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历史的网友知道，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雄心壮志，要大干一番，振兴汉朝。

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全国选拔富有文学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很多士人向朝廷上书谈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重用。庄助第一个受到亲睐，然后是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国政得失，运用义理辞采来进行多方驳难。

大臣们多次被驳得无言以对。但是，司马相如不过是以擅长辞赋而得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经常游移变动，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当作插科打诨的艺人收留在身边，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也能对武帝察言观时不时直言进谏，也能对朝政发挥一些补益作用。

广义的文人即士人，士人的主要生活道路是仕进。春秋战国时“臣一主二（国君多）”，“何处无君”，士可以游历到各国求仕，出路极宽。秦统一后，士的出路骤然变小，特别是焚书坑儒后，广大士群更是绝望。汉武帝时崇儒重文，士的出路稍稍宽了一些，但天地仍极其有限。所以，汉武的招纳文士，一方面是他雄才大略，知道人才的重要性的表现，一方面对广大士人也起着一种安抚作用。

自先秦始，中国的历代文人就把自身价值的实现投注在干预现实、干预政治上。所以，当统治者在正规的仕进之外网开一面，来了个征召这新招数之后，广大士人自是欣喜若狂，自然会出现数以千计的自我推荐的盛况。

但是，事实上多数文人的通透与敏锐，正直与气节，又往往使统治者觉得难于驾驭。他们除了被用来装点门面外，就是被“俳优畜之”，遇上开明之主，才可以进上一言或托身立世。汉武帝算是比较开明的君主了，但又严厉刻薄，滥杀贤才。从他的话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被排挤在仕途外的文人数量之多、文人仕进之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建社会里文人出路狭窄、依附强者的悲哀。而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哀却伴随了整个封建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屈原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蒲松龄及其以后，他们的仕进求索都是辛酸的。文人的出路何在？《儒林外史》的结尾提了一个头，不做官，不求名，走自食其力的路。看来，自食其力，打破“读书做官”的老套，文人才可能结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