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有一个因沿河诸山有黄金，被记述“大河之滨，盛产黄金”而得名“金川”的地方，早在清代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大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后派重兵镇守，导致大量移民来金川戍垦，出现藏、羌、回、汉等民族聚居地，从而名闻遐迩，打造了这里多元璀璨，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
金川更为出名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英勇的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翻越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这里，并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那时，红军为了巩固根据地，在金川成立了一个省，当时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任命邵式平担任省委书记。
我们知道，邵式平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从他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一直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红军长征时担任过红星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他为什么能到重点排挤红一方面军干部张国焘的提拔重要，而且让他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呢?
原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达维会师后，会师的喜悦尚未散去，那时奉信拳头大的张国焘，便炮制了一系列分裂活动，一开始他的分裂行径是颇不得人心的，受到众多高级将领的坚决反对。然而，野心膨胀、权欲熏心的张国焘大造舆论，在数次会议上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红军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战略转移，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所谓北上其实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逃跑主义，我们南下是战略反攻，建立新的领导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行为。
同时，张国焘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拉拢红一方面军一些有影响力的干部为他吹喇叭、抬轿子，他首先想到的是邵式平，一来两人是同乡，二来两人都在北京读书时有影响力的学生运动骨干成员，三是邵式平能文能武创建过根据地的红军领导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草地分兵的时候，邵式平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期，因为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一手创建和奋斗的赣东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最亲密的战友方志敏壮烈牺牲，自己的同学战友和爱人胡德兰，还有孩子没有音讯生死未卜。当他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向当时错误路线领导人打报告请求自己回赣东北重振旗鼓，为牺牲的烈士报仇雪恨，谁知他的此举受到错误批判，并降职为军团地方工作一个部长。
张国焘得知邵式平思想苦恼，心情沉重的根源，认为有机可乘。这一天，邵式平所在部队驻地的门口，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三匹高大的军马向街口驰去。马蹄翻盏，敲击着鹅卵石铺砌的街面，发出一阵暴雨般的响声。端坐第一匹马上的是军服崭新，衣领上佩着红色领章，英气勃勃、戎装整饰的著名张主席，他勒住缰绳，翻身下马，随着一阵“橐、橐、橐、橐”后跟带着白铜马刺的靴子声，在几名红军战士的引导下，终于见到了面容憔悴的邵式平。
邵式平一见到张国焘，有些诚慌诚恐，要知道，那个时候张国焘是总政委，手下有兵强马壮八万多人马，可谓是大名鼎鼎，特意来找自己显然不同寻常，这时看着他伸过来的右手，赶紧伸出双手紧握住张国焘那只小蒲扇似的巴掌，笑道：“张主席驾临蔽处，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张国焘摇着双手：“老弟，你我不是外人，就莫拽高了！请坐，来人，快给邵政委看茶。”两人椅上落坐，寒喧已毕，他细细啜了一口茶，随后从口袋掏出一条白绸汗巾，擦了擦嘴上的茶啧，说：“老弟，当前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必须集中一个拳头对付敌人，聚焦才有力量呀，常言道，群龙不能无首。如果各人的牛尾巴遮各人的牛屁股，形同散沙一盘，一旦有事，容易各个击破，一口口吃掉，空兴兔死狐悲之叹！”
邵式平一听，顿时明白了张国焘此次来的意图，原来他指望自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打定主意决不做这昧心之事。谁知张国焘接着说：“我们这次大部队南下，第一步是先赤化全川，巩固根据地，然后一举攻克周边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再集中主力收复中央苏区，下一步就是发展赣东北根据地，你看如何？”。
