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马丁当”不可一世模式的覆灭，源于丁大全为维持自身形象与威望而对前线军情的隐匿及不作为而导致的罢相。在丁相倒台之后，反对者们一拥而上，通过历时数载的斗争，终将丁大全一党彻底赶出朝堂，同时亦为贾似道大行一人说了算之举开辟了道路。

丁大全隐瞒前线军情而导致其政权倒台，一直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丁大全究竟是如何隐瞒军情、隐瞒至何种程度，史家则大多认定丁大全向理宗掩盖了蒙古军于黄州渡江的消息，直至吴潜、贾似道上书揭露真相，丁大全方才以欺君之罪而被罢相。

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在对现有史料记载及宋人的观点进行平铺直叙，并未涉及针对丁大全隐瞒军情的深度分析，在执政时期，丁大全对军情的隐瞒和对边事的“讳言”，亦不止蒙古军渡江一事，但为何此事会直接导致丁大全一党垮台。

对于丁大全为保自身权势而向皇帝隐瞒军情一事，宋人的看法近乎一致，在御史饶虎臣弹劾丁大全的奏疏当中，将当时人们对于丁大全的看法用十二字进行了精辟概括：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

十二字中，饶虎臣所言的“误边防”，所指即是丁大全在开庆抗蒙战争当中的不作为和对前线军情的隐瞒不报。在《宋史》和《通鉴续编》的记述中，对于丁大全隐瞒的军情并无详细记载，只是用“误边防”“大元兵渡江，朝野震动，逐丞相丁大全”、“蒙古侵轶日甚、大全匿不以闻”之类的模棱两可之言来进行概括。

而在《钱塘遗事》、《宋季三朝政要》当中，关于丁大全隐瞒军情的方式，则是众口一词的“北兵渡江……匿报不以上闻”及“(蒙古军)渡江围鄂州，时相(丁大全)匿报，若罔闻之”。但在《宋史全文》中，却记录了九月间理宗在与丁大全的对话当中提及“闻鱼湖清野不早，致被北骑冲突，夺民船为筏，在江面作过。不可不亟为之备”。

对于理宗的担忧，丁大全则根据宋军目前的实际的兵力部署情况，提出了以上下游宋军水师夹击蒙古军之计，此次对话之后，理宗则以御笔勉励将士奋勇作战，御笔当中亦提及“朕德不类，寇闯上游”一事。

从理宗的言语及御笔当中可知，对于蒙古军渡江一事，他并非浑然不觉，与丁大全水火不容的吴潜在开庆元年(1259年)十一月份的一份奏书当中也承认“非不知鄂寇已迫于江沱，广寇已逾于宾柳”。

由此可见，北兵渡江之一事，早已经和兀良合台入寇之事一道为人所知；从中亦可证明，丁大全并未恶意向理宗及朝臣们隐瞒北兵渡江登陆江南之事，而是将其在朝野广而告之，以至于世人皆知。

但从理宗的言语中并未提及“袁瑜横征暴敛、以至渔民献舟于北兵”的实情，则可看出，丁大全在向理宗禀报战况之时，的确对贾似道的上书进行了篡改隐瞒，他并无胆量抹去蒙古军借渔船之利渡江一事，但却隐去了袁瑜的暴政在其中所扮演的催化剂作用，将北兵渡江的缘由归咎于“渔湖清野不早”。

意图替袁瑜开脱罪行，将责任部分甩锅给全权负责荆湖、四川全局防御的贾似道，同时减轻自己的用人不当之责。

贾似道

丁大全此举暂时欺骗了理宗，但最终却是纸包不住火；到了十月初一(或九月底)，吴潜入宫面见天子，奏明实情时声泪俱下，将袁瑜涉及“鄂州之围”的证据给理宗来了个和盘托出，并指责丁大全对袁瑜所犯下罪行的隐瞒不报是在欺君罔上。

