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从黄土岭战斗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调动谈起。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三个来月，1940年的2-3月间，一分区政治部颁布调动命令，原一团政治处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正式调入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

在此之前，一团全团奉命去晋察冀军区，准备跟聂荣臻一起赴晋东南作战，临行前，杨成武突然下令魏巍、蔺柳杞留下，不跟一团远行，原因在哪里呢？

在北平当过小报编辑的杨浩，也接到调动命令，到新成立的平西挺进军担任挺进报编辑。如果不是挺进军新任参谋长徐德操来到了平西，这个挺进报编辑的工作也会像魏巍、蔺柳杞一样，干到抗战胜利。

当然，前提是如果能在日军的历次大扫荡中侥幸生存下来的话，因为当年谁也不能保证，你能够在日军的大扫荡战争状态下幸存下来。

搞历史研究的规律：凡不大好讲或不大有把握的那些历史过程，一般用讲故事的方式和盘托出，这样，万一在某个细节方面与事实有出入，也能有个周转的余地。当然，这一“口述历史”的方式与记述抗战史的方法类似，但有个史学论证.

迄今为止，引用的一分区史料大都出自八十年代的新写历史和老干部回忆，但出自战争年代的一分区原始历史记载真实存在。可能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的记忆出现偏差，个别口述的内容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这一次就专门谈谈1940年初，魏巍、蔺柳杞，双双调出一团，调入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这个问题。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发生在1939年底，因为当年11月-12月的日军报复性扫荡也包括在内。紧接着发生了一分区某些领导干部连续出走的事件，历数过这些领导人的出走：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杨上堃、袁彪、赵玉坤等人，以及早些时间走掉的曾保堂、肖锋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应了中国的一句很富有哲理性的老话：福祸相依。

如此多的领导干部出走，那是要走原因的，于是在晋察冀军区、太行八路军总部、延安中央军委，掀起了一阵整风。

被众多红军资历的领导干部在背后议论，总不是一件让人舒心的事情，杨成武似乎走到了绝境。关键时刻，一手提拔杨成武的聂荣臻伸出了援手，他在临出发去太行前提醒杨成武：成武，你要做点实事，认真总结一下一分区这两年多来的抗战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报送到晋察冀军区及八路军总部，以备领导上调取查阅。

怎么个用文字进行“总结”呢？杨成武想起了，几年前1936年，他在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的时候，延安当时由于那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到来，掀起了一阵写长征、回忆长征的热潮，他所学习的“红大”也搞得热热闹闹。

到底是政工干部出身，杨成武敏锐的政治嗅觉发挥了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像写长征回忆一样、对一分区诞生以来的三年抗战历史做一个全面的回顾呢？

于是，杨成武从1940年初开始着手准备，他将已经有点名气的文人学者魏巍、蔺柳杞调出一团，调进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将一些易县一带参加到八路军的学生干部，比如解放后担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的齐尧、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的刘寿鹏，都被调进分区政治部任“技术书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秘书”，这些学生干部就是当时史料搜集的主力。

杨成武亲自布置动员，所有部门部队的领导干部，都要积极投入到工作总结中去

至此，杨成武在分区政治部搭建起了一个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资料收集班子及写作班子，具体经办负责人是代替钟蛟蟠担任宣传科科长的史进前，直接经办人是后来被称为“晋察冀三大干事”的钱丹辉、魏巍、蔺柳杞，被杨成武称之为：“全晋察冀最能写的几个人”。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杨成武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于是在身边众人的怂恿和劝说、陪同之下，有了1940年春天的“狼牙山春游之行”。

这几张狼牙山之行的照片，“游山”是熟悉人之间小范围的活动，未必能带这些不熟悉的干部一起去。而在1939年11月调进宣传科学习摄影的刘峰，一直紧紧跟随在科长史进前的身边，这一次跟随杨成武游山，十七岁的“小鬼”刘峰理当跟随。

游山回来，1940年5月，总结写作正式展开。众所周知，一分区在1940年的5月30日那天，在易县北娄山村举行了“文体运动大会”，以壮声势。实际上在这场大会之前，整个5月份，一分区已经开始了司令部、政治部、各主力团、各游击支队的总结工作。许多当时在一分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担任了写作搜集任务，帮助文化不高的领导干部口述后形成文字。

