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凤呜/文
杨宇霆督苏失败一役，不仅使奉系失去两省地盘，也是奉系逐渐趋于衰弱之始。故于叙述其失败之余，也谈谈其前因后果。
第二次奉直战争结束之后，奉系不得不进兵江苏，此着在政略上给各方以不良的彤响，在战略上也陷于不利的地位。
奉系在取得苏皖两省地盘后，于督办的人选颇有周折。起初，虽有以姜登选督苏、郭松龄督皖之议，嗣因张作霖以为杨宇霆相从多年，且为奉系创业的基本僚属之一，1913 年杨宇霆任奉天省军械厂厂长之际，已与二十七、八两师多所联络，颇得二十七师张作霖赏识，渐为张入幕之宾；故于 1916 年段芝贵离奉，张作霖取得盛武将军督理奉天省军务之时，即任杨以将军行署(后来的督军公署)参谋长之职。历经联皖拥段、劫直系军械和奉军进关各役，杨均是主要划策之人，资格劳绩皆非李景林、张宗昌所及。现在李、张二人已分任直鲁军务督办，杨宇霆未免有向隅之感。况兹以取得苏皖，理应与杨一席以示酬庸，遂任杨以江苏省军务督办。
复以姜登选入奉以来曾两建殊功：一次是在第一次奉直战争之时，姜以客卿地位在战地帮忙，嗣任以榆关警备司令之职；此时总司令部已退至绵州，张作霖也回沈阳坐镇。姜乃学陆军工兵科出身，曾设计一个有利防线布置在山海关附近，凭此阵地抗拒直军最后之进攻，使直军攻击不成，又后继无力而罢战言和。另一次是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之际，姜与韩麟春二人率队攻入九门口，使山海关直军正面大受威胁，开奉军全面获胜之端。况姜又是粤、皖、奉三方联合协商“国是”的创议者和活动者之一。后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之中，奉系直接间接由此受益不少，乃以皖督给予姜登选，亦所以酬之也。
至于郭松龄原也有担任一省军务督办之资劳，只以张作霖出于爱子之切、知子之深，暂不愿郭离开张学良。盖数年以来，无论平日训练军队、战时在第一线指挥，皆是郭松龄担任，张学良受成而已。斯时张学良所辖军队已逾8万人，况又在准备向冯玉祥用兵，更不应外任郭松龄，致剪张学良膀臂，因此遂将以郭松龄督皖之初意作罢。张作霖这一措置，在当时可谓廓然至公，兼筹并顾，乃不料竟因此增加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二人之间的对立，导致后来杨宇霆南京撤退，郭松龄滦州倒戈的后果。此事若仅从表面上看，似不至如此严重，缘当时郭松龄手握重兵，且得张学良绝对信任，正易遂其异图。郭自从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之间，因与姜登选闹意见，擅自撤退，几酿大乱。此事虽由于张学良的庇护，张作霖并未究问，但郭惴惴不安，正拟取得皖督地位出外暂避，今见苏皖两省督办为杨宇霆、姜登选二人所得，于是迁怒于杨、姜，更增加其对于二人的怒恨；影响所及，张学良与杨宇霆二人之间也愈加不睦，竟出不相谅，而至于不相谋。回溯三年以前，当第一次奉直战争结束之后，奉系人士颇有发愤图强之志，张学良、杨宇霆二人多能合衷共济、协力同心，故于用人行政、整军经武诸大端，均能顺利进行。嗣以张学良信用郭松龄太过，而郭本抱异常野心，遂借张学良为护符，以张学良为傀儡，得寸进尺，揽权无已，不把总司令部的领导放在眼中，当时杨宇霆以总参谋地位代张作霖判阅文件，对于郭之违背规章，逾越范围各举措，虽有不满，终以碍于张学良的关系原故，多所曲从。间有实难办理者，偶有批驳，郭即以为是杨把持为难，在张学良面前时以此种情形挑拨其间，于是张学良、杨宇霆二人之问感情日疏、隔膜日增。至郭松龄欲督皖而未得，张、杨二人之关系竟成前述之局势矣。
杨宇霆奉命督苏之初，因考虑到奉方军队在宁沪虽各有一师，但这两个师皆是由旧队伍逐年扩充而成，官兵的素质、军械的规格皆不整齐，一旦有事难以为用，拟向张作霖请求酌加队伍带同赴任。此事为张学良所闻，不但不予支持，反将其部下原驻浦口的刘伟一旅调回。杨宇霆见此，只得将请兵之议作罢。张学良此举，在内外各方面皆给杨以极其不利的影响。而杨素来骄傲自负，也不肯示弱于人，遂只带卫士若干人赴任。
