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王允除掉了董卓，可谓深谙此道，但为何随后却引发了西凉军乱、错失了挽救东汉的大好机会？

如果说王允眼高手低、能力差劲，显然过于刻薄偏激。毕竟他能身居高位，能糊弄住杀人如麻、令众人战战兢兢的董卓，最终在绝对弱势局面下翻盘反杀，自然具备超过一般人的政治手腕。

我认为，王允错失好局的主要原因，在于误判了时代、错估了人心，面对信念丧失、动荡将至的局面，他却以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去应对，导致在处理关西、关东两股军事力量时出现了严重误判。

首先弄清下列问题：所谓的凉州兵马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当初董卓带着3000人进京，为啥后来李、郭起兵时叛军多达十万？

上述问题背后，是整个东汉王朝的军事特征。

东汉与西汉在军事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废除了全民皆兵制。公元31年3月，汉光武帝刘秀发布了一道诏令：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

所谓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指的是秦朝、西汉以来，由民间征调的壮丁组成的军队，他们根据地区、特长分成四大兵种，轻车、骑士指的是车兵和骑兵，材官指的是步兵，楼船指的是水军。

这一诏令可以这么解读：国家现在兵精将猛，就不需要各州郡组织、训练老百姓了。刘秀之所以颁布这一政策，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得益于当初汉匈百年战争打下的赫赫声威，东汉初期的外部环境相对轻松；

其二，州郡兵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固然会促使民间武德充沛，但同时也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知道，当时刘秀兄弟起兵反王莽，靠的就是抓住了本郡立秋后“都试”——即兵员集训的机会。

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极为深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东汉的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境地区。特别是中后期，由于持续数十年的西北羌乱，并、凉二州沦为了战区，由此也导致当地民风彪悍、武德充沛；而关东地区则因为承平日久，经济文化极为繁盛。

最终出现了这么一种局面：“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 。天下所畏，无若并、 凉之人。”

东汉末期，整个王朝最强的兵马都出自上述两州，比如当时最负盛名的三大名将：皇甫规、张奂与段颎，都出自凉州；加上他们的字分别是威明、然明、纪明，由此得名“凉州三明”。

也正是拥有上述王牌，东汉末期反而武力强劲，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没费多大功夫就将其扑灭。而平叛的主体，就是凉、并二州兵马，担纲主力指挥官的皇甫嵩正是皇甫规之侄。当时在关东地区，虽然不少封建地主、州郡长官趁机招兵买马，但在短期而言，他们的战斗力与凉、并二州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董卓也是凉州人（陇西郡当时属凉州），他在公元167年跟随名将张奂平定羌乱、立下战功，从此打开了高级军官之门。而吕布，则是并州五原郡九原县人，最初跟随的丁原正是并州刺史。凉、并将士，当然是以汉人为主体，其中也包含一些归顺的少数民族。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自然是东汉的军队，这一点需要明确。

搞清楚上述时代背景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何进、袁绍会想到召集董卓、丁原等人。原因无他，这些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军队，仅仅提及名字就能对洛阳宦官形成巨大的威慑力。

董卓仅仅带着3000心腹进京后，迅速搞定丁原、收服了以吕布为代表的并州兵马，这意味着他手握当时在京的天下最强兵马：“卓拥强兵，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鲍信所言）；随后他又吞掉了何进留下的队伍，由此顺理成章地对袁绍等文武百官形成了实力的碾压，进而把控朝廷、窃取权柄，这就是典型的武力出政权。

在这之后，董卓的队伍规模呈现出滚雪球般的增长态势，存在两种可能：他为了巩固自身实力，不断吸收凉、并兵马；同时，迫于威势，其他地区在京的兵马也投怀送抱。

而王允弄死董卓，本质上就是策反了并州武装集团的头儿吕布，突然背刺凉州巨头。当时的凉州军队主力并不在长安城中，而是由董卓女婿牛辅率领镇守陕郡，李傕、郭汜、张济（张绣的叔父）都是牛辅手下的校尉。

董卓被杀之初，牛辅曾经率众反抗，一度轻松击败了吕布派来的李肃（这难道说明，凉州兵强过并州军？）；同时，出于对吕布刺杀董卓的愤怒，他们还清洗了队伍中的数百名并州人。

由此可见，当时的凉州队伍还是挺有战斗力的。但没过多久，由于军营中无故混乱，本就心虚的牛辅试图带着财宝偷偷溜走，被觊觎其财物的手下所杀，首级被送往长安。这么一来，实力强劲的凉州军团群龙无首，李傕、郭汜等人慌慌张张地派人进京、请求赦免。对于当时的王允而言，如何妥善处理这一群体，事关局面能否顺利得到掌控。

但王允很快就陷入了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状态。

起先，他计划听取士孙瑞的意见，下诏赦免董卓部曲；但没多久就以“部曲从其主耳。今若名之恶逆而赦之，恐适使深自疑”为由，打消了这一主张；没多久，他又计划接触凉州军队的武装，让他们各回各家。

正是朝廷体现出的这种犹豫、混乱态度，让李、郭等人对自己的未来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朝廷当悉诛凉州人”的谣言由此如同病毒一般肆意传播，从而轻松被贾诩煽动。

而在当时，有人提出了相对稳妥的建议，“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开关，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

即：凉州兵与山东诸侯兵马互为死敌，如果下令解散凉州军团，他们必定担心如今自废武功、日后将面临袁绍等人的报复，搞不好就会出现大乱子。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让战功赫赫、威名远播凉州名将皇甫嵩前去陕郡整顿他们。

平心而论，上述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以凉制凉，安定当时天下的最强兵团，将其收为己用；手握强兵，再加上朝廷的名义，可以轻松对山东蜂拥而起的军阀形成威慑，让他们失去继续拥兵自重的法理性与道德性，由此以来，天下安定并非毫无可能。

但王允缺乏了各大错误，面对身边唾手可得的巨大军力资源，他却选择了照顾自己的同类：“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不可也。”

啥意思呢？山东那些诸侯，都是自己的门生，都是文人、读书人，他们都是朝廷的忠臣，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如果安定了凉州军团、却让这些老实人忐忑不安，那可就等同于丢了西瓜、得了芝麻，不划算。

简单来说，王允更相信袁绍之流，相信他们都跟自己一样、效忠朝廷。

然而现实却比他的臆想残酷得多。

东汉以来，各地刺史权位与日俱增；汉灵帝时期，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地方变乱，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扩大其权限，地方行政实权由此彻底落入地方行政长官之手。

同时，东汉持续百年的外戚、宦官之争，让士大夫集团成了最大受害者，两次残酷的党锢之祸，导致世家对中央朝廷的离心力逐渐膨胀，转而注重家族自身利益。

因此，随着董卓进京，各地行政长官终于找到了拥兵自立的由头，所谓的“讨董”，不过是他们光明正大招兵买马的理由罢了。

而随着董卓被杀，东汉朝廷实际上获得了难得的改变局面的机会，即利用凉、并军队，高举汉室大旗，对刚刚涌现的各地军阀进行实力与道德的双重碾压，从而消除潜在的分裂危险。说句不好听的，为了打消人们对巨量利益的觊觎，唯一可靠的只有绝对的力量，所有的情谊、关系都靠不住。

然而，看不懂形势、书生意气爆棚的王允，以为天下士大夫都像他一样真心拥护皇室，他选择了照顾山东门生，把凉州军团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不知袁绍之流得知这一消息，是否做梦都笑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