邵式平得知张国焘的南下计划之后，也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行动，一听这话后非常高兴，立即表示举双手赞成，他认为收复中央根据地，打回老家去重振旗鼓，为牺牲的烈士报仇雪恨，是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当即表示坚决拥护。
张国焘一看邵式平态度如此坚决，非常高兴地再拉一会家常闲谈了几句，便称军务在身，无暇久坐，起身告辞，他从卫士手里接过马缰，认蹬上马，对着站立马下送行的邵式平拱了拱手，再三叮咛说“老弟，你年轻有为，才智非凡，是我辈中的佼佼者，非那帮酒囊饭袋可望项背，希望你鼎力促成此事，那自然是前途无量。”说罢抖动缰绳，两腿一夹，皮靴后跟的白铜马刺在马腹上一磕，那匹马便放开四蹄，带着两个卫士的坐骑，风卷残雪似的疾驰而去。
张国焘找邵式平谈话之后不久，便召开了旨在搞分裂的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在会上，首先张国焘自己大声“声讨”所谓的“逃跑主义”，接着要与会代表都进行表态，一开始大家都保持沉默，会议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开“头一炮”。没有一个人附和他，这个关键的时候，邵式平站出来了，他两次都在会上率先发言：我们接下来要打到天全，打到雅安，到成都去过年！
在现场发言还不算，接着邵式平在报刊上写署名文章，大力鼓吹红军主力要“倾全力南下”，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辞采动人，声称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正是有了这些强力支持，还有强大舆论作辅贴，在会议演讲与文章并举的支持下，便大张旗鼓指挥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大金川流域结集，南下已成定局，便有后来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此时，张国焘对邵式平这位忠实的追随都非常信任，并委以重任，让他担任金川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并在四川甘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藏族）苏维埃人民政府——“甘孜博巴政府”。同时，对他的各项工作大开绿灯，为了让他更好、更安心地开展工作，张国焘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得知他的妻子胡德兰可能被敌人“还乡团”杀害，他单身一人，妻子不知死活的事情，还特意安排了一位懂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美女干部给他当翻译。
这位女干部是藏族美女，是金川角木牛人，家乡的名字叫查比二姐，长相非常漂亮，人称貌美如花，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汉名，叫杨秀英，有“绥靖一枝花”之称。红军来了了金川之后，她踊跃报名参军，剪短发、着军装、扛枪扎绑腿，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各部队中负责筹军粮、护伤员、押俘虏，在金川两岸两岸的大小战场上，在阿坝草地、甘南草原、黄河岸边、西征战场，都留下了她英姿飒爽的身影。
杨秀英自幼家境贫寒，上无兄弟，下无姐妹，是家里的独女，由于当时婚姻大都由父母作主，因此，18岁那年父母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不料此入赘郎君品行不好，且好吃懒做，对家庭不负责任，只当了一年多上门女婿便一走了之，不到二十岁的她便成了寡妇，直到她参加红军后，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唱歌、跳舞、组织活动样样在行，没多久就当上了苏维埃妇女部长。
由于杨秀英既会少数民族语言，又懂汉语，还识得字有文化，人活泼开朗，特别是搞宣传活动的一把好手，正是红军最需要的人才，此时的她俨然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美玉，其天然的质地，固有的光泽，斑斓的色彩，一头乌亮的秀发，精巧的鼻梁，樱桃似的嘴唇，充满青春的朝气和魅力，特别穿上红军的装束，可谓是英姿勃发，充满了无限青春魅力。她除了人长得漂亮外，秀而不媚，对人热情，工作积极，办事干练，得到了红军领导人的青睐，此时，在上级组织的掇合下，杨秀英成为了当地一把手邵式平的秘书兼助手。
当年，35岁的书记、政委邵式平，身材魁伟，步履稳健，声音宏亮，穿一套红军军装，外表给人以庄重慈祥、和蔼可亲的印象。尤其令人倾慕的是，这位北师大的高材生，文韬武略，才华横溢，还写得一手好字，犹如他的人品一样，刚健端庄，风格独特。而且他的口才特别好，讲话出口成章，结合实际，机智而风趣。他作报告时不要讲稿，却谈论条理清晰，辞采动人，深入浅出，令人折服。
