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自古就是苦寒之地，土地贫瘠，何况荒灾之年。万历共四十八年记载的荒灾就有二十五年之多，到了天启年间，对辽兵事平繁，加增赋税，百姓已经到了压力的零界点。
陕北是农民起义军的源头，那里山丘从叠，水资源奇缺，打井困难，每每打井都需要三丈起，有的井甚至要达到五六丈，一丈是三米三，基本每打一口井都要挖下10米，才有水，更别说五六丈了，井都要打这么深，说明地下水资源匮乏，等旱年，这水便供应不足。榆林一带也多沙，禾苗成活率低，风稍大天地便成一色。明代有官员道：“百倍之苦，而无一分之获！”
穷就能限制眼界，同样也能限制发展，纵使有商业，大部分也把持在外地人手中，本地人只能做工卖苦力，换得几日口食，生活远远谈不上，只能算活着。
在陕西做生意的山西商人居多，大部分制造业都有他们加工卖出。
贫穷之地，官员也视为畏途官，往往还没到任，就各种理由推脱，到任了只盼速调，万历皇帝中晚期缺官也没到这种程度，明末陕西缺官员达到什么一种程度呢。
《绥延镇志》记载道：“如今大计，延安、庆阳二府之地，地方官几为一空。”这么大的地方些没官，别的镇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三府州县官缺到半数以上。七年，有官员上疏说：“缺地方官30余员。八年，有奏说缺官求补不易，西安自七年三月至八年三月一年没有知府，发表过的也不去上任，结果是“百事都废，百弊丛生”。
而且到明末晚期，出生的官员也大打折扣，嘉靖朝延安、庆阳尚有三十位进士出生的官员，隆庆朝为两人，万历纵使中晚期不任命官员，也保持着十五位进出生的官员。
没有官员如何办理民生，又如果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百姓放任自流，矛盾越积越多，到达顶点自然要爆发。
陕西缺官繁多，虽然有自身原因，但也反向证明朝廷制度腐化、臃肿、调运不灵了。
让陕西百姓雪上加霜的还有明晚期天灾多如牛毛，到崇祯年间，基本年年灾荒，崇祯元年开始，四月到七月间没下一滴雨，八月又雨水连绵不绝，早霜天寒，农作物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只有死路一条。
陕北更甚，春夏无雨，地旱裂，勉强有些存活些庄稼，又遇大风，颗粒无收。
至十月后，等把蓬草吃完了，开始吃树皮。大家可能对饥饿没有体会，笔者来说一段加深你们的映像。
不知道大家去见过上山放养鸡没有，为了节约成本，食量大多控制，鸡饿的不行就去啄树皮，要不了两天，那颗树离地面最近的那一节，已经没有树皮了，树干裸露在外。
凡是鸡集中活动的地区，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它们不止吃叶子，连根茎都吃了，要等到不养鸡几年后，才会慢慢长出来。
鸡都如此何况是饿极了的人呢，据说有孩童独自出城，便不再回来，去寻在城外发现新骨，尚有血迹。
城里也到处弥漫着尸臭，城外挖数大坑填埋。到崇祯三四年，灾区扩大，五年全陕大饥，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韩城县，能食饱者，百得其一。
全陕大荒，平时一两银子，便可得一石米（大概三百八十斤左右）如今一石大米，却要几两银子。
驿站的裁撤也给陕北的百姓减少了收入来源。从当时明帝国财政窘迫状况来看，裁撤的确可以节省开支。当然驿站的裁撤也是为百姓百姓减轻负担。
明帝国的驿站虽然属于官办，但只有驿丞一人由朝廷任命，其余人员皆来自地方，特别是陕西这种苦寒之地，充当驿卒的人更多。驿站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运行，性质大不一样成了很多人的私用物品，把驿卒当奴，一张勘合洗补数次，反复使用，驿卒苦不堪言。
天启年间，辽事频繁，驿站已经是苦力支撑了，御史方震孺上说过：
“至若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以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军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
如果马跑死了，自己便要拿出银两来赔，何以养家？
明帝国也曾想过一些办法，给予补贴，严旨查办，揪出那些害群之马，削职提问，以震律法。张居正在世时，也清查过驿站，得到好转，但他死后被倒攻，好多改革慢慢反弹回去。
到崇祯帝，粮饷不济，有使员上疏，裁撤驿站能省银十万两，也能达到减轻民苦的情况。
