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因病去世，但此后的30多年我都没能离开。

在我死后，巴金选择将我的骨灰放在床头，致使我不得不继续跟他朝夕相处。

虽然他看不见我，但他知道我在，日常生活中还像平常一样，吃饭前还是喜欢问我吃什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还是要对着骨灰坛说给我听，我们就这样阴阳相隔地过了33年。

2005年10月17日，他躺在医院嘴角含笑，因为时隔30多年，他又能看见我了，对我说道：“老伴儿啊，你果然没离开我，现在好了，我来了，咱们一起走吧。”

随后，医生宣布：“101岁的巴金先生离世......”

1936年，我由宁波到上海，入读上海爱国女子中学，我十分喜爱戏剧表演，学业之余参加了表演社团。

正好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正在排练曹禺的话剧《雷雨》，缺少一个四凤的演员。

作为社团新人的我就被叫去紧急补位，经常跟着他们讨论剧本，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话剧慢慢有了理解。

当年正值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出版发行，小说中的主人公觉民、觉慧和觉新对待封建旧势力的态度，对待爱情的奋争和错过，打动无数少男少女的心。

我也作为其中一员，跟随着书中的主人公或抗争或屈服，被觉慧挣脱束缚寻找自由的精神所打动。

当晚我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给作者巴金先生，信中诉说了我对小说的喜爱以及对情节的个人理解，希望他批评指正。

没想到他很快回信，诉说了他写小说的初衷，以及表扬了我对于情节的细致分析。

婚后他才说道：“你不知道，当年小说《家》出版后，每天我能收到多少读者的来信？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送，我几乎都没回过。

你的来信很凑巧，当时都堆在我的书房里，我的猫将信件踩倒了，我就去扶起来，无意间被一处娟秀小字吸引了，我就随手打开了那封信。

被你的理解和分析所打动，后来就给你写了回信。”

“看来我还要多感谢感谢那只猫啊。”我笑着回他。

哈哈哈两个人笑作一团。

后来，我们就成了笔友，每次他有新书发布我都第一个买回来看，看完后就开始写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于书中不懂的地方也会请教他，

发展到后来，生活中我有迷茫困顿的地方，也会给他写信，请他指教。

他每次都回信，言辞真诚且慷慨，我想我就是爱上了这样的他。

巴金说那个时候他只知道埋头读书，生活中没什么朋友，我的信件像是他平淡生活中的一勺调味料，让他觉得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所以那段时间不仅仅我在期盼他的回信，他也在期待着我的来信。

通信半年后，我提出见面，当晚回去给他写信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何不面谈呢？”后面写了约见的时间和地点。还在信封中放了一张我的照片。

约定的时间到了，担心他不会去，毕竟当时他已经是名声斐然的作家，我一个小小的学生约他，他实在没必要理会。

我在宿舍徘徊犹豫，穿了裙子觉得隆重，换上旗袍觉得夸张，一早上我都在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的纠结中度过。

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穿着我的校服就出去了，来到饭店门口我推门进去，没想到他早就到了。

他多次在信中说他年纪很大，结果他看起来很年轻，有独属于读书人的风骨仿佛自带墨香的气质。

他带着一副眼镜，嘴角挂着温和的笑，身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可能之前留过学的原因，他当天还打了领带。

和他一比我似乎穿得过于随意了些，一身学生打扮，我开玩笑地说道：“李先生（巴金原名李尧棠），比我想象的年轻多了。”

“你也比我想象的稚嫩多了，没想到如此年轻对文学就有这么深厚的理解了。”他也开玩笑似得回道。

那天我们聊的很开心，我早已倾心他多时，有时在信中也会偶尔提及，但他似乎都没看到过，每次对这些都避而不谈。

这次见面我当面对他说出了我对他的爱意，可是这个“傻作家”一直觉得他比我大13岁，如果我们结婚不知道要背负多少指指点点。

同时他也担心是我过于年少，并不懂爱情，他回答说：“你还小只是错把小说中的感情带到现实中，这不是真的爱情，等你有了自己的判断，如果还坚持和我这个老头子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再说。”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由于他是旧贵族官僚出身，一直处在风口浪尖，随时有被打压的可能，他不想连累我，同时又担心我只是一时兴起，以后再追悔莫及，所以就拒绝了我。

1938年，我20岁了，家里也给我张罗了一门婚事，等着我毕业后回家结婚。

我知道父亲的强制，一旦我回家不结婚我再难出来，可我的心里依旧心心念念着巴金先生。

就在毕业前夕，我只身一人跑去找他，看到他后我竟无措起来，不知怎么表达我的委屈。

一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边是我的爱而不得，这两年间他似乎是有意避着我，我的信件他常常不回。

在这种焦灼中我进退维谷，像只被黏住的苍蝇一般，一边想着认命，一边又想着再挣扎一下，争取我的自由。

我穿过长长的弄堂敲开他的门，他打开门我的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却争着抢着往下落。

他似乎被我吓到了，急忙上前扶着我的胳膊到：“怎么了？是遇到什么急事了吗？”

明明眼前的男人对我如此温柔，可他却总要将我推到千里之外，我哑着嗓子对他说道：“我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让我毕业后就回家结婚。”