对于在1940年形成的这批一分区工作总结暨回忆录，我称之为“1940年档案”。这也是一分区最早、最准确、最真实的历史原始档案。就像1936年的延安写《长征回忆》一样，在这些原始档案中仍会有不准确、不真实的个别地方，但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为晋察冀的八年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刨去这些历史文件的署名人不算，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人执笔，就像五六十年代部队作家帮助老将军写《星火燎原》；八九十年代秘书、子女帮助老干部写回忆录一样。在原始记载中，这样“榜上有名”的具体执笔人有十来个，都出自分区政治部，我相信宣传科多数人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这批战争年代的一分区史料在当时被命名为《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总计四十九篇，大多写作于1940年的5-6月间，成书于1941年的上半年，发行至整个晋察冀，部分成书到达延安。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这四十九篇产生于1940年夏秋的文章被河北军区组建的一分区历史写作组分为上、中、下三册铅字翻印内部出版。

这些史料，作者基本上都挂名为当时一分区的各主力团、各游击支队的负责人，唯独一团是个例外。由于一团当时不在一分区，到晋东南参加作战，当年的8月下旬才返回到一分区。而且曾任一团长两年多时间的陈正湘的意外离去，并拒绝撰写一团的历史总结，前任团政委王道邦不好单独署名，只有一团不是由团长或团政委撰写一团的三年总结。

在同聂荣臻商量之后，由晋察冀军区出面，分成两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派出当年在晋察冀的颇有点名气的作家田间，在短暂采访了陈正湘之后，写出了只有短短三页的一团简史。对于一团在晋东南这段战争历史，由一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胡泽民来写，他考虑到一分区当时存在的现实矛盾，尽可能回避不提前一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及现任团长宋玉琳、团政委朱遵斌。

其余各主力团（三团是团长邱蔚、副团长肖应棠共同署名；二十五团由团政委张如三挂名，团长宋学飞还尚在被审查之中；二十六团因团长叛变，团政委詹道奎没有写）、各游击支队的负责人（以涞源县的三支队支队长曾雍雅为首）。有的部队领导人唯恐自己部队的历史介绍得太少，都是洋洋洒洒的很大篇幅（原始采访本上记的更多，定稿时还被删掉一些）。

1940年的8月下旬，聂荣臻亲自带领一团从晋东南返回到晋察冀，第一步就直奔一分区而来，同杨成武面谈。我介绍过，那一次聂荣臻同杨成武面谈了许多问题，包括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发动涞灵战役的问题，以及朱遵斌问题等诸多问题。

聂荣臻亲自到一分区审查原始稿，并提出具体意见

其中就包括聂荣臻曾选择性地仔细阅读了一分区这次群体“工作总结”的文稿，聂荣臻看过之后，基本点头认可，但又指出一些不足之处，这就是在1940年底，一分区对这批文稿所进行的修改补充。

我以往在表述聂荣臻这次一分区之行的时候，很可能犯下一次重大失误。我太太的父亲——当时在宣传科当干事，对我表述一团领导班子改组的时间上，曾肯定地对我说，是在1940年的12月，冒大雪驰援平西挺进军回来之后，杨成武当众宣布对老一团领导班子的改组。你家老爹也参加了这个气氛有点紧张的大会，杨成武在会上瞪着眼睛一字一顿说的话，很多在场人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

但实际上，聂荣臻来到一分区的时候，是当面与杨成武一起，对老一团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原一团领导班子除代团长宋玉琳继续留用之外，其余团政委朱遵斌、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统统都被撤换下来。为什么？因为这届一团的领导班子是在陈正湘出走之后，杨成武未经八路军总部的批准临时组建起来的。

此时，在聂荣臻带来的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的一团领导班子的名单中：除新任团长邱蔚因涞灵战役的需要暂不离开三团之外，其余新任团政委陈海涵、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总支书记郑秀煜同时走马上任。曾任天津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的石坚，当时在宣传科当两个通讯员中的一个（另一个通讯员赵保华，以后任六十五军副政委）。

涞灵战役期间，石坚（当时还名叫马汉三，他子女都姓马）跟着魏巍到涞源杨成武指挥部，看见河滩地上，郑秀煜正在对着一团的干部战士作战场动员讲话。我记得很长时间我都迷惑不解：在分区组织科当干事的郑秀煜，为什么跑去给一团作战场动员？现在终于明白了：他当时已经上任一团的总支书记，因团政委陈海涵尚未到来，他代替团政委在进攻前作战场动员。

