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化装成商人的张子华，不幸被捕。敌人审讯他时，他讲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

1934年，化装成商人的张子华，不幸被捕。敌人审讯他时，他讲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说自己就是个小商人。就在他以为要脱险时，敌人将他拉到老虎凳上，以更加严厉的手段，逼迫他讲真实身份。 可张子华硬是咬牙坚持，说他就是从宁夏来的枸杞商，天天在天津北大关惠源长货栈混日子，那儿的经理还叫霍荣轩。 敌人看他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手段也就没那么狠了。 张子华见状，又加了一把火：“我住在惠源长货栈南院，房间里还挂着个蓝布信袋呢，里面都是我宁夏那边天顺祯商号的来信。不信你们，咱们去看不就得了。” 原来，张子华之前去惠源长的时候，特意留了个心眼。结果，敌人一查真的有其事，又翻不出别的什么证据，最后只能把这案子先放一放。 消息传到北平，全总华北办事处的大头目饶漱石急了，立马派张致和飞奔到天津，想尽办法要把张子华救出来。 张致和换上了商人的装扮，带着同乡的身份悄悄进了监狱。他的到来，给了张子华一丝久违的温暖。两人见面，尽管言语不多，但眼神中充满了互相的理解与支持。张子华的一句“我没啥，一切都好”。 分别时，张致和紧握张子华的手，眼神坚定地告诉他：“坚持住，我们很快就会把你弄出来。” 回到外面，张致和立即找到饶漱石，把张子华的口信一字不漏地转达了过去。饶漱石听后，一方面松了口气，张子华还没暴露身份；另一方面，他迅速做出了决定，要让霍荣轩出面，尽快把张子华保释出来。 不久，张子华就被保释出狱，暂时藏身于惠源长货栈。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很快搬到了大同公寓，从此与危险擦肩而过。 1935年，张子华接受了一个重大而特殊的任务。那时，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作为“长江局”的代表，与南京政府交通部劳工科的科长谌小岑接触，目的是促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1936年，张子华开始了他的密集行动。1月至11月，他带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信件，穿梭于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陕北、山西等地，行程数万公里。这短短10个月的旅程，不仅路程遥远，而且充满了危险和艰辛。尤其是每次前往陕北，都必须穿越国民党控制的区域，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生命威胁。 在这期间，张子华还曾前往东征前线，向毛主席亲自汇报了他在上海和南京政府的接触谈判情况，以及上海地下党的状况。毛主席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为推动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 时间转到1938年1月，张子华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文化组主任的新生活。仅仅几个月后，他又被调回延安，至抗大担任政治教员。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就有谣言说他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之嫌，甚至在宁夏谈判时被怀疑通敌。那时的局势异常复杂，组织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闭塞，地区分割，了解真相的同志们难以亲自到天津、银川等地进行调查，这个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在这段难熬的隔离期间，张子华仍然坚定信任组织。他曾经托人送给妻子李德贞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写着：“赠给我们的孩子：延军。” 然而，命运对他的考验远未结束。隔离生活中，他被病魔缠身，一场肺病悄然侵袭了他的身体。1942年，张子华便在青春的年华里黯然离世，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进行了公正的评价，给予了他应有的认可，承认了他的党籍。 继此之后的1985年5月，更是有了一次对张子华名誉的集体恢复。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和银川市委联合召开了会议，正式为他恢复了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张子华的遗像被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