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讲究从一而终，注重“忠”“孝”，在名著《三国演义》中，最被人不齿的，那便是为了一己私利，反反复复，叛降不定的军阀吕布，其人虽然相貌堂堂，勇武盖世，智谋不差，然而“有奶就是娘”多次跳槽，毫无底线，先是认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了丁原，投降董卓并认其为义父，之后为了美女貂蝉，又不惜与义父反目，杀了董卓，投靠王允，王允失势之后他又一走了之，最终也就是因为失信于人，最后丢掉性命。吕布也因为多次跳槽，加上品德败坏，为了荣华富贵，获得了一个“三姓家奴”的骂名，这一名词也经常用来讽刺反复无常之人。
其实，同样史上有名的乱世民国时期，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为情势所迫而不断改换门庭，变色龙般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的比吕布多得多，谁的枪杆子硬，他就投入谁的麾下，往褒义来说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往贬义来说那叫做“见风使舵墙头草”。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位国军上将，就曾经多次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他起先是当湘军，后来投奔地方军阀，再后来又投靠桂系，再转换门庭投老蒋，后来见蒋家王朝要灭亡了，又声明顺利新中国，结果没有多久又公开宣布反叛，一生可谓是反复无堂，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此人便是曾经担任湘赣两省“剿匪”总司令，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由此“立功”升为上将，并担任省主席、省清乡会办等要职的刘建绪。
刘建绪，字恢先，
189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清安铺山背冲刘家湾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今天在他的老家，仍然保存着一条条形麻石铺就老街，老街虽不宽敞，但别致典雅，和街道两侧一幢幢店屋民宅的门楼相映成趣，有的地方马头墙层层相叠，错落有致，尽显古朴韵味，有的墙根两侧长满青苔，那墙也因为岁月的悠远而长了深深浅浅的霉斑，如同水墨山水，纵横交错的小巷，站立此处，可以想象当年的古韵芳华，生意兴隆的情形。
据民国《醴陵县志》载：此处从前是一条“长醴古驿道”必经之路，其地名清安铺就是一条官道驿站的中转处，当年的官话名称叫“急递铺”，相当于现在的特快专递，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的古代，上级对下级传递文书，军队向官员传递战报之类，快马跑到驿站，接着下一轮快马往别处传递，相传爱吃南方岭南荔枝的杨贵妃便是这样吃到新鲜荔枝的，可见要累死多少匹马，由于地处驿站的交通要道，这一带便因此热闹，客栈酒肆相继建起，沿路逐渐繁华，并且形成圩场，带来商机，自然也催生出一些富人。即使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村中的古道、古桥仍依稀可辨，见证着这个村子的繁华。
在清安铺村的不远处，有一座非常别致的建筑，旁边树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书写着：“教育会董事长刘建绪捐，民国廿七年”字样，原来，这是一所学校，捐款建设这所学校的，正是国军上将的刘建绪，这一时期，刘建绪担任国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要职，手下率领着数万兵马的他克扣军饷，有记载他一次就捞了400万银元，升官又发财的他不仅自己办起了银行，还拿钱办起了学校，因此，石碑上记述他是董事长，他过起了亦官亦商亦当大老板亦打仗的潇洒日子。
刘建绪曾经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毕业之后一直呆在湘军任职，我们知道，那年月蒋介石提拔将军在四大标准，即“黄、浙、陆、一”排序，那便是自己担任过校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浙江奉化同乡、陆军大学毕业生、还有自己曾经担任过军长的第一军。刘建绪既不具备四大要素，也非蒋的嫡系，他之所以能成为上将，最主要的就是进攻红军特别卖力，他率领的部队，曾经两次把红军弄得进入危险的境地。
要说在众多的国民党将军中，进攻红军持续时间最久、把红军打得损失最大的，非刘建绪莫属，他从井冈山时期就与红军为敌，而且给红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有一次端掉红一军团的指挥部，差点让红军全军覆没，幸好军团长林总机智躲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我们对刘建绪与红军作战的二大战役谈起。
第一次是红军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在今天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一件文物，就是当年红军写在永新县龙源口附近农村的一首歌谣，内容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羊”是“杨”的谐音，两只羊指的是江西敌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当时，红四军刚成立，湘赣两省10余万兵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妄图摧毁我革命根据地，“两省会剿”江西片区的正是赣军第9师师长杨池生和27师师长杨如轩。
