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未雪，如今又做出了这样的事！此举何异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在1989年3月25日全国政协会议上，委员张维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的发言，最终引起了一股潮流，导致一百多名委员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终止一个海南的招商引资项目。结果，这个项目被搁置了三年多的时间，而促成这个项目的人，也因此而被罢官。

1989年，已经是改革开放正式铺开的时间段了。一个高级干部，被以联名上书的形式罢免，实在是非常少见。而此人在不久之前，还在深圳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曾经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公最为看重的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这样的下场。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他曾经的功绩有多大？让他遭到罢官的这件事，又是什么呢？

1978年，邓公经历多番波折，终于成为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此后，他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但是，由于此前的干部们，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思想上的壁垒十分厚重，无法有效地推动地方上的经济改革。于是，邓公决定在国家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为整个的改革开放打头阵。这首批的四个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座城市。

特区建设有政策上的准备，也有地方的支持，但还需要干部来牵头。而深圳，作为广东和内地的一座桥梁，其地位更加重要。谁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就成了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 。邓公仔细考虑之后，决定任命梁湘去主持那里的工作。

梁湘，本名梁百生，是广东开平人。他从1935年开始参加革命，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也干过地下工作。1937年，他赶赴延安从事教育工作，历任陕北公学中共支部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支书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去了东北，曾在辽宁和沈阳等地，承担过很多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梁湘开始在广州任职，担任过不少领导职位。从1968年起，他在广州市和韶关等地区工作，并且在1973年进入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工作，主抓生产和经济建设。

邓公和梁湘相知甚厚，知道此人胆子大、敢创新，而且工作作风实事求是。让他来主持深圳的工作，必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在1981年2月，梁湘被任命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全面负责特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为了配合特区建设，广东省委调整了特区管理体制，赋予了市政府以更多权力。在政治待遇上，深圳也被提升到了副省级的水平。

10月，梁湘完成了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搭建。特区的领导机构得到了精简，办事效率提升，这为后续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不久之后，梁湘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并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外商座谈会，积极解决投资问题。不过在使用外资之前，深圳还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曾经的深圳，是一个广东省下辖的县级市。虽然与香港比邻，又有广九铁路接驳，但是基础建设十分落后，无法承载大量的资本注入。想要迎接一个发展的高峰，必须先打好基础，将基建搞上去。

在上级的政策倾斜下，梁湘开始动手。在抵达深圳后，他立刻就与负责基础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会面，希望他能放开视野，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两平方公里范围，而是要在38.5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域内，全面展开建设。他所坚持的理念就是一点：既然要建设，就要有大手笔，把特区的“饼”做大。

为了解决基建投资问题，梁湘建立的领导团队，必须要克服财政困难和投资不足的挑战。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打破了传统观念，通过银行贷款推进基础工程。这种方式，让深圳走进了一段“三天五天一层楼”的辉煌岁月，让无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在获得了成功经验之后，梁湘再接再厉，将同样的模式，复制到了交通设施建设等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新的经济形势，必须要有新的政治形势来配合。在深圳特区的体制改革上，梁湘也是大刀阔斧，带头实施了行政、经济和人事管理方面的改革。他引导市政府，大力投资文化建设，成立了八家新的媒体出版机构，宣传党的发展政策。

1983年，深圳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而新的形势，让各个企业对人才的渴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梁湘也意识到，深圳的发展，亟需高层次人才的补充。因此他强调，应该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培养人才，以满足深圳未来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深圳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为来到深圳的教师群体，提供了比同级别党政干部高15%的薪酬，并优先建设了教师住宅。这些政策，让深圳的教育水平，在短期内就达到了全国的顶尖行列。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伴随在梁湘身边的争议却从来没有停过。当时的领导干部们，思想还不够开阔，总认为梁湘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国画大师刘海粟曾经提醒梁湘要收敛，否则“会有一顶大帽子等着你去戴。”

