6月，由政委刘华清、副旅长周发田介绍，纵队司令陈再道主持，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王天祥指挥六旅部队先后参加了陇海路、章逢集、定陶、鄄南、滑县、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鄄南战役时，16团首任团长张继怀调出，张履亭任团长。此战第六旅打得很出色，缴获榴弹炮八门，山炮四门。张履亭不久后也调出，政委宋东旭接任团长。豫皖边战役的郑庄寨战斗，六旅伤亡很大，16团团部和1营、3营损失。此战参看。

豫皖边战役结束不久，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经2个月战斗，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9座县城和南北长150余公里、东西宽100余公里的地区，控制了平汉铁路150余公里。豫北战役最出名的是两场战斗，一是全歼了蒋军第二快速纵队，另一个是我军攻克汤阴，活捉了东陵大盗孙殿英。

在豫北战役中，王天祥指挥六旅部队，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痛击盘踞在冀南豫北的各路土顽，消灭土匪武装1万余人，解放了回隆、楚旺、太保等城镇，铲除了这片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土匪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回隆镇被称为”小香港“，据说，那会也有点乱

豫北战役后，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着手准备南下作战（即挺进大别山），同时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先后将各二级军区的独立旅及军分区所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主力纵队，并动员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踊跃参军。王天祥奉命从六旅调出，参与新兵训练工作。

1948年2月，王天祥调到晋冀鲁豫军区，4月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6月调华北军政大学任五大队大队长，8月调4大队。1949年4月，经个人要求，到”高级干部队“学习，结业后，调到绥蒙军区察蒙分区任副司令员、“绥蒙军区干校”副校长。1956年6月调任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12月20日病故于保定医院，时年五十三岁，安葬于位于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据说这是王天祥的照片

　　王天祥一生坎坷，戎马倥偬，一个出身于旧军人的人，从一个小兵到军阀部队的中低级军官，到爱国将领，由爱国将领到我军的中高级将领，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也算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