当年，“两只羊”近十个团，敌军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迫击炮，红军的武器相当一部分是梭镖大刀和鸟铳土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是在龙源口战斗中，英勇的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奋勇杀敌，势如破竹，很快把敌打得落花流水，是役史称龙源口大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在发行的三元人民币上，便有红军史上第一个大胜仗龙源口大捷发生地石桥的图案。
赣军打仗一败涂地，接下来蒋介石又命令湘军出动，他清楚地知道，晚清时期由曾国藩等创建赫赫有名的“湘军”镇压太平军大获全胜，成就了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一大批湘军名将，直到清末民初之时，湘军延续下来成为了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以骁勇善战闻名军旅，依然是将才辈出。于是，1929年1月任命有“湘军老虎”称号的刘建绪为湘赣“剿匪”总部第5路司令，对井冈山根据地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所谓第三次“会剿”。
当时，刘建绪率部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了猛攻，每处用三个多团，这次，敌人吸取以往的教训，他们深知只靠单兵力和轻武器是很难攻占险要哨口的，因而，搬来了很多重武器，在山下架起山炮，猛轰哨口工事，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山头上，真是硝烟弥漫，铺天盖地。这时正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红军用炒米和着雪块充饥，但守卫的红军凭借天险，顽强战斗，哨口始终在红军手中，刘建绪的部队在铜墙铁壁面前不能逾越一步。
就在此时，刘建绪知道硬攻是无法拿下哨口，便组建了一支偷袭敢死队，并找到了附近一名长年累月在山上捕蛇、抓石蛙、采中草药，对地形非常熟悉农民，花二百银元收买他带路，此人带着这支部队，从黄洋界侧面采中草药时走过一条鲜为人知的秘径上山，翻山越岭，涉小溪荡悬崖，翻过滚子坳、洪水岗，插到背面的龙潭口，从狭谷里上到小井，绕到了红军的背后，随即也发动猛烈的攻击，一时间里应外合，内外夹击，黄洋界腹背受敌，终因敌众我寡，黄洋界失守，接着，几大哨所也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抵挡不住，驻守的红军只好突围，井冈山失守。
刘建绪攻下井冈山，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红军只好到赣南、闽西一带寻找新的根据。数十年后，红军领导人都在感叹，要是井冈山根据能持续发展下去，由于其山峰险峻，易守难攻，五大哨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其居高临下，三条狭窄、崎岖的山路盘山而上，在此交会，依托天然屏障，天险筑防御敌。即使到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说不定能化险为夷，长征的历史也会改写。然而：可恨奸佞引贼入，狡猾敌人趁虚入，井冈处处遗忠骨，松树风格励吾侪。此时的刘建绪自然被红军将士认定为死敌。
随后在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12345次反“围剿”期间，刘建绪一次都没有落下，第一次“围剿”他率部在修水、铜鼓一带协助“进剿，第二次“围剿”在湘东南堵击红军;嗣后参加了对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扫荡”;第三、四次任赣粤湘鄂“剿匪”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第五次“围剿”与红二方面军激战。他的下面有个名叫陈光中的师长更是恶贯满盈，杀戮百姓，以耳定奖，多次制造“无人区”，罪恶令人发指，可谓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刘建绪攻打红军不仅很少失手，还炮制出一套所谓的“理论”，一是与红军作战，不能单用历史上对付农民起义的方式，因为这支队伍是有主义、有组织、有政策，并且号召群众，扩大政治影响。二是由于清朝灭亡后军阀混战，战祸遍及各地，导致穷人多，富人少，贫困人群最多的是农民，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深得民心，得到众多人群的拥护，力量自然非常强大；三是经过训练的红军，虽然武器不好，却有相当的作战能力。并且还有大量的地方赤卫队配合惑乱进剿部队。所以，他提出对付红军的办法，首先是严密民众组织，使红军所到之处，无粮、无人可；其次派精锐部队，寻找红军主力，分进合击。猛打穷追，使它没有喘息的机会，只要击破红军主力，其他就容易收拾了。足见其心之狠毒。
他的这一套理论深得蒋介石的欣赏，很快就被提拔为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军衔，刘建绪独统湘军之后，转战赣、浙、闽、皖与红军作战，特别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进行长征之后，刘建绪更是大献身手，为了堵截红军，在湖南一带修建了很多碉堡，清查户口，坚壁清野，积极将湖南打造成堵截红军的桥头堡，并在湘江和乌江一带都构筑防御工事。不夸张的说，刘建绪就是把蒋介石那一套“铁桶战术”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一名悍将，对红军造成最大损失的，那便是著名的湘江之战。