面对这样的规劝，梁湘微笑以对。他回答说：“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为党和国家立了功，我就问心无愧。至于那些功过是非，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梁湘的大胆和创新，给深圳的长期发展和经济增长打开了道路，创造了“深圳速度”和“一夜成城”的传奇。原广东省领导刘田夫曾公开表示：“真正让深圳局面大开的是梁湘。”而在 1984年1月29日，邓公在视察深圳后，亲自为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在1985年，梁湘却遭遇了自己改革生涯中的第一次“滑铁卢”。当时，由于香港回归谈判引起的中英矛盾，导致港商和外商纷纷暂停了回内地投资的计划。这也就意味着，原计划中的一些资金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很快，一个典型性事件发生了：港商胡应湘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不得不终止了与深圳已经签约的福田新区开发项目。这种突发状况，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随后，有大量的项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突然状况，超出了深圳市委的预期，并导致了大量项目停工停摆。广东省委的一些领导，开始严厉地批评梁湘，说他“急于求成”，“走得太快、太远，摊子铺得太大”。不久后，省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梁湘的一系列“错误”。到了1985年8月31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广东省已经免去了梁湘深圳市长的职务。

梁湘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仍然可以参与一些工作。在这一年的特区年度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谷牧，对特区的工作提出批评，指出特区未能充分执行“以工业和出口为主”的政策，而是将太多的资源用于了基建。

梁湘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同时也指出，深圳在1985年的推进外向型经济上，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他没有提基建带来的好处，而是表示，规模过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承诺，如果日后还能继续有机会参与深圳的建设，那么将会将基建的规模，控制在1984年的水平上。

1986年，梁湘迎来了自己的另一个春天。在这一年的年初他成为《半月谈》杂志封面人物，入选了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不久之后，中央又重新起用了他。不过这一次，邓公没有让他回深圳，而是让他去了海南，去主持一个更大特区的工作。

海南作为新设立的经济特区，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老问题：资金短缺。当时，大多数华人投资者，都选择了与香港相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投资，对位置较远、基建更不发达的海南，却兴趣不大。

为了能够吸引外资，梁湘和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策略，通过给外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来促进他们的投资积极性。这对于当时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招商引资手段。但是，梁湘没想到，此举却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经过不懈努力，梁湘与日资的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建立了联系。双方在多次实地考察和谈判后，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海南特区省委决定，将在西北部的洋浦半岛划出一块30平方公里土地，将使用权交给熊谷组，让他们进行一揽子的开发。为了能促使熊谷组的尽快签约，海南给这家日资企业的租赁费用是相当低廉的。

然而，就在梁湘作为省长，准备代表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签订开发意向书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张维在1989年3月25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突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张维说道：“清朝政府之所以被认为是丧权辱国，就是因为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如今国耻未雪，海南却又要把相当于半个香港的土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地价，租让给外国人，而且还是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此举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有何区别！”

这番极其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话，影响了相当多的一批人。很快，便有超过一百名委员联名向国务院上书，要求停止海南的洋浦开发项目。

对于梁湘的行为，邓公是理解的，也是支持的。但是，在面对一百多人的联名上书时，他虽然是国家的领导人，也不能全然不顾。于是，在1989年9月，梁湘被免去了在海南省的所有职务。从此后，梁湘再也没有被起用过。而他所大力推进的洋浦开发项目，也被推迟了整整三年才正式开始着手运行。

梁湘在1998年去世。他的晚年，过得相当平静。只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平静算不上是一件好事。对于改革开放，梁湘无疑是一位开拓者和先行者。没有他为我们打开思路，可能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还要继续推迟。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张维的警惕过于保守，毕竟通过金钱开路、通过文化影响，继而使用各种手段迷惑中国青少年，使之失去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成为西方价值观的傀儡，这是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一贯伎俩。

面对他们时，我们确实要多加小心。对于梁湘的遭遇，到底孰是孰非，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当代广西：《深圳首任市长梁湘两次被“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