我明显感受到，他抓着我胳膊的手用了力后又松开，眼神也暗淡下来道：“挺好的，家里父母看上的肯定门当户对，你们年龄也相仿，以后好好过日子。”

说着说着也哑了嗓子，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说真话，难道他真想看着我嫁给别人吗？

换位思考，如果我看着他娶了别的女人，我会生不如死的，所以我再次问他：“你真的觉得挺好吗？真的想要我嫁给别人吗？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是吗？”

他眼眶红红的似乎在压抑着情感，看着我，脸上强硬地扯出一丝笑容，故作轻松地说：“是，是挺好的，我祝福你们。”没等他说完，我转身就走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眼前的弄堂长的看不到尽头，我多想永远也走不到头啊。

转角即将走出巷子，我的右手被扯住，身体猛地撞进一个结实的怀抱：“别走，别嫁给他，我娶你。”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腰身，失声痛哭，积压在心底两年的委屈仿佛倾泻而出，顾不上邻居从楼上看我们笑话。

窄长的弄堂尽头，一对男女紧紧相拥，女孩哭得撕心裂肺，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男孩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安抚。

随后他跟我回家，向家里说了我们的事，好在父亲没有拿出封建大家长那一套教育他，而是默认了我们的感情。

虽然他已经34岁了，但巴金没有着急娶我，我们只是简单地订了婚，他想让我继续上学。

1939年，我考上西南联大继续读书，我们的爱情也稳步发展。

战时条件十分恶劣，我们居无定所，还要随时躲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只要跟他在一起，我的心就一直是安稳的。

战时文化产业发展更是凋零，巴金所在的出版社几乎入不敷出，原本不多的同事也都逐渐走光了，徒留他自己一人苦苦支撑。

为了出稿，经常要熬到深夜，三天两顿饭都是常有的事，他说他想要多写点稿，将稿费攒起来好娶我，我实在不忍心他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

1944年，我还没毕业可我等不到毕业了，此时我们已经恋爱8年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们结婚了，什么都没有，连结婚当晚的婚房，都是巴金向当地老乡借的。

就是在那样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亲人到场，没有酒席典礼，没有彩礼嫁妆，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我心心念念的爱人——巴金。

婚后我退了学，开始全身心照顾他的生活，起码保证他写稿之余，能吃上热饭菜。

那几年他几乎全年无休，所以也是他作品爆发的黄金年代。

他写稿我校对然后发布，日子缓缓向前流淌，就这样我们撑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好在虽然日子艰难，但我们的心始终紧紧依偎在一起，写完稿子他会坐在院子里看会天，让我坐在他身边，云南的天空澄净无云，偶尔有飞鸟经过，我俩都能开心好久。

1945年，我怀孕生下女儿，巴金为她取名李小林，最开心的是从写稿变成了哄女儿。

躺在床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爸爸在逗她，总是很配合地咯咯笑。1950年儿子李小棠出生，儿女双全的巴金先生，成了妥妥的小孩奴，女儿说要骑大马，他立马跪趴在地上给女儿当马。

儿子说要打枪，他不睡觉也要给儿子赶制出来一把木头手枪，上面还要雕刻上繁复的花纹。

谁也想不到外人口中不善言辞的巴金先生，能有这么温暖的一面，我很庆幸当初的选择。

1966年，由于巴金的身份，我们一家同样遭受了黑暗，每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着他萎靡不振的样子我难掩心疼。

总是想着法地逗他开心，每当他说：“我好累啊。”的时候。

我就捏着嗓子故意学他说话：“我也好累啊，那能怎么办呢？当然是坚持住了，光明总会到来的。”

他被逗的呵呵直笑，上前捏我的脸。虽然孩子都大了，我们也一起生活20多年了，但感情依旧像新婚一样。

他从未对我发过脾气，需要拿主意的事也总是愿意听我的意见，即使对孩子的教育，他虽然溺爱但也会听我的。

到了人生大限，我依旧觉得自己很庆幸，庆幸生对了时代，庆幸爱对了人，庆幸这个男人始终如一爱我。

1972年，我因病住院，手术也没能挽回我的生命，从手术室出来，我知道自己不行了，这辈子我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我先生了。

“我不行了，我要先走了。”躺在病床上，我对他说道。

他急得眼眶通红，眼前的老人仿佛穿越层层时光回到了那条弄堂，回到那天我告诉他我要嫁人，他佯装冰冷地恭喜我的场景。

他左手握着我的手，伸出右手捂住我的嘴，对我拼命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还是走了，看着他呆呆地抱着我的骨灰坛坐在床上，孩子要将我拿走埋掉，他死死抱着不撒手：“不行，不埋，你妈妈还没走呢，不埋。”

多次尝试无果，孩子也不忍父亲难受，索性就放任不管了。

就这样我又陪伴了他30多年，直到2005年，他病重住院，将孩子们叫到病床前嘱咐：“我死后，骨灰和你妈妈的和到一起，洒进大海。你妈妈生前最喜欢大海，但我一直没陪她看过。”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逝世，其子将夫妻俩的骨灰洒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