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是湘江之战，这场战争让红军从开始的8.6万人减到了3万余人，负责善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在此战之后兵力不足半数，在惨烈的湘江战役的三大狙击战中，又以觉山铺阻击战最为惨烈，这场狙击战是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这场狙击战的指挥员，红军方面就是当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总，该军团两万红军，对手便是第1路追缴军司令刘建绪，他的部队是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总兵力达到六、七万人。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红一军团军团长林总、政委聂帅亲自查看了地形。在全州往南，许多连绵的丘陵和桂黄公路成“十”字相交，交会点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名叫脚山铺，又名叫觉山铺。当时，这里被从湖南永州下来的湘军刘建绪抢占并控制着，这代表着红军与国民党军极有可能相遇。红军领导人的想法是，只要守住这个地区，中央红军就能安全渡过湘江，远走高飞。而刘建绪的想法是，只要封锁住这个地方，红军就是插翅也难逃了，就完全能贯彻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的目的。于是，一场罕见的阵地战，争夺战在这里打响了。
脚山铺，位于全州县才湾镇境内，是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桂黄公路从旁穿过，公路两侧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数座山岭，西侧是米华山、美女梳头岭、怀中抱子岭、冲天凤凰岭，东侧是尖锋岭、双把牛角西瓜岭、皇帝岭。（名字起得相当别致，颇有几分仙侠的意味）。这些山岭均为两三百米的高度，称不上险峻，并非良好的防御阵地。本来红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运动战，但为了有效阻击敌人，只能退而次之打阵地战了。军团决定在脚山铺构筑南北两道阻击线，为了靠前指挥，军团指挥部设在距脚山铺不远的山头上。
1934年11月2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银霜遍地，寒风袭人。刘建绪指挥湘军2个师就向脚山铺冲上来了，黑鸦鸦的一片。最先打响的是红四团，随着团长耿飙一声枪响，顿时，轻重武器一起叫了起来。小小的山上炮声隆隆，刘建绪亲自指挥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又被打了下去，接着又冲，接着又被打下去!山上聚集的兵力越来越多，阵地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双方没吃没喝，整整激战了一天。
黄昏时分，刘建绪见拿不下阵地，改变了战术，正面以强大火力猛攻 ，同时又用大部队从侧翼迂回，亲自在阵前，亮开鸭公嗓子大喊：“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觉山，封锁湘江！”他这一喊，手下更是不要命了，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红军打退湘军一次又一次冲锋，和敌人在阵地上展开了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又再得。最后一些小阵地上，战士全部阵亡，落入了敌手。
刘建绪虽然拿下了一个小阵地，然而，众多的重要阵地还是在红军手里，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向前控制湘江渡口。第二天，刘建绪再次投入了四个师的湘军兵力进攻脚山铺阵地，一边从正面加强攻击火力，一边迂回到红军的侧翼，企图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不仅如此，他还向部队下达了一个死命令：“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全部突破脚山铺。”
同时，他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便开出每人100块现大洋的悬赏（当年这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在农村买1头牛不过15元现大洋），在部队中招募起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并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军长、师长和敢死队员喝完出征酒、摔碎酒碗后，敢死队员在重赏和烈酒的刺激下，都狂呼乱喊，虽然天气寒冷，但不少人都脱掉衣服，赤膊上阵，他们一手挥舞驳壳枪或冲锋枪，一手提着鬼头大刀，横冲直撞，乱扫乱冲，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猛攻红军的阵地，气势相当吓人。
红军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一旦脚山铺阵地被刘建绪占领，湘军就可以直接沿着桂黄公路南下，将所有能够渡江的渡口封住。并与南北上的桂军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将被蒋介石的30万大军彻底包围在湘江以东，生死存亡悬于一线。在此万分危急之下，红一军团的林总、聂帅、参谋长左权彻夜不眠,给红军高层领导中发了一封 火急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就是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电报。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还不快过去，看来无法渡江了。
