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7岁的徐悲鸿很不情愿地迎娶了16岁的村姑，可到了晚上，他却主动和新娘子圆房了。 1912年，徐悲鸿与村姑成婚，他其实对这段婚姻心生抵触，但却在婚后的第一夜，他主动与新婚妻子发生了关系。随后，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取名“劫生”，然而这个名字带有浓重的不祥色彩，家人最终将其改为“吉生”。 次年，第一任妻子在因病去世，七年后，儿子也因病去世。在19岁那年，家庭的变故让他深感孤独与困顿。面对这一切，徐悲鸿做出了离开家乡宜兴，前往上海谋生的决定。 在上海，徐悲鸿的才华得到了两位黄姓朋友的赏识，他们对他进行了资助，助他度过了难关。与此同时，徐悲鸿还曾在上海暂时改名为“黄扶”，以此避开一些困扰。 此时的上海，正是中国近代化与西化进程加速的时期，这座城市无疑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艺术才能的机会，也为他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徐悲鸿结识了蒋梅笙教授，教授的女儿蒋棠珍住在附近。蒋棠珍是一位明艳动人的女子，虽然她已经与查家定下婚约，但徐悲鸿和她的关系迅速升温。 两人并没有像传统的恋人那样走过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徐悲鸿却从此成为蒋棠珍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一次，当蒋棠珍得知自己的婚约即将实施时，她情绪崩溃，徐悲鸿安慰她，告诉她不要再为即将到来的婚姻感到伤心。 为了追求蒋棠珍，徐悲鸿将她带到了日本。两人开始了他们的私奔生活，期间，徐悲鸿给蒋棠珍取了一个新名字——蒋碧微，并为她送上了一枚刻有“蒋碧微”名字的戒指。 这段私奔旅行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经济拮据，两人不得不回到了上海。尽管如此，蒋教授并未对这段婚姻产生过多指责，反而为两人的未来提供了资助，支持他们前往北京发展。 徐悲鸿的绘画才华在不断进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1919年3月，他与蒋碧微一同前往法国留学。 尽管这次留学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正值中国政局动荡的时期，官费未能按时发放，使得两人生活困苦，甚至有时三餐不继。在法国，除了继续追求艺术的精进外，徐悲鸿和蒋碧微还不得不打工来维持生计。 1927年，二人回到上海，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此时的徐悲鸿，已经在艺术界崭露头角，夫妻俩的生活似乎重新找到了光明。然而，这段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1930年，蒋碧微接连遭遇家庭变故，她的弟弟和姑母相继去世。而徐悲鸿在这时爱上了自己的学生——18岁的孙多慈。徐悲鸿的做法一如既往，他为孙多慈戴上了戒指，并且为她起了一个新名字——孙多慈原名孙韵君，徐悲鸿为她设计的戒指上刻有“慈悲”二字。 孙多慈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平静，也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学生们甚至拍下了徐悲鸿和孙多慈亲密接触的照片，公开声讨徐悲鸿偏袒孙多慈。 为了让孙多慈能赴比利时留学，徐悲鸿甚至打算出版一本她的人体素描集，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在蒋碧微的强烈反对和学生的反感下，孙多慈无奈回到了故乡安庆。 孙多慈的离去，让徐悲鸿彻底迷失了方向。他开始举办画展，为孙多慈筹措资金，试图挽回这段感情。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作为大学教授，十分反感这段师生恋，他强烈反对徐悲鸿与女儿继续交往，并且担心徐悲鸿对感情的态度会随时改变。最终，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这段曾经美好的师生恋也彻底画上了句号。 此后，徐悲鸿试图重新挽回蒋碧微，但蒋碧微早已对他的背叛感到失望，并明确表示：“你出轨想通了回头随时欢迎，若是情人出嫁或已死，则不再接受。”蒋碧微已投身于新的感情生活中，与追求她的张道藩建立了关系。 在此后的岁月里，徐悲鸿依旧未能停下追逐爱情的脚步。此时，他遇到了廖静文，一位18岁的湖南女孩，廖静文与徐悲鸿相识时，徐悲鸿已经51岁，而廖静文仅有23岁。她的美丽与纯真深深吸引了徐悲鸿，而徐悲鸿对她的照顾与关爱，也让她逐渐依赖于他。 即便廖静文的家人极力反对这段年龄悬殊的恋情，但她依旧选择与徐悲鸿共度余生。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度过了七年的时光。最终，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