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剧烈震荡。通货紧缩被认为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面临难以破解的麻烦。

但在近年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陆续出现了通胀。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能源短缺、价格上涨及其价格传递信号有关。但在日本知名学者、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渡边努看来，俄乌战争以前的2021年夏季，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的物价就开始出现上涨。

[日] 渡边努 著 裴桂芬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渡边努在其所著的《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一书中指出，全球通胀压力抬头，从本质上来讲，是因为2020—2022年新冠疫情的到来，尤其是疫情第一年，重创了多年以来全球化增长、发展逻辑的连接基础。

这个连接基础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充分连接，乃至于饱和型的过度连接。这种过度连接，首先使得人员高度聚集，人力资源通过最为优化的分工配置，来释放其智能、体力；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过度连接，指的是企业可以简单地根据价值链核算，将生产经营的若干环节灵活在全球任意多个地方进行配置，通过高度有效的物流来衔接，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也建立起多重的、密切的连接关系。

按照渡边努的说法，新冠疫情暴发后，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连接的可靠性被大大削弱。经由一年或两年或三年的隔离，消费者逐渐习惯了通过线上购物、叫外卖而非现场购物和聚餐；大量的劳动者或主动或被动延续着在家办公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要充分顾及供应链的安全性，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立和延续如此漫长遥远的供应链。

书中进一步指出，疫情的持续，还使得消费习惯很大程度上被重塑，部分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变得异常旺盛，价格呈现持续上涨；而消费需求下降明显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降低，但如果因此带来的生产供给迅速萎缩，其价格下探空间是有限的。

社会体系中的成年人，大多数既是消费者，又是劳动者，两个身份与企业、产业运营的情况发生微妙的联系。疫情带来的产业秩序洗牌，使得实体经济面临的运营环境相较于过去变得更具挑战性，由于消费者受疫情影响，支付能力降低，所以哪怕有刺激需求政策的推动，消费也很难恢复过去的景气水平。在不同国家，都出现了所谓的消费下行、降级的现象。企业为此更加竭力降低雇工水平，并改变雇佣方式，比如设定更多的临时岗位、派遣岗位。

也就是说，依照渡边努的分析，疫情结束后，美国、日本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劳动人口减少，部分人口继续执行自律型的社交距离，市场需求降级。再加上全球贸易环境出现的新震荡因素，诸如巴以冲突、俄乌冲突，还有就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张，这些都推动了供应链重组。

如前述，被重建的三组连接，即人与人的连接、人与企业的连接、企业之间的连接，运行成本都高于疫情前。所以，这就产生了难以抑制的通胀压力。在市场需求降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直接推动价格上涨，很多产业、行业的企业只能通过降低产品或服务的耐用性、稳定性，以看似低价的产品或服务来应付更加激烈的竞争。

*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