杨秀英名义上是他的秘书，但每有空闲时，总拜邵式平为老师，他总是不遗余力的教她读书、写字，从没有历经过爱情洗礼的杨秀英每天与他的相处都觉得愉悦，天是那样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每天都早早起床，把自己收拾清爽，脚步轻盈的跑向指挥部，觉得与这位年长自己15岁的领导相处非常开心，由于当时邵式平结发妻子胡德兰下落不明，不知死活，因此，与杨秀英相处不久，就坠入受河，当时，同事给他们牵线，很快就促成了这场婚事，1935年的11月，邵式平和杨秀英结为伉俪，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有情饮水饱，新婚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就在邵式平认为跟定张国焘南下创业顺风顺水，身边的娇艳妩媚的妻子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谁知美妙的光阴总是如此短暂。紧接着，张国焘南下之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这支红军队伍不得不重新选择一条正确之路，这时邵式平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曾经鼎力支持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心情一时跌落到了低谷，加之队伍战事不断，频繁转移，没日没夜长途跋涉，一时水土不服，患上斑疹伤寒。邵式平患的这种病，连续高烧不退，头痛，发冷，发烧，虚脱，神志不清，畏光，呕吐口腔出血，几乎都昏迷不醒，汤水不进，在当年医疗落后的红军队伍中那是险症，不少人都因此丢了性命。
这时，作为妻子的杨秀英为了照顾邵式平寸步不离，可谓是操碎了心，每天都挤牦母牛奶一勺一勺灌进他嘴巴里，一点点调养他的身子，在妻子的精心呵护下，邵式平终于度过难关与死神擦肩而过，恢复了健康。康复之后的邵式平对妻子的悉心照料是感激不尽，一直把她视为生命中的贵人。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邵式平与杨秀英本来这是一场好好的姻缘，随着接下来战火的阻隔，却阴差阳错地分开了。那一次部队紧急转移过程中，杨秀英收到了一封转了许多手的家里来信，信中告诉她母亲病危。她一听母亲带年幼的孩子，于是向丈夫告假要回去处理老人的事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故去，而她和前夫生的女儿，也被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她悲痛欲绝。她强忍着悲痛回红军部队找丈夫的时候，正所谓是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已经跟着大部队在前几天转移了。更加不幸的是，杨秀英本想尚红军的足迹往前行，沿途乞讨生活没有着落，举目无亲的她最后不得不为了生计，寻路的过程中，在一个村子里与个农民草草结婚，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从此默默无闻。
幸运的是，邵式平跟着红军部队到达陕北，他深刻认识到自己跟随张国焘竭力主张的南下路线节节失利，减员过半，而北上的红军所向披靡，并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在三大主力会师后，因此事也受到上级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主动认识错误，态度诚恳，后得到领导人的肯定，并进入抗大一期学习，后委以重任，特别是他担任晋察冀根据地边区粮食局局长、专员期间，他的突出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邵式平深深地知道，战争年代，打仗打的是粮草，军队中人吃的粮食和马吃的草料，要使军队能正常运转，要以人民群众为根基，依靠群众，扎根基层，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公粮管理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了规章制度。因此，他制定了以村委会为单元的公粮公草自征收、保存、运输、支付，直到上报结账、批准等全部过程。对各环节的工作，他都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并对战前、战中、两战斗之间、战后运粮等村粮秣工作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他精心策划的征收粮食筹粮战、平粜战、宣传战“三大战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叫筹粮战。首先这种征粮食的称呼要师出有名。因此征粮取名字叫“救国公粮”，饱含了边区军民奋勇抗战的爱国热情。先是各村开展缴纳救国公粮竞赛，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为了尽快赶走侵略者大家踊跃交纳，一位老太太深情地说“拼着家里喝糊糊，也要多纳公粮”，贫苦同胞说：“砸锅卖铁也要多出公粮。”这集中反映了在敌寇掠夺破坏之下，人民认识到救国公粮的重大意义。同时，他强调“粮多多出，粮少少出”合理负担的原则；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舞弊、不公平做法等粮食工作必须稳扎稳打、扎实推进。
第二叫平粜战。为了防止粮价过低或过高，出现或“谷贱伤农”或“无力购买”的市场状态，防止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现象，为此发行一部分期票作为资金、募集一部分民股作为补充资金用来平抑物价的办法。并设立平粜局，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价高时便粜出、粮价低时便购进，既保护了一般小粮商的利益，又防止了大粮商囤积居奇的现象，防止了粮食价格暴涨，缓和了政府财政经济的困难，保证了军需民食。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军抢掠粮食的阴谋。