杨宇霆在此情形之下，虽知前途多艰，但也估计到江苏省原有的军队方面，其将领如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目前难有组织小集团对付奉方之虞，其志也不过在保全地位，不致公然有何举动。至于浙江孙传芳方面，外间虽盛传其将拥戴吴佩孚护法反奉，但张作霖、孙传芳之间有旧好，孙传芳在王占元部下佼佼多智，常代表王占元到各处活动，曾数与张作霖交接，张颇赏识其敏捷有才，故尝垂青睐、优遇有加。当王占元失去两湖巡阅使之际，孙传芳曾请求张作霖设法维持其第二师师长地位，张答以馨远(孙字)在鄂，徜不得意可来奉天，我为馨远成一师人云云。况数月之前，孙曾派其最亲信僚属王金钰来奉修聘，接洽甚融；又因王与奉方总司令部参谋长，现任江苏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臧式毅为同期同科的同学，故王在沈盘桓多日，回杭之后坚主联奉。孙传芳的意图或不致骤有大变。且孙得浙不久，羽翼未丰，似不敢冒然与奉方开衅。只是中央海军方面，因奉方接收松花江江防船队一事，与奉有隙；后来奉方在葫芦岛创建东北海军基地，又拒用闽籍人员，因之迩来芥蒂尤深。现在长江水面在其掌握之中，倘有变故，我方江南北的交通将为所制，为可虑耳。杨宇霆对于上述各方面情形分析考虑之后，作出自力应付之策。诸如在赴任之前，请前陕西省督军陈树藩赴宁，通过前卢永祥的参谋长范毓灵，拉拢第十师师长郑俊彦(郑是卢的旧部，第十师是卢的基本军队)，作为对于陈调元等的小集团釜底抽薪之计；调镇威军总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尹凤鸣随同赴苏，将任以江苏省四路要塞总司令，整顿要塞各机构，扩充炮位火力，俾能切实控制由宁至沪的长江水面，一旦有事可以限制中央海军的活动，以确保南北两岸的交通。并于各路要塞，各增附步兵一个团，以防中央海军陆战队登陆扰动。同时，拟于接任之后。即成立以步兵三个团为骨干的混成旅作为卫队旅，任前第八师的旅长应振复为旅长，驻扎南京，以加强此方兵力；调奉天省警务处处长于珍，任江苏省警务处处长，将警务处移驻上海，以便协同上海警备司令邢士廉保卫上海；调吉林省滨江镇守使丁超，带其混成旅队伍来苏，将该混成旅扩充成师，驻扎江北，以约制白宝山、马玉仁的地方军队。以上诸事以苏沪的财力、杨宇霆的人力，一年之内皆可做到。届时内部可以确实掌握，外边有事也可以相当应付。不料孙传芳竟弃好背信，不计后果，发动战事，夺取南京。而杨宇霆到任仅10余日，仓猝之间，一筹未展，遂铩羽而归。
杨宇霆于1925 年9月末由沈赴宁，到宁三四日，适前代表孙传芳到奉修聘之王金钰已辞去本兼各职，离杭过宁北归，由此得知孙传芳对于奉方的态度已然有变，然也只科其志在上海。10月10日后，浙江用兵消息日著。13 日夜派尹凤鸣住蚌埠征询姜登选对于目前局势的意见，姜袍泽情重，自动赴宁与杨宇霆面商。姜14日抵宁，起初姜主张用兵，别终以奉军在江南的只有两师，不敷分布；江苏省原有的军队，其将领与我同床异梦，缓急难恃；尤其是中央海军方面与我隙深，一旦战起，大江南北的交通必受其威胁。我方维有援军，恐亦难以为期应战。屈时进退失据，徒然牺牲，于事无益。姜亦以自己是只身来皖，对于江苏用兵不能有何援助，不便徒唱高调自豪，遂接受杨宇霆的提议，将此间难以用兵各情形，电陈张作霖，请裁夺指示。15日，得“全权相机处理”的复电，姜登选当日回蚌埠。15 日晚接报，浙江军队已向沪宁出动，杨宇霆即决定命上海方面邢士廉师撤退，由镇江渡江；命南京方面的丁喜春师和兵站全部，在16日一昼夜之间撤退过江；督办省长连同各机关的奉方人员，由17 日晨至中午，分三列车撤退。杨原规定17 日展撤退，因16日晚9时许，陈调元已派兵把守电报、电话各局，限制通话、发报。至此陈调元的敌意已露，杨遂提前渡江登车；因临时变动，到开车时随同撤退的人员未能立集，车迫至夜12时始开行。车过乌衣、明光两站时，该两处虽驻有陈调元的队伍，但尚无动静。事后方知杨的专车过乌衣站时，陈调元命令驻该处的军队截击第二列车，死三人、伤20余人。17 日晨车过蚌埠、杨、姜二人商定，决定杨回沈阳请示，姜留蚌埠待命。车续北行，过徐州时，留尹凤鸣至徐办理撤退未了各事，杨车即北上东归。
杨宇霆由苏回奉之后，颇遭一般人非议，郭松龄更极力攻击。而张作霖因深知此中原委，不能归究杨一人，故对杨并无责言。郭松龄对此更为愤怒，遂倡言，“奸人在内把持，前方将士不愿效命”，嗣竟以此为藉口请班师东归。此时郭已与冯玉祥军通谋倒张作霖，夺取东三省政权。既至准其回军滦河以东，则又请罢逐杨宇霆；既至杨辞去各职，避居旅顺，郭此时已退至滦州以东，遂揭开本来面目，向张作霖倒戈，而置张学良于不闻不问之地矣。当时多谓，郭松龄倒戈，张学良知情同谋，则似过矣。但自杨宇霆由苏回奉时起，至请罢逐杨宇霆止，其间张学良已事事作郭松龄的傀儡，处处受郭松龄的利用，则为千真万确的事实。
郭松龄倒戈一役，奉系不仅损失其当时称为精锐的军队一半以上；损失尤其重大者，是失掉当时当地不易多得的将领，五人之中二人身死、一人名败、一人势衰，即姜登选遇害、郭松龄伏法、李景林叛离、杨宇霆销声，奉系势力由此衰弱。1926年间，虽又进军北京，打南口，击退冯玉祥军队，此时将领中只剩带麟春一人。(1963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