至此事件真相大白；理宗遂迁怒于丁大全，于次日将他罢去并以吴潜为相。随后，袁瑜即遭御史陈寅等官员的弹劾，以“屠害良民，苛取渔舟，以资敌乡导”之罪夺五官，流放到位于广南东路的南雄州居住；不久后袁瑜再遭老将赵葵弹劾，理宗则就坡下驴，下令将袁瑜“追毁、除名、勒停，拘管万安军(位于今海南岛)”。

宋理宗赵昀

除了涉嫌隐瞒北兵于荆湖渡江之消息外，丁大全还涉嫌掩盖四川败绩，夸大所谓的“天降祥瑞”，任由蒙古军深入四川，在踏平川西之后直捣川东。在这期间，每当理宗想要询问战况之时，丁大全则多以“诸阃之报不一，但三边有备则无虑”等模棱两可之言加以搪塞。

而丁大全之所以放任西川战事于不顾，则要追溯到谢方叔执政时期以余晦为四川制置使之事。史载，余晦入蜀掌管军政之后“兵屡败，边事日亟”，余瑜在任时期得以恢复的川西大片土地因此得而复失，由此朝廷亦“视蜀为坠甑矣”。

丁大全拜相之际，宋军刚在成都反攻作战中战败，加之宋朝早在淳祐初期(淳祐二年，1242年)就依右正言刘晋之所请，以“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为由“于重庆立阃”，从此川东的重庆成为了四川制置使的驻跸及屯兵驻防的重地，而西川则“成都一路便虚”。

军事防御、治理体系形同虚设。余瑜守蜀之时，尚且不能在与蒙古军的作战中占据绝对优势，至奸邪之辈余晦上台后，四川局势极速恶化，早已被蒙古军蹂躏得人烟稀少、凋敝不堪的川西地区在宋廷眼中更是无足轻重。

因此，当蒙哥汗攻宋之战爆发之后，距离临安府数千里之遥的西川地区的命运，对于丁大全来说早已经是视同草芥，因此在面对西川战事时选择不作为及隐瞒实情、使其不损害自己在朝堂上的形象，在丁大全看来是理所应当、也是有利无害之举。

在丁相看来，毫无价值的西川地区大可让其自生自灭，宋军只需要在川东坚守，依靠余瑜等人留下的防御体系以逸待劳阻拦住蒙古军，江南半壁的大部分地区依旧可以高枕无忧。而反观荆湖则不同，荆湖北路距离临安府仅有千余里，通过水路则可轻松到达临安府。

蒙古军倘若占领荆湖地区，即可顺江而下入大运河直捣临安，后来忽必烈下诏发动南征灭宋之战之时，元朝丞相伯颜所率的元兵主力走的也是这条路。因此，丁大全根本不敢将荆湖的安危当做儿戏，于是只能如实将北兵南下渡过大江一事禀告皇帝，而选择摁下袁瑜的罪行不报。

他的举动，最后则成了吴潜等倒丁势力打垮丁大全的工具，借着丁大全替隐瞒袁瑜罪责、转嫁相关责任于贾似道之机，吴潜入奏将丁的诡计揭穿，给丁大全扣上“隐瞒军情，不以上闻”的罪状，导致理宗彻底失去了对丁大全的信任，进而将他罢免。

随之而来的，便是众人的众口一词，将实情夸大为丁大全隐瞒蒙古军渡江一事，称他的举动实乃欺君瞒上、祸国殃民，遂有了史书笔记中的言之凿凿。

综上所言，丁大全隐瞒军情之举，主要指的应为掩盖川西战事及掩饰袁瑜贪暴而导致蒙古军过江的事实，并非像《宋季三朝政要》、《钱塘遗事》所载，是在隐瞒蒙古军渡江的消息，亦非如陈正庭在其论文中所言，称丁相“没有匿报军情”之举。