第三是宣传战，邵式平主持晋察冀边区粮食工作期间，就粮食宣传工作，他每次都是自己亲自写报道、社论，通过广播和报纸宣传粮食工作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主导的工作被中央评为“模范专区”，显示邵式平独当一面的军政能力，甚至有不少方法建国后还沿袭使用。后来，他率队转赴东北工作，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就在这个时候，邵式平得到一个令他振奋的喜讯，自己的结发妻子胡德兰没有牺牲，在组织的帮助下，这一对劳燕分飞的夫妻又团聚了。他的妻子胡德兰是江西星子蛟塘镇龙溪湾内胡自然村人，少年就读于南昌女子中学，少读诗书，学识广博，读书期间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熏陶投身革命，读书期间和同样思想进步的邵式平一见如故，情投意合，1927年2月，胡德兰和邵式平结为夫妻，后随丈夫邵式平一起参与创建赣东北苏区的斗争，是红军组织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红军长征时上级没有批准他跟随丈夫一同长征，只得无奈地成为留守女红军，成为三年红军南方游击战的幸存者之一，为新中国建立立下了的功勋。
胡德兰与分别多年的丈夫聚首之后，可谓是百感交集，欣喜万分，邵式平为妻子胡德兰写诗曰：“感君配奕度病霄，素识老伴品质高。俯仰不亏天与地，出了阳关凭贬褒。”可谓是一对天作之合的美满姻缘。建国后邵式平成为江西省的开国省长，而胡德兰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物资局局长，省计委第一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成为了一名副省级干部，一位正部级丈夫和副部级妻子，可谓是珠联璧合，夫唱妇随，在当地留下不少的佳话。
当年正值建国之初，这一对从战争年代战火纷飞中走过来的省级干部夫妇，经常下基层了解一线民间的疾苦，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邵式平来到一个公社，只见会议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口号：“公共食堂，好处万椿；解放劳力，节约粮油；时间统一，分秒不让；生活改善，大锅饭香；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两扇门边的对联是：“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还有一个宣传栏，贴满了“冲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亩产五千斤，死也不甘心；亩产一万斤，报喜上北京”，“食堂办得顶呱呱，男女老少笑哈哈；三餐饭菜多样化，温暖胜过自己家”，“样样不缺，事事俱全，家底丰厚，人人称美”。
其实，作为省长的他知道百姓根本吃不饱饭，都饿着肚子干农活，他非常生气，指着墙上的这些标语对主要领导说，我了解的是社员吃不饱都是这公共食堂的问题。食堂不倒，粮食问题就解决不了，社员的生活就不会好。而你们却把食堂吹得天花乱坠，问题主要有四点：一是公共食堂没有种菜、养猪、饲料基地，食堂供饭不供菜，集体做饭分回家吃，社员群众叫苦连天；二是干部不公共食堂，仍然另起灶，吃小灶，干部吃好的、吃荤的比如油炒糯米等，社员吃差的，吃不饱，吃野菜；三是粮食定量不合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供应指标悬殊很大。有的劳动力全月供应45斤谷，而非劳动力全月只有10斤谷；四是帐目没有做到日清月结，数据不公布，成为一笔糊涂账。
针对以上问题，邵式平指导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要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砸人家的锅强迫。在他的主导下，全省大部分公共食堂解散。要知道，当时公共食堂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阵地”，哪些搞的风险不小，有人暗暗替他捏一把汗。当然，终究他还是没有问题，而在群众的心目中他树立起崇高威望，也有人称赞邵省长有一个好的贤内助。
不过，邵式平的另一位妻子杨秀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所在的地区本是贫困地区，还一度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此时，当了省长的邵式平依然牵挂着这位患难之交杨秀英，不知她的生死如何，多次派人打听和寻找，当年，他找到四川一位副省长天宝，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陈明义，委托他们寻找这位在困难时期帮助过他的患难妻子。可是一晃十几年过去，却一直没有音讯。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刚过1962年的那个春天，在众多战友的帮助下，邵式平终于在丹巴坎底找到了杨秀英，那时杨秀英的丈夫已经去世了，生活孤苦，他委托战友把28年前的红颜知己杨秀英接到江西生活一段时间。然而，杨秀英得知他已经成家，而且与结发妻子团聚之后，虽是深感遗撼却非常包容，告诉来者说，请转告省长，谢谢他的深情厚意，心领了，我已经不便再打扰他的生活了，转向走向田野开始他的劳动。
看着省长派来接他去享福的人走远并消失在原野之后，杨秀英抱着头巾大哭了一场，战争年代，消息闭塞，邮路不通，生死未卜，多少人因此分隔天涯海角，终身无法相聚，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原谅的。其实，这位曾经坚强的女红军，表面上看过去平静，内心依然是波澜起伏，何尝不是激情澎湃。时时回忆与邵式平短暂的温存，以及那段永远值得记取的幸福时光，却把半个世纪的坚守深深地埋在心底，并认定此生终有相聚时，令她没有想到的，就在两人有消息三年后的1965年那个春天，她收到邵式平病逝的消息，忍不住老泪纵横。这对曾经的患难夫妻，始终都没能见上一面，令人无数人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