再回到原话题，聂荣臻走后，宣传科返工搜集的文稿，杨成武则亲自草拟“涞灵战役作战计划”，此后，发生了不经意之间的魏巍泄密事件，惹得杨成武大发雷霆。此风波过去之后，杨成武闲暇时经常来宣传科一坐，自称“熏熏这些文人秀才的文气”，同时亲自监督这批文稿的修订工作。这在当年，绝对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以致被任命为一团政治处主任的史进前都脱不开身，还要紧盯在宣传科长的工作岗位上，保证这批文稿的完成。

这一天，史进前、魏巍等人对杨成武说：杨司令，资料都搜集齐全了，一分不少，也修改补充完毕，该编辑出版了，我们承担的工作告一段落，杨司令可以把这些文稿转交给下一阶段的编辑工作了。

杨成武惊奇地瞪大眼睛：什么编辑？你们不就是文人吗？你们能写稿子，写文章，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写好的文章编辑一下呢？

史进前、魏巍解释说：这写稿子是一个行当，编辑稿子是另一个行当，互相是无法替代的。编辑工作就是重新审稿，改正使用不当的错别字、把语法不通的病句改通顺，去掉重复不当的段落，把前后段落搞得通顺，使整篇文章贯通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松散的文字堆砌，这编辑是一个专门的行当，不是每个写稿子的文人都能干的。

杨成武说：咱们一分区两万来人，一千多文化人，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干编辑的来吗？

魏巍说：咱一分区有这样的人，可现在不在一分区，在平西挺进报当编辑呢。他是湖北佬，作战科参谋周自为和宣传科干事彭澎的小同乡，必须把他调回来才行。

杨成武说：那有什么难的？我请示一下聂司令，他同意后，直接跟挺进军要人，他们能不给吗？

此事的背后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可能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当时挺进报立即复函一分区：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姓杨的编辑，不过她是个女的，来自冀中十分区宣传科。原来那位姓杨的男编辑已经搞军事去了，此时工作缠身，联系不上，即使联系上了，一时间也脱不开身。

这就是平西挺进军突然间把杨浩调离挺进报，从1940年5月刚划归给挺进军领导的冀中十分区，调来了宣传科干事杨沫，十几年后《青春之歌》的作者，接替杨浩的编辑工作。杨浩被调到挺进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我猜这也是挺进军对付邻居一分区要人时的对策吧——我让你找不到这个人，看你怎么要回去。

但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挺进军的级别虽高，但军事实力太弱，终于在1940年底因赋税太高、征兵太多，激起民变。在平西只有一个团维持局面的挺进军孤身难保，只好向晋察冀军区聂司令求援。聂荣臻紧急通知杨成武，雪夜驰援平西，帮助挺进军度过一劫。此时，你跟挺进军要什么他们能不答应呢？要什么给什么。

一分区这批《1940年原始档案》八十年代（1984年）重新复印后，原文没有作丝毫改动，总计三个印刷本，计《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上、中、下三本。此外，1983年，一分区老干部另有一些新史料出版，比如《一分区抗战时期的供给工作》、《一分区抗战时期的卫生工作》资料各一本，在内容上也更详尽一些。

今天那些热心于关注晋察冀八路军历史的人们能读到我的这些文字，刘兰兰功不可没

感谢钱丹辉、魏巍、蔺柳杞这些老干部的亲口讲述，使我了解到这段历史，我以前写过的《灯油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为编辑这些文稿度过的日日夜夜。当时的一分区宣传科科长钱丹辉，接替调走的前任科长史进前。当时连科长钱丹辉的批条都不作数，非要杨成武亲自批准，才能够从管理科领到一瓶灯油。可见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物资匮乏到了何等的地步。

文稿编辑工作原本属于政治部的工作，当时统归宣传科一手抓，俺家老爹为什么到一分区后依然在司令部系统当参谋，我想应该是李青川与周自为“合谋”的结果吧？这二人都是杨成武跟前的“红人”，凡建议必被批准。李青川的作战训练科（也称为教育科）刚刚建立，缺人手，当时又以军事工作为第一需要，就抢先把人给留下了。

特别要提一句，当年，包括杨成武、钱丹辉、宣传科各司其责的干事们在内，能够通读《抗战三年来的一分区》全部文章的人屈指可数，因为编辑工作的需要，不得不仔细通读了全部文章的只有非常有限的那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