宋季三朝政要

所谓“丁大全隐瞒北兵渡江”之事，则应是史家和亲历者所做的夸大事实之举，加之吴潜在第二次任相时，“有《令朝臣各陈所见疏》、《论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疏，今皆不见集中，则其散佚者尚多”，根据纪晓岚等人所言，可知吴潜入奏的真实经过早已随着奏疏的遗失而不见踪迹，至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仅留奏疏名称，内容则已不可见。

原始史料的丢失，使得事实真相更加模糊不清，遂在今人眼中留下了奸相丁大全“隐瞒北兵渡江”之事的“虚像”。

“阎马丁当”权力关系的崩解

丁大全的罢相离开朝堂，即标志着他所构筑的权力关系已经失掉了核心。在朝堂上再难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对于丁大全的反对者们而言，丁大全的离去，是他们斗争所取得的一大胜利，在此基础上，则可继续对仍旧身处朝堂的丁大全余党进行政治追杀，直至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

在这场清算斗争当中，由于阎贵妃已于景定元年(1260年)死去，因此未受到清算，而首先遭到波及的，则是丁大全的靠山董宋臣。对于董宋臣遭到清算的缘由，将要归因于他在蒙古军渡江围困鄂州之后，于十一月劝说皇帝“迁幸宁海军”。

此言一出，令“京师汹汹”、人心离散，时任宁海军签判的文天祥听闻此事，挥笔写就《乙未上皇帝书》，要求朝廷“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但是理宗对此却不予理会，文天祥激愤不已，遂弃官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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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天祥之外，朝廷内对于董宋臣之举甚为不满者，还有监察御史朱貔孙、军器大监何子举等人，朱貔孙认为，当今之计，朝廷当保持镇定，不能闻风迁移，否则“銮舆若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盗贼蜂起，必不可”，何子举则劝说同样主张皇帝迁幸的宰执吴潜，称“若上行幸，时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必不可”。

一度因“董宋臣忽倡退避之谋”而近乎失去方寸的吴潜方才改变主意，与何子举入宫面陈不可迁都之原因，皇后谢道清亦支持他们的提议，以迁都“恐动摇民心”为由，要求理宗不要轻易离开行在，而应该“留跸，以安人心”;迫于正宫及外朝朝臣施加的压力，理宗只得放弃逃跑的念头，此事宣告结束。

事后，主张迁都的吴潜被罢相，董宋臣被理宗贬斥，降为“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吉州居住”回，因卢、董二阉竖推荐得官的林光世等人则被贾似道“悉罢之”四。不久之后，对董宋臣念念不忘的理宗又借瑞国公主府邸建成为由叙功，“诏董宋臣、李忠辅各官一转”。

景定四年(1263年)八月，理宗允许董宋臣“复出为都知”，负责管理御马、酒坊等宫廷琐事，文天祥再度上书阻拦，理宗则仍不予理睬。景定五年董宋臣死后，理宗诏令追赠董为节度使。在主子的宠爱和庇护下，董宋臣得以善终，逃过了被朝臣们清算的结局。

除了清算董宋臣外，这场清算运动亦波及了曾经依附丁大全的朝臣及其他人士。景定元年，丞相吴潜上书弹劾丁大全的党羽章鉴、高铸、沈炎。

吴潜

在奏疏中，吴潜指责章鉴“尝与大全同官，倾心附丽”，高铸原名高锜，在遭到高斯得揭发罪行而被流放之后“方改名铸，冒受官资，大全得志，高铸用事，恨憾斯得”;沈炎则是一介见风使舵之徒，为了掩盖依附丁大全之举而选择“泛论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真以为(沈炎)非大全之党也”。

曾将弹劾周震炎作为避嫌手段的章鉴则于景定三年(1263年)被朝廷收回祠命，理宗则按照对待丁大全、吴潜二人及其同党的惯例，借此事下诏申明“从官与祠而不除职，是禄而已，姑与放行，决不录用”的处分决定。