崇祯有勤俭节约之名，体恤百姓之苦说道：““驿递疲困已极，小民敲骨吸髓，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苏！卿等可即拟票来！”
于是驿站在全国削减，裁撤全国百分之三十的驿站，一年可节银六十万两。
后金第一次远征，携带全军打到北京城下，崇祯急调各地勤王兵，山西巡抚耿如杞与总兵张鸿功等率五千人赴援，到了京师，兵部令守通州，明日又调昌平，后日调良乡。军令一天一令，只管下令不管士兵吃啥，兵士一连三日没有领到粮饷，饥而生愤，五千人哄然溃散，逃回山西。接着甘肃勤王的军队，也因粮饷不按时给发而哗变，逃回陕甘。他们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很快，就跟流民合为一体，流民从此有了质的飞跃。
还一个明帝国政府的财政机构，也是导致兵变的一个弊端，不得不说。
明帝国在将近三百年的岁月中，基本没涨过赋税，一年国库收入，平均下来几百万两。后来万历皇帝派太监收矿税，商业税被后人骂了几百年，说他横征暴敛，敲骨吸髓。
到崇祯年间时收点商业税，东林党集体反对，本来赋税是南方比北方多一些，到东林党上台，直接一刀切了，北方要跟南方一样，这也是逼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是太祖认为税收太麻烦，收上来还要发下去，不如本地留用，余下的再给京师送去。财政没有集中统一调度，一到灾荒之年，就比较被动，更别说明末年年灾荒了。
问题说道此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说，这便是东林党。东林党魁首顾宪成有句名言：“天下尚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我们来看看东林党都是怎么出力的。
万历年间到天启年间，偌大的帝国实际已经进入转行期了，农业正在悄悄过渡到商业，农业税大量减少，万历年间的经济收入主要就来自于商业，光海关税每年就能收入四五百万两银子。又收丝织税，明初规定明黄大红是皇帝、官员才能穿的，后来逐渐放开，到了万历年间，只要有税收，管你穿啥，大臣纷纷抗议，觉得是威严扫地，万历不予理会。
天启年间，魏忠贤他不断的打压东林党，不断的向东林党施压，大量的收取商业税，辽东局势还不至于崩盘。边关缺战马，他让锦衣卫探查，谁家有钱，要求臣子们献马，献一匹马，便允许臣子们在紫禁城骑马，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人没事天天骑着马在紫禁城闲逛呢，大臣们怎么会理解魏忠贤这种三十几岁进宫的小农意识呢。
崇祯帝登基，以一人之力，平定阉党，东林党大赞，大明总算是拨开云雾，江河鼎沸了。东林党上台，把权利握在手中，第一件事就是让皇帝把东厂撤消，东厂这种监视机构他们恨透了，完全没必要存在。思宗帝非常相信这帮正人君子，认为他们一定是帝国道德最高尚的人，不需要监督，对钱财没有兴趣，只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东林党让崇祯帝把太监的河道监督权也收走了，嘉靖帝，到万历，太监监管河道，就是防止文臣乘机中饱私郎，万历帝还规定河道出了问题就砍太监的脑袋，太监们往往在讯洪期，都会搬到堤坝上睡觉。文官不好管理，太监却是想杀就杀。
东林党管理河道后，在崇祯十七年间，就再也没修过河堤，你要问为何不修，他们会说没钱，钱都拿去打仗了。
又跟皇帝说，百姓疲劳久已，是拔乱反正的时候了，也是你做明君的时候，一堆减税计划出炉，先减茶税。把各省监督茶税的太监全部撤回，文官开始年年忽悠皇帝，最后一文茶税都没有了，没裁撤太监之前一年茶税有二十万两白银。
一系列的减税下来，朝廷已经断了大项的经济收入，剩下收上来的是入不敷出，杯水车薪。
东林党再次掘了大明墓，那就加赋税，向全国百姓摊派，南方的赋税明显高过北方，把北方的赋税提高，南方的赋税降低，达到一碗水端平的目的，结果北方天灾不断，百姓不干了。明朝的垮塌始于朝廷经济破产，加上天灾人祸，要赈灾没钱，要打仗没钱。皇帝自己省吃俭用，卖便家产，也是无济于事，臣子们却是大鱼大肉，日日笙歌。内部又同党伐异，攻坚不断，皇帝识人不明，信谗言。最后做为亡国之君的崇祯，不得不收敛魏忠贤的尸骨，留下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是亡国之臣！”给后人无尽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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