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李东阳

明朝内阁首辅李东阳所说的贾太傅便是指贾谊。

西汉之初，汉文帝刘恒接承高祖刘邦、吕后基业，在一批开国功勋元老的辅助下开创文景之治新局面，国家实力蒸蒸日上。

然而在这位大明首辅眼里，能担待起国家栋梁之臣的只有贾谊。

贾谊在二十岁时成为文帝身边的智囊高参，后任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其代表作《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针砭时弊，享誉后世，尤其是《过秦论》，时至今日被纳入语文教科书。

不过天妒英才，贾谊年仅三十二岁便英年早逝，司马迁对贾谊寄予同情，将他与屈原合传列入《史记》，后世把贾谊与屈原并称“屈贾”。

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河南郡洛阳，长大后师从荀子学生张苍，十七岁便以才学出众、文章练达而闻名当地。

河南郡守吴公听闻其才智招致麾下，对他非常器重。

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政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前180年，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对河南郡的郡治非常满意，提拔吴公为廷尉。

升迁后的吴公惜贾谊之才，便将他举荐给文帝。

文帝早在做代王时就听说过贾谊，此时的西汉政权经历诸吕之乱，百废待兴，正值用人之际，便把贾谊征召入京，聘任其为博士（为皇帝政务政策提供咨询）。

当时贾谊年仅二十一岁，在博士中年纪最轻，但这并不妨碍贾谊的超高才华。

每逢文帝出题讨论时，贾谊都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引得文帝和同僚的赞许，仅仅一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四品谏官）。

实践证明，舞台有多大，才华就有多高，文帝的赏识让贾谊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公元前178年，贾谊便上了一篇《论积贮疏》，这在当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上流社会。

原来贾谊敏锐的察觉看似安定祥和的天下隐藏深重的危机，如“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等。

具体表现在:

整个社会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农民暴乱隐约出现，诸侯王僭越反叛，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在他的这篇政论奏疏中明确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政治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

同时他建议改黄老之术治国为儒家礼仪治国，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

贾谊的种种举措称得上针砭时弊，文帝大为称赞，当即下令鼓励农业生产，但同时也“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因为在当时，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内自成一国，富商大贾为了攫取利益，与诸侯王相互勾结，输送大量财物。

这样一来诸侯与富商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僭越礼制，有恃无恐，而广大农民则成为被盘剥的对象。

这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日益深重，因此贾谊的主张必然不会为他们欢迎。

不仅如此，贾谊在朝中的形势也日益危险，因为贾谊才能突出，文帝想提拔他担任公卿，而当时的朝政被周勃、灌婴等开国功臣集团垄断。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利益被分割，所以纷纷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要知道，周、灌本是开国元勋，朝中势力根深蒂固，后又诛杀吕氏，对文帝继位有拥立之功。

所以文帝对他们非常恭敬，尤其是周勃，每次下朝，文帝都要送下台阶，因此面临周勃等人的弹劾，贾谊显得十分被动。

另外，还有一人也见不得贾谊好，此人就是邓通，邓通是文帝男宠，胸无点墨，极善讨文帝开心。

贾谊内心很瞧不起这种人，常常明里暗里嘲讽他，邓通嫉妒其才华，经常给文帝吹耳边风，诋毁贾谊。

就这样，在地方诸侯抵制，内廷大臣攻击的情况下，文帝顶不住巨大政治压力，开始疏远贾谊。

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这是贾谊从政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长沙地处南方，在当时还是待开发落后地区，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和怨愤之情。

但即便如此，贾谊从未停止过关心国家大事，针对文帝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私铸铜钱，控制货币发行的问题。

贾谊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非常不利。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下令禁止。

在贾谊谪居长沙的三年里，朝廷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文帝对朝政的熟悉以及地位的稳固，他开始打压功臣集团，以进一步加强集权。

丞相周勃被免职，后被下狱，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接替丞相职位的灌婴不到一年就死于任上，加上此前病逝的陈平，开国功臣集团终于凋零老去。

文帝大力提拔新人，由张苍接任丞相之位，这位张苍又正巧是贾谊的老师。

在张苍的支持下，贾谊于前173年回到长安，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不过两人见面并没有谈论政事，而是兴致勃勃的讨论起鬼神，一直谈到深夜。

这一幕被李商隐写到诗中：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次见面后，文帝对贾谊依然赞不绝口，不过意外的是，文帝并没有授予其职务，而是让他担任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有人认为他已经被文帝抛弃。

但小编看来，这恰恰是贾谊被重用的表现，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史记》记载:

“怀王最少子，爱幸异於他子。”

这说明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寄予厚望的，文帝让贾谊去辅佐幼主说明对贾谊信赖有加，而且贾谊年纪轻，既可以锤炼打磨，也好在将来刘揖继承大统时施展拳脚。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是把贾谊当做未来的宰辅人选。

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刘长发动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当然，后世很多人认为刘长是被文帝所害。

此时贾谊已任梁怀王太傅，他虽外放梁国，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

这一时期，兴盛于蒙古草原的匈奴时常南下犯边，极大危害西汉边境安全，内政方面，文帝仍沿用黄老之术治国，法律制度和礼仪粗陋不严明，宗室诸侯王僭越跋扈日甚一日。

贾谊围绕此问题向文帝上疏《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诸侯王的叛乱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

高祖时期，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七大异姓诸侯王被剪除，周勃、灌婴等开国功臣随同刘邦平叛，而被视为股肱。

但把他们彼此掉换位置，周、灌等人也会谋反，因为不管是谁处于诸侯王的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与个人品性无关，与屁股所处位置有关。

刘邦吸取教训，以白马盟誓，定下“非刘不王”的规矩，刘氏宗亲顶替异姓功臣成为诸侯王。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亲诸侯僭越骄横甚于韩、彭，贾谊认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

对此，贾谊提出两个措施：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

定礼制是指严格区分尊卑等级，刘姓诸侯王必须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

定地制是指“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在原有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其子孙为更多诸侯，以此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这样一来，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就会越来越少，直到“地尽而止”。

后来汉武帝实施的推恩令就是采纳贾谊的割地定制的方针。

针对匈奴的侵略，贾谊坚持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反对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对于草原民族侵凌中原是不能容忍的。

贾谊认为匈奴的人口不过汉朝的一个郡，泱泱大汉向匈奴和亲就如同向自己的郡低头称臣，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贾谊的《治安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的诸侯王势力已呈尾大不掉之势，文帝无力削藩，对于匈奴的侵略也只能被动应对，直到武帝时期才得到解决。

前169年，贾谊随梁王刘揖入朝，结果发生意外，刘揖坠马而死，由于刘揖无子，按例封国要被撤销。

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改立继承人，文帝采纳其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

从后来的七国之乱中，刘武的坚决抵御来看，贾谊的这个建议确实是深谋远虑，不过刘揖的死带给贾谊非常大的打击。

他觉得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而深深自责，日夜哭泣，内心忧郁，终于积忧成疾。

前168年，贾谊病逝，年仅三十二岁，一代天之骄子和大汉才华“天花板”抱憾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