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钱学森：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在美国期间，好几次有人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1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在1955年10月8日归国后，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重要领导人之一。
翻开共和国的年谱，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56年至1970年，短短的十四年间，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自行设计、制造、试验并成功地发射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取得了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的入门券，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完全是由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神话与奇迹。在创造这些奇迹的人中，有一个人无比闪亮耀眼，贡献卓绝，他就是钱学森。他是最先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导弹、航天工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他最先提出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并安排了深空火箭、气象火箭研制计划。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我国卫星研制工程正式启动。他受命担任首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制订了“三星计划”：首先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随后将返回式卫星列为重点，然后发展同步轨道卫星。这一技术路线使我国卫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为载人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在钱学森的具体领导下，自1960年11月5日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试验工作，于1966年10月27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
1965年，钱学森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1968年，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自此，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取得巨大成功，这一伟大成就是国家的决心、筹谋，是广大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奋斗的结晶，是火箭、导弹、卫星的总设计师钱学森精心绘制的杰作。
“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科技进步。
“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 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钱学森在学术上的敢于突破、任人唯贤更是出了名的，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学术研究、科学探索要敢于挑战权威。关于这点，科学界还流传着一段伯乐、千里马的佳话： 1964年夏天，钱学森带领大家设计的一枚火箭已进入了“15分钟准备”，只等待“0”时的到来。
这时却突然出现了事先谁也没有估计到的严重情况：由于天气太热，火箭推进剂在高温下剧烈膨胀，导弹贮箱内灌不进足够的燃料，灌进去的也气化了，这将严重影响火箭的射程。 论证会、研讨会，一个一个开下去，始终找不出合适方案。突然，一个叫王永志的青年工程师提出来：“适量泄出推进剂！”大家都被他提出的方案弄糊涂了。
总设计师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正因为气温太高，推进剂已经少加了，这才出现了达不到射程的问题。现在你反而提出减少推进剂，这不打得更近了吗？” 王永志坚持说：“泄出少量推进剂，就减少了弹体的重量。这不但不会影响火箭的发射距离，而且还会飞得更远。”
“我决不同意拿国家的财产去冒险！”总设计师右手一挥，完全堵死了这道门。 “找钱学森院长去！”王永志向钱学森的帐篷走去。 钱学森细心地倾听着王永志的意见，听完后，他既没点头，也没有摇头，而是站起身来，在帐篷内边踱着步边思考。终于，他停住了脚步，肯定地说：“按照工程控制论原理，你这个方案有道理！年轻人！” 钱学森拍拍王永志的肩膀说：“我看这个办法行！”
钱学森全力支持这位青年工程师的方案。要知道，这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最后，在钱学森的督促下，火箭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就此王永志和钱学森结为好友，更成为了最为亲密的合作伙伴。钱学森的唯贤是举不仅仅成就了中国航天，最后王永志也被推荐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总工程师，为航天事业继续添砖加瓦。 钱学森不愧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导师、开创者和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