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这是陈得寿的姑母留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在1937年南京那场浩劫里，当时的他还不到6岁，但回忆起往事，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事。” ＂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 这是陈德寿姑母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2016年，年近八旬的陈德寿坐在察哈尔路的家中，向前来采访的人讲述着七十多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声音很平静，却藏着无法抹去的伤痛。 ＂那是1937年12月13日，我虚岁六岁。＂陈德寿回忆道，他出生于1932年10月，那时家住在南京三山街附近的天青街古钵巷四号，在一座三进的院落里。在战争来临前，他们家过着还算安稳的小康生活。爷爷陈金波在中华门开了一家估衣店，父亲则开了一家服装店专做制服，家里有四部缝纫机，还请了师傅和徒弟。 日军进城那天，他们放火烧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陈德寿的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结果被日本兵一起抓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一天早上九十点钟，一个日本兵拎着箱子来到他们家，挨家挨户地搜查。 ＂爷爷看到了日本兵，不想得罪他，就把香烟糖果拿出来请他吃。＂陈德寿说，＂但鬼子根本不要这些，他要花姑娘。＂ 当时陈德寿的母亲怀着身孕，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小表妹，一手牵着小表弟。日本兵一看见姑母就拖着她从第三进拉到第二进。姑母将表妹交给奶奶后与日本兵周旋，但日本兵不耐烦了，拔出刺刀对着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姑母痛得蹲下来。日本兵又在她身上连戳五刀，总共六刀，然后转身就走。 ＂姑母疼得难受，对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陈德寿回忆道，＂奶奶跑回家里把糖水端过来时，姑母已经断气了，流血太多，被刺到了要害。＂ 就在姑母被日本兵杀害的那天晚上，陈德寿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婴——他的妹妹。但日本兵的骚扰仍在继续，他们不断地来抢东西，寻找＂花姑娘＂。母亲只能将生孩子留下的带血纸张放在地上，有的日本兵看到后会离开，有的则会掀开被单查看是否真的生了孩子。 熬过了六天后，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陈德寿的爷爷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这个日本兵说：＂我是当兵的，家里也是开店做生意的，是征兵征来的。＂他带着爷爷找到了棺材店，为姑母买了口棺材，还帮忙找来了粮食和小菜。 ＂你爸死了。＂这句话是在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多月才由爷爷告诉陈德寿母亲的。那时日本人已经建立了维持会，发出通告称不再杀人，当地秩序开始逐渐恢复，他们一家从难民区回到了家中。 一个皮匠告诉了陈德寿爷爷关于父亲死亡的详情。原来，当天被抓的人中，日军审问他们是否愿意跟着日本人走。陈德寿的父亲坦诚地说自己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妻子还怀着孕要临产，恳求能回家。结果第二天早上，日军把他和另外两个表达类似意愿的人拉到了承恩寺门口，当场枪杀，还用刺刀戳了两刀。 ＂四十天后，爷爷和舅舅一起去收尸，＂陈德寿回忆道，＂收尸时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过去有种说法，人死后见到亲人伤口才会流血。＂父亲的尸体被埋在了舅舅家旁边，与此同时，姑母的遗体也被舅舅和几个人一起抬到邓府山埋葬。 失去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陈家从此陷入了贫困。爷爷只能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变卖度日，包括四部缝纫机和所有的布料材料。母亲则在邻居的介绍下帮别人喂奶赚钱，以至于自己的女儿——陈德寿的妹妹——吃不饱，身体一直不太好。 1940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种痢疾在日本控制区传播，感染后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陈德寿年仅三岁的妹妹首先感染，因为没钱医治，很快就去世了。不久后，奶奶也感染了同样的疾病离开人世。 ＂家里穷得揭底了，＂陈德寿说，＂邻居劝我妈改嫁。＂他们住在第三进，前面有一家姓李的锤金箔人家，有个未娶妻的老伯帮忙埋葬了奶奶和妹妹。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陈德寿的母亲被迫改嫁了，留下爷爷和三个孩子：陈德寿、表弟和表妹。 爷爷将七岁的表弟送到了孤儿院，表妹则被送去做养女。但悲剧并未就此结束，表弟在孤儿院被告知病死了，表妹后来也没能活下来。一个原本热闹的大家庭，最终只剩下陈德寿和将近七十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还要做裁缝，帮人家缝缝补补，＂陈德寿说，＂弄两个钱回家维持生活，有时候不够还要跟我妈要，所以日子是不好过的。＂ 熬到陈德寿十四岁时，也就是1946年抗日战争刚结束，他跟随家族传统出去做了裁缝学徒。1948年，继父和母亲生了个弟弟，但仅仅八个月后，继父因旧伤复发去世。爷爷被送进了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老人堂，母亲靠帮人洗衣服维持生活，有时候别人会给些米让他们果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