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1956年的张爱玲，已经不是那个在上海文坛风光无限的才女。离开上海后，她辗转香港，最终在1955年到了美国。洛杉矶的生活对她来说，既是新的开始，也是无尽的孤单。当时，她已经和第二任丈夫赖雅结婚，但这段婚姻并不如意。赖雅的身体不好，经济上也靠不住，张爱玲得自己扛起生活的担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怀孕了。可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她没能力养，也不想养。于是，堕胎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那时候的美国，堕胎还不像现在这么公开合法。她得偷偷摸摸找药，一个人面对整个过程。1956年的堕胎药不像今天的医学技术，吃下去后反应特别猛烈，疼起来真是要命。张爱玲自己也没想到，疼到那地步，孩子会突然掉下来。这件事在她人生里，就像一个疤，疼过之后留下的不是轻松，而是沉甸甸的空虚。 张爱玲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做决定的人。她聪明、敏感，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可1956年的她，真的是被现实逼到了墙角。赖雅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家里经济拮据，她自己还在努力适应美国的生活，想靠写作谋生。可美国文坛对她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并不友好，她的英文作品反响平平，收入少得可怜。怀孕对她来说，不是喜事，而是负担。 再说，她和赖雅的感情也没到那种能一起养孩子的地步。赖雅比她大很多，又有自己的问题，两个人更多时候是各过各的。她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受苦，也不觉得自己有精力去当妈。堕胎这事儿，虽然听着冷冰冰，但对当时的她来说，是最实际的出路。她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没法要。 吃下堕胎药后，张爱玲经历了身体上的剧痛。1950年代的堕胎药效果粗暴，副作用大，她疼得在床上打滚，孩子掉下来那一刻，身体的折磨才算告一段落。可这事儿对她心理的冲击，远没那么容易过去。她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写过那么多爱恨纠葛的故事，自己却在现实里这么决绝地结束了一条小生命。这对她来说，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 后来，她很少公开提这件事，但从她的一些信件和作品里，能看出那段时间她心情有多沉重。她给朋友写信时，提到过自己身体不好，精神也疲惫不堪。堕胎这事儿，虽然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却在她心里埋了个结。她不是那种会大哭大闹发泄的人，更多是把这些藏起来，一个人默默消化。 张爱玲的作品里，总能看到一种对人性的洞察，她的笔下人物往往活得辛苦又真实。1956年的堕胎经历，像极了她小说里的情节——无奈、挣扎，最后不得不妥协。她写《红玫瑰与白玫瑰》时，讲过那种感情里的撕裂感，而她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堕胎这事儿，不是她不善良，而是生活没给她善良的机会。 有人说，她的作品之所以那么打动人，就是因为她自己也活得不容易。她把自己的痛，化成了文字，喂给了读者。1956年的这一幕，虽然没直接写进她的小说，但那种孤独和决绝的味道，早就渗透在她笔下的人物里。她不是神，她也是个普通女人，面对生活的烂摊子时，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1956年的美国，堕胎还是个禁忌话题。那时候，女性的选择权远不如现在，想结束怀孕，要么冒险找地下医生，要么自己弄药。张爱玲选了后者，可想而知有多孤立无援。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还是结婚、生子、顾家，像她这样离过婚、追求独立的女人，已经算另类了。她不想被孩子绑住，也不愿为了别人眼里的“正常”放弃自己，这种选择其实挺勇敢的。 可勇敢归勇敢，代价也大。她得一个人承受身体的疼和心里的苦，没人能帮她分担。那年代，女性要是没男人撑腰，日子过得真挺艰难。张爱玲的堕胎，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很多女人的缩影。她只是比别人多了一支笔，把这些苦写了出来。 张爱玲这人，表面看着冷淡，其实内心脆弱得很。堕胎这事儿，她处理得果断，可事后那份空虚，谁能懂？她没跟人诉苦，也没到处找安慰，就那么挺过来了。这就是她的性格，硬气又孤单。她作品里那些复杂的人物，可能就是她自己的影子——表面坚强，内里千疮百孔。 1956年的堕胎，不是她人生的全部，但绝对是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她更封闭了，和赖雅的关系也越来越淡。她后来的日子，基本是一个人过，写东西、看书、躲着人。她不是不想热闹，是热闹容不下她。堕胎这事儿，像个隐秘的伤口，疼的时候没人看见，好了以后也没人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