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一泥瓦匠给开国上将杨勇写了封信：“我还活着，请给我安排工作！”收到信后，杨勇十分惊讶，当即大手一挥：“给你个副区长当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迎来了全新的时代。尽管新政权已经建立，但解放战争并未全面结束，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仍有敌匪活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紧接着，在刘邓的领导下，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迅速转战贵州，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并建立了贵阳人民政府。到了1950年初，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杨勇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兼省军区司令，肩负着清剿残匪和恢复生产力的重任。 在这关键时刻，贵州遵义县枫香镇的孔宪权，一位因战争受伤导致残疾的泥瓦匠，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尽管他技艺高超，但由于身体残疾，作业速度受到影响，难以获得充足的生计。在新中国成立和贵州解放的消息传来时，孔宪权心中满是希望与迷茫：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残疾人，他能为新时代做些什么？ 1949年，贵阳解放后，贵州省委通过当地报纸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孔宪权偶然间看到了杨勇、苏振华等人的名字。这激发了他寻求改变的勇气。他决定写信给杨勇司令，诉说自己的困境，希望得到帮助。 杨勇对孔宪权的情况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此情况告知了黄克诚，孔宪权的老首长。黄克诚立即为孔宪权出具书面证明，并请求遵义地委为其提供帮助。遵义地委在考察后，决定任命孔宪权为遵义县第七区区长，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孔宪权及其家庭的命运。 孔宪权，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在战火和贫困中度过。浏阳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成为各路军队争夺的焦点，让本就困苦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孔宪权的童年，充斥着贫瘠与苦难，这种经历让他早早地就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他的童年早早地被现实的残酷剥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这位湖南的儿子，在本土开展革命事业，成为了浏阳乃至湖南地区人民心中的希望。孔宪权虽年纪尚小，但心中已经种下了追随毛泽东、参与革命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1928年平江起义的爆发，对孔宪权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7岁的他毅然加入了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红军中，孔宪权发现自己并非孤单一人。许多像他一样出身贫苦的青年，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红军的实践，特别是对于贫苦大众的关怀和保护，让孔宪权深切体会到了共产党和红军与传统军阀及地主势力的本质区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还是在长征的艰难历程中，孔宪权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特别是在1935年的娄山关战役中，孔宪权作为先锋部队的一员，面对敌军的密集火力，孔宪权大声呼喊，毫不犹豫地从掩体中跳出，手持连珠匣枪对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射击。当弹药耗尽时，他并未退缩，而是拔出手枪继续战斗，直至与敌人展开近距离的肉搏战。在这场凶猛的战斗中，孔宪权左腿胯骨被机枪子弹击中6发。 战斗过后，孔宪权被遗留在战场，身体严重虚弱，命悬一线。幸运的是，我军主力及时赶到，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他。红军医疗队将孔宪权紧急转移至后方的天主教堂，那里临时改造成了红军的医院。鉴于医疗资源紧张，治疗孔宪权成了一项挑战。这时，胡耀邦同志，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设法获得了“鸦片水”，作为手术麻醉，使医生得以取出孔宪权体内的子弹和碎骨。尽管孔宪权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但他的左腿因此造成了永久性的残疾。 孔宪权的伤口长期难以愈合，随着红军即将开始的长征，他无法继续随军前进。红军决定将他留在当地，由亲共的大财主宋少前家中照顾。红军为孔宪权提供了300块银元作为治疗和生活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宋少前家照顾了孔宪权，并安排了医生和护理人员，确保了他的安全和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孔宪权的伤势虽然有所好转，但他已成为一名残疾人，无法再次投身战斗。他决定以小贩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后来在遵义县枫香镇定居，并学会了泥瓦匠的技能，尽管工作艰苦，但他仍然勉强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孔宪权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转变。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杨勇和苏振华成为了贵州省的领导人。孔宪权写信求助，得到了杨勇和苏振华的关注和回应，这标志着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在两位老战友的帮助下，孔宪权被任命为遵义县第七区的区长，参与了当地政权的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