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溃败，大批国民党将领也相继被俘虏。这些被俘虏的国军高级将领，大部分都被投入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能进入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级别都是很高的。武官的话基本是少将以上，文官的话基本是厅长以上。
为什么要说基本这两个字呢？因为功德林里还关了少量的国民党校级军官。这些人大都是出身于军统、中统的特务，手上的血债比较多、民怨比较大，才得到“特殊对待”，被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的特务系统是有多么地遭人唾弃。
有意思的是，军统三剑客中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都先后被关进了功德林，接受了我党的教育改造。
这三人都是国军少将军衔，又是特务出身，手中可以说血债累累。
尤其是周养浩，他自认为作恶多端，犯下了很多错误，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一直抗拒改造，还对其他积极改造分子冷嘲热讽，实在是可恶至极！
不过，周养浩到了晚年的时候，却夸赞共产党和毛主席很英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里，我得先介绍一下功德林的生活条件。
在功德林，我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这些战犯们提供了比较好的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监狱来说，功德林的各种待遇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了。
首先，功德林的战犯们是不需要佩戴手链脚铐。
其他监狱自然都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犯人身上的脚铐肯定是少不了的。
不过，功德林的战犯大都是国民党系统的高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比较合适的统战对象。
我党建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对这些人进行教育改造，让他们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体现出我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让这些人为我们所用，发挥他们的统战作用。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功德林中的战犯都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和空间。在这里，战犯们不必戴上脚铐，牢门也不会上锁，他们可以自由地和其他监室的犯人聊天说话。
此外，功德林中还有专门的活动区域，只要在这片区域里，战犯们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除了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以外，功德林中的战犯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在专门集中活动的庭院里，他们可以打扑克牌、下象棋、练太极拳。
碰到节日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大家排练文艺节目，大家可以主动报名，奉上自己拿手的节目，在舞台上进行文艺汇演。
当然啦，战犯们也要做一些象征性的劳动，但都是很轻松的工作，诸如理发、打饭、搞卫生等等，都是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工作内容。
做完这些简单的工作后，自然要进行思想教育学习了。等学习完了后，大家就又能自由活动了，无论是躺在大通铺上睡觉，还是在庭院的树下和旁人聊天，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最关键的是，功德林还开启了一个首创，即在监狱里设置了一个图书室，供大家免费借阅。
在此之前，这是从未有过的创举。图书室里的书籍类目繁多，有各种名人传记、人文科学、历史文化类的小说。
有些战犯还想看一些其他类型的书籍，可是图书室里没有的话，他们还可以委托家人代为购买，先交由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就可以放入图书室中继续阅读了。
比如廖耀湘就很喜欢看法学书，但是图书室里没有这类书籍。于是，他就委托他人代为购买回来后，坐在图书室里慢慢地阅读书籍。有时候读入迷了，能看两个小时不休息。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功德林的生活待遇确实不错，那么周养浩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
周养浩，出生于1906年，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戴笠、毛人凤都是同乡。
27岁这一年，刚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在戴笠的介绍下，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成立后，又担任了司法科科长。
在此期间，周养浩还娶了毛人凤的侄女为妻，成为了毛人凤的侄女婿。
凭借着戴笠和毛人凤的推举，周养浩的职务和军衔也是越来越高。
1941年，35岁的周养浩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少将主任，成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
根据史料记载，周养浩学识渊博，看起来文静秀气，却又心狠手辣，因此有了一个“书生杀手”的外号。
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些办事手段的。
比如，在周养浩担任息烽监狱主任的四年里，曾经对监狱进行了改革。他把监狱和生产机构相结合，成立了铅印、石印、雕刻、缝纫、布鞋、草鞋、卷烟等八个生产单位。
而只有配合管理的犯人才有资格在这些单位干活，其他不配合管理的人也要继续蹲监狱。
当时，息烽监狱生产的“四一”牌香烟质量高、味道好，畅销周围几百公里的地区。
与此同时，周养浩还在监狱的空地上建了一个农场，用来种菜、养鸡鸭，等到过年时用军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地出售。
以上的种种举措，既让犯人们得到了外出的机会，也为监狱创造了收益。
为此，就连被软禁关押在此处的杨虎城将军也感慨道：“周养浩这小子算是军统局里唯一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了！”
可惜的是，杨将军的话说得有些早了。
几年后，在毛人凤的授意下，周养浩派遣心腹手下谋害了杨虎城及其家人。
之后，周养浩又先后残害了更多的革命进步人士，双手沾满了罪恶。
1949年12月，周养浩从重庆逃到了云南昆明，准备搭乘飞机去往台湾的时候。碰到了卢汉将军率军起义，飞机也被起义部队扣留，周养浩也作为战犯被关押了起来。
由于周养浩自知作恶多端，索性就破罐子破摔，来了个绝食抗议。最终，还是在我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导下，他才交代了自己犯下的一些错误。
再后来，周养浩又被送到了北京，和沈醉、徐远举被关在了一起接受审讯。
在一次审讯中，沈醉提到了周养浩，两人就此大打出手，连凳子都用上了。
此后的周养浩，继续保持着抗拒改造的态度，经常利用自己在法律系学习到的知识，对工作人员的各种问话进行反驳。
因此，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个评价：“顽固不化”！
在日常生活中，周养浩经常会念《金陵怀古》或者“苏武牧羊”，以此故意来和工作人员唱反调。
事实上，周养浩之所以这么喜欢唱反调，就是认为自己的罪过太大，已经不可能活着出去了，所以才破罐子破摔的。
不过我党素来的政策就是宽宏大量、以德服人，先后特赦了多批次的战犯。
所以，当周养浩看到王耀武、陈长捷等人都先后被特赦，成功恢复了自由之身后，不由地在心里也羡慕起来。
也是从那时候起，周养浩为了能够被特赦出狱，终于开始积极接受教育改造，主动交代了各种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在得知功德林中还有一些战犯后，伟人毛主席下达了命令：“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那些恶霸地主不处理的话，老百姓害怕。功德林的这些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杀他们干嘛，都放了！”
最终，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在《关于安置特赦人员的意见》中，也对外宣布：“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当时，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周养浩却反过来，他想回到台湾去。
可讽刺的是，周养浩在香港待了140多天，也得不到台湾方面的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得前往美国和小女儿团聚。
在前往美国之前，周养浩特地询问香港中旅：“如果我在美国无法适应生活，是否还能够回来？香港中旅人员的回答是：“来去自由，如果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你再回来。”
后来，周养浩就去了美国和女儿团聚，并定居了下来。
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前来采访，周养浩说道：“我能在美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还是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还给他送了花圈，也算是给他的人生写下了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