周震炎

唯有沈炎靠着对丁大全及其党羽的反戈一击得以侥幸做了漏网之鱼，于景定三年(1263年)九月安然去世，并在《宋史》当中留下了“论罢右丞相丁大全及其党与(羽)，则为公论也”回的好名声。其他依附于丁大全者，大多亦未能全身而退，在朝野的弹劾和谴责声中，“(沈)翥、(方)大猷放岭海。

(周)震炎、(章)应雷夺恩数”回，与丁大全一道被时人并列为“三不吠之犬”的陈大方、胡大昌亦遭削官处罚；曾与丁大全沆瀣一气、一度逃过清洗的朱熠也在数年后遭到了清算，以“监察御史胡用虎论罢”，很快又遭到监察御史张桂、常茂等人的弹劾，被“送处州居住”，与周震炎、方大猷之流一道，皆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严惩。

张桂

景定五年(1264年)四月，作为丁大全“阎马丁当”四人中“硕果仅存”的成员，时任“观文殿学士、沿海制置使”的佞臣马天骥“以台臣劾罢”，不久又被台谏官指控涉嫌贪赃，以此被“夺职罢祠，其子时林削一秩”，丁大全一党至此基本退出政坛，再难发挥政治影响力；但贾似道仍旧在自己的罗织经中保留了“依附丁大全”这条罪名。

将它当成了栽赃政敌的工具。咸淳三年(1267年)十二月，贾似道指使台谏进谗言，称度宗的东宫旧臣、前太子宾客皮龙荣“贪私倾险，尝朋附丁大全”。

咸淳：宋度宗赵禥

最终在贾似道一党的迫害下，皮龙荣彻底失势，被削职流放至仇敌李雷应治理下的衡州；在流放路上，“皮惧，自酰死”。直到德祐元年贾似道倒台之后，朝廷方才追复皮龙荣的官爵，为他平反并洗清冤屈。

在这一场循序渐进的清算斗争当中，吴潜、文天祥、朱貔孙、何子举、贾似道、谢道清等人先后参与其中，形成了宫内朝堂共同针对丁大全余党的局面。在这其中，吴潜、文天祥、朱貔孙、何子举四人乃是忠君爱国之臣，所虑亦是在为社稷着想；而贾似道则怀有私心，意图利用削除丁大全党羽之机行巩固权势、打击报复之举。

对于谢道清的动机，史书则无记载，但她的意图很可能是通过与朝臣进行结盟、从而借朝臣之力来打压同自己及朝士皆有矛盾的董宋臣、阎贵妃，借以提升自己在外朝中的威信”。在这场清剿丁大全余党的斗争中，理宗态度暖昧，对阉人董宋臣多有照顾。

他曾依贾似道等人之请将其贬斥外放，但又对董多有恩宠，虽顺应贾似道之动议剥夺其实际权势，却又充当了他的保护伞，使他在贾似道的打压下得以安然离世。

丁大全一生的低谷，从他被罢相开始，直至他在驶向海岛的船上被受人指使的看押官毕迁挤入水中淹死。在此期间，吴潜、贾似道对他和他的党羽进行了一系列打压，丁大全的官职也屡屡遭到剥夺，贬谪的地域则愈加荒蛮偏远。

景定二年(1261年)，宋廷依照监察御史刘应龙之请，在“追三官、移送南安军居住”的基础上，将丁大全“追削二官”，加贬为贵州团练副使。

景定：宋理宗赵昀

在贵州(治所郁林县，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期间，丁大全被州守(一说州将)游翁明告发，称他意图谋反，想要借“蛮夷”“游手”之力东山再起丁大全“意图谋反”的消息，被时任广西经略的朱祺孙奏报朝廷，理宗下诏，夺丁大全团练副使之职，将其“改窜于新州土牢拘管”。

为了以防万一，太常少卿刘震孙上书理宗，请求将丁大全从大陆“移徙海岛”，此言为理宗所纳。在丁大全被发配前往海岛的路上，死神终于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丁大全就这样和将他拉下相位的吴潜一道，双双落得横死岭南荒郊的悲惨结局。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