当日凌晨3时半，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联合发出最强硬的战斗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 我们不为胜利者，艰险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坚持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封锁渡口！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脚山铺阵地成为了关系全局生死存亡的命脉，倘若丢了这个阵地，红军的处境十分不妙。
这时，红一军团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一旦脚山铺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据当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天一亮，湘军的进攻便开始了，人数比头一天更多，火力比起第一天更加猛烈。红军的工事被炮火摧毁，各团的指挥所被迫不断地转移，但各部队仍凭险死守，相机反击。几次冲锋之后，湘军判断出红军兵力不足，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战线拉长，以便寻找薄弱环节予以突破。刘建绪的湘军像风暴摧折的高粱秆子似地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一批，又冲上来一批，可见战斗之激烈程度。
阻击阵地上炮声震天，交战双方越打越激烈，伤亡也越来越多。红军军团部里林总、聂帅和左权三人，不断查看着军用地图，观察并分析着前线情况，试图寻找出反击机会。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卫员突然冲进军团部，焦急地对三人说道：“首长，敌人冲上来了，正向这边来！”三人一惊，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赶紧走到窗户边。
军团长拿起望远镜就向外面看，只见远处敌人突破了红四团的左翼，把红一、红二师结合部撕开了一个口子，而敌人正从这道口子冲上来！这种情况下，首长们快速思考，他想到红二师部署在东面靠近湘江的地方，有被切断西进退路的危险，于是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边防守便向西边靠拢。幸好命令下得及时，军团部顺利向西转移，得民化险为夷。然而，红一军团实在是顶不住了，战士们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所幸的是，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与刘建绪的湘军鏖战3天3夜，通过殊死的血战，阻击住敌人前进一步，争取了红军指挥机关中央纵队宝贵的过河时间，接近中午时分，红一军团在军团首长指挥下，一师和二师相互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终于大部渡过湘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这场战役，军团政委聂师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五千人的重大损失。
一将功成万骨枯。刘建绪可谓是用红军的鲜血染红了官帽，湘江之战后，刘建绪又升官了，先后担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指挥所部“围剿”留在东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奉命增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在敌人强大炮火轰击下伤亡甚众，计有一万多人在此役中丧生，后他在湖南老家兴建一座忠烈词和纪念碑，并亲笔在上面书写“允武且仁”四字以示纪念。
不过，后来随着刘建绪手下的部队打得差不多后，在蒋介石那里就失去利用价值，就显现出杂牌军将领与生俱来的命运，老蒋采取明升暗降方法让他当了个空头的省主席，他很快也就没了军权。此时的刘建绪便心生强烈的不满，一改过去作风，思想倾向于先进，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当时湖南程潜、陈明仁等将领谋划起义时，他表现出非常积极，在香港时曾经与李默庵、龙云、刘斐等人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中央高层领导还来信表示热烈欢迎刘建绪重返大陆，虽然他算是起义了，不过他担忧的，自己大半生与红军的那些血战，与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结下梁子，结怨太深，害怕受到清算，又声明反叛，可谓是反复无常，成为唯一起义又反叛的国军上将，后来他携眷属赴巴西定居，从此不问政事。
当然，作为富豪的刘建绪手头钱不少，到了巴西之后购置了一个庄园，安安稳稳地当起了老板，虽然他不能像当高官时一样呼风唤雨，但是好歹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够一家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练练书法，写写字。同时，还有钱专心培养教育子女，后来他的四子一女都学业有成，成为顶尖的栋梁之才，长子刘奇凯是物理博士，教授；次子刘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子刘奇曙是电脑博士、教授、四子刘明是水利工程博士、教授，女儿刘友珍是著名的妇科医生，曾经担任过省政协委员。1978年3月，刘建绪病逝于巴西，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此生还能回一趟老家，因此，临终时对子女说最大的遗愿，便是死后能安葬回自己的老家醴陵清安铺山背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