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克罗斯比把虚无主义规定为一种否定或拒绝的态度，并把它区分为政治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认识论虚无主义、宇宙论虚无主义和生存论虚无主义等五种类型，还认为前四者最终又会不可避免地归于生存论虚无主义，即一种否定生命/生活意义的态度，因为前几类虚无主义都不过是在否定人类生命/生活的某一重要方面。 但在格尔茨看来，否定生命/生活的意义并不是虚无主义，相反，发现生命/生活的无意义还能一如既往地苟活下去，才是虚无主义。 层层深入地探讨了这种虚无主义的四种表现方式，即“虚无主义作为拒绝”“虚无主义作为对死亡的拒绝”“虚无主义作为对意义之死的拒绝”和“虚无主义作为对童年意义死亡的拒绝”。 在分析哲学家詹姆斯·塔尔塔利亚那里，虚无主义被定义为拒绝相信生命/生活本身是有意义的，但这个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必须要被克服的危险，而是可以被轻易忽视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能够抛开虚无主义所导致的无聊和焦虑，并且重新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然而在尼采看来，这种应对虚无主义的方式，恰恰是虚无主义的，因为这种方式轻易就拒绝了让人无聊和焦虑、必然要直面的问题，即做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生命/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把虚无主义进一步定义为对死亡的拒绝。对死亡的拒绝，就是对责任和自由的拒绝，就是不敢直面这一事实，即作为一个人意味着我们是绝对孤独的，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赋予我们的生命/生活以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那里，叙事、观念与价值这些我们用来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贝壳或遮蔽虚无的织物（请允许我用“皇帝的新衣”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哲学致力于为皇帝编织新衣；存在主义向世人宣告这些编织物无效，因而皇帝没穿衣服；后现代主义则嘲弄道，衣服倒是有，但皇帝不存在），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非客观存在的永恒之物。于是在利奥塔看来，坚持被给予的意义而不质问意义的给予性的基础主义，拒绝意义已经死亡的基础主义，就是虚无主义的。 在波伏娃那里，虚无主义被进一步定义为对童年意义已经死亡的事实的拒绝。儿童生活在一个被成人所造就的世界里，一个只需要认识和遵守既定规则的既定世界里。但当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逐渐发现世界不是既定的，没有永恒的权威和不变的规则，从而没有终极性的意义；他们也发现自己是必须自由的，是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获得自己生命/生活的意义的。如果他们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不愿主动创造意义，甚至通过毁灭自由的方法毁灭焦虑，那他们就是虚无主义的。 如果虚无主义是对生命/生活毫无意义这一事实的拒绝，那么这种虚无主义存在于何处？可以说无处不在。 虚无主义可以在电视上、教室里、工作中和政治事务中被发现。 既然虚无主义来自摆脱对自由的焦虑的欲望，那么为我们提供娱乐、舒适和消遣的当代通俗文化就在帮助我们成为虚无主义者。坐在沙发里，对着屏幕观看程式化的情景喜剧，可以说是在伪生活中伪经历着一种伪现实。 老师要求学生停止观看他们各自手机的屏幕，而去观看老师挂在教室前方的屏幕。教师这种要求的背后，是一种教育的银行化，即教师把信息的货币存入学生的心灵。很明显，这种模式要求服从和墨守成规，反对创造性和多元性。但正如尼采所警告的那样，这种模式有助于社会维持现状，但不利于社会的未来。 同通俗文化所提供的娱乐和消遣一样，这种教育模式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容易和更稳定，但由于逃避了必需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这种教育模式也是虚无主义的。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分析，格尔茨发现虚无主义也存在于工作中。 人类劳动最初对个人的身份认同，继而对共同体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劳动者和他的劳动产品完全脱离，也就完全脱离了他们的身份和共同体，于是乎劳动者的劳动成了纯粹赚钱的途径，而消费成了劳动者身份的新的根据。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为了能够负担得起马克思所谓“吃、喝、生殖”的动物性需要，劳动者最好在工作时能够做一个活死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逃避工作的无意义性。工人明明知道工作的无意义性，还能够接受这种无意义的现实，这是因为工人生活在一种虚无主义的体制中，并让工人对虚无主义的接受永恒化。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这种延伸至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虚无主义体制，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在道德或形而上学层面的努力来克服的，而必须通过所有人在政治层面的共同努力来克服。 回溯古希腊时代的政治，阿伦特认为政治最初意味着自由，意味着成为人，意味着免受无意义的家庭活动之苦（它们由奴隶来承担）的共同体所有成员（所有户主），通过集会上的讨论达成共识，从而为生命/生活的意义确定依据。但是，柏拉图用学园中少数人的真理替代了集会上多数人的共识，用学术自由替代了政治自由，从而也使政治活动降格到家庭活动的水平，变成受非人的东西（自然或他人）强制的无意义活动，最终同样沦为虚无主义体制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