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在民国政坛，算是一个奇人。他的一生太多反转。他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后却反目成仇；他曾是董必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后却筹建孙文主义学会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曾反动暗杀，冒着生命危险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而身陷囹圄，遭受折磨，几乎丧命；后却长期主掌国民政府特务情报系统，被却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干了不少坏事；他曾亲苏亲共，与张国焘等赴莫斯科学习，还以中国劳工代表参加苏共召开的东方民族会议。后却坚定变为反苏反共，他是国民党的中将将军，却又还著书立说，与胡宗南并列，称为“武有胡宗南，文有贺衷寒”。
然而，有政治抱负的他，在政治生涯中却偏偏遇上了同样野心十足且猜忌成性的蒋介石， 蒋的恩宠和摒弃令他在政治上时而飞黄腾达时而落魄孤立， 政治生涯随蒋介石的影响而起伏跌宕。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影响了他的一生。
贺衷寒
贺衷寒，原名忠汉，字君山，湖南岳阳人，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屋人。一九一六年，他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毕业后回到长沙，在长沙期间，他组织失学、失业学生游行示威，推动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以揭露赵恒惕督政府的虚假"民选"阴谋，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舆论界的支持。湖南第一纺纱厂工潮期间，工人代表黄爱和庞人铨被逮捕杀害，贺衷寒冒着生命危险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猛烈抨击赵恒惕。赵恒惕下令逮捕贺衷寒，关押了三个月。在狱中，贺衷寒遭受折磨，几乎丧命，后经两名省议员保释才获释。这次经历，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军阀的残暴，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
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
贺衷寒返回长沙，继续以笔带枪，深耕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被聘为上海《时报》记者，抨击当时军阀横行，以笔杆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 政治腐败， 阐扬民主、 自由之可贵， 积极鼓吹革命。在当时的湖南，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九二一年春， 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 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结识了中共方面很多早期领导人。 其间，贺衷寒的文化素养和军事才能，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同年１ ０ 月， 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 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 出席翌年１ 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张国焘， 成员有翟秋白、 高君宇、 王烬美、 邓恩铭、蒋伏生、卜道明等人， 张国焘这个人向来脾气暴躁， 待人傲慢， 喜欢弄权， 这次出国当然不例外， 他不把自己也看作“代表” 之一， 而处处以“团长” 的身份动辄训人，非要所有的代表，唯他是从才。 贺衷寒这时才二十一岁， 年轻气盛， 从小就被人当着“才子” 捧惯了， 哪里看得惯张国焘这一套， 兔不了要冷言冷语说几句， 张国焘早已对他忌恨在心。
张国焘
3月9日，贺衷寒在日记本上记载：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 大骂代表团的成员， 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 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 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 但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 当即对张国焘说： “张先生， 我们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 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 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张国焘一听， 犹如火上浇油， 勃然大怒，大骂贺衷寒。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 不仅还嘴反击，还要跟张国焘动拳头。 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 后来，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
由于张国焘的告状，贺衷寒在一九一二年春，被开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此以后， 贺衷寒对张国焘恨之入骨，贺衷寒认为共产党如此重用张国焘这样的人物，说明共产党没有长远的眼光，于是开始疏远共产党，由于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贺衷寒连带也恨上了共产党。
贺衷寒在莫斯科参加会议后，便留在苏联考察学习， 先后共七个月。 回国时途经武汉， 昔日在武昌各校读书的朋友为他洗尘， 他报告“十月革命” 后苏联的情况时，口气从此转变了。他说：经过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时，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 到达莫斯科后， 仍然是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到处有乞丐、娼妓、小偷；苏联 政府对地主、 资产阶级、 贵族进行杀戮、 清算、 斗争， 极为“悲惨”。 他认为， 中国革命如果采用苏俄的方式，必将走进死胡同。
胡宗南
一九二四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去上海。 不料， 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 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才得以攀登上船。 上船后， 他感谢那位援手的青年，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 于是，两人相见恨晚，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在黄埔军校暂露头角。 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 胡宗南擅长于“武”， 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 武有胡宗南” 之称。
贺衷寒、 胡宗南到广州后， 军校招主初试已过， 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以及矢志革命、 报效国家的决心。 廖仲恺阅函， 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 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学员。
黄埔军校
当时的黄埔军校， 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 其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 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在黄埔军校， 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 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 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 获得教官和学生们的尊敬，与学生领袖蒋先云、 李之龙并称为“黄埔三杰”之一。
蒋先云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 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 一九二四年八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 驻扎在广州的粤、桂、 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 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 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 代表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推举蒋先云、 曾扩清、 贺衷寒、 何畏能四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曾扩清
二月一日， 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 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 宜读了三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 实现三民主义； 二、不做后起的军阀； 三、与农、 工、 商、 学、 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 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 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 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 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斗争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 到一九二五年的二三月间， 孙中山在北京病危。 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污蔑“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军”。
一九二五年以前的贺衷寒， 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 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 和俄国的“十月革命” 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 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 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 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 与共产党为敌。彻底倒向蒋介石阵营。
谢持
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 元老、 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学生中游说。
谢持在黄埔军校。对许多学生公开说： “国共合作， 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 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 又说： “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 他还进一步煽动说： “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 而无立足的余地！” 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
王柏龄
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 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蒋介石、 廖仲恺的支持下， 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宣告正式成立。 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于是，两个军人组织在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 由于青军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 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有了五千多名会员。
贺衷寒主编的《国民革命》杂志
接着， 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 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 孙文学会就组织一个“白花剧社” 唱对台戏； 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 和《中国军人》 两个杂志， 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 和《革命导报》； 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读》 和《三月刊》， 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 和《独立旬刊》。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 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 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 由青军会发起， 在梅县中学广场开军民联欢会， 共产党人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 正讲得起劲时， 贺衷寒、 缪斌等一伙孙文主义学会的人， 手持短枪， 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 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 很快聚集一群骨干， 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 李之龙趁势抢占了讲台， 要贺衷寒“滚下台去”。 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 伸手朝李之龙的脸上就是一拳！ 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 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 于是， 两个便扭打起来。 顿时， 会场大乱， 两派枪口对枪口， 怒目对怒目。 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劝说下， 才暂时平息。 事后， 贺衷寒、 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 贺衷寒被“撤职查办”， 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十一月， 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 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 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 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 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 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 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贺衷寒便积极地投身于反共活动中，深得蒋介石信任，不久，贺衷寒有参与并鼓动蒋介石，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的内文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非得有国民党最高级党部的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共产党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给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获准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全体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
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对此案表示反对，但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延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通过。随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任中央青年部部长；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很快。蒋介石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蒋介石正式开始掌握国民党最高的党、政、军大权。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 贺衷寒、 缪斌、 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 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利用原孙文注意学会，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
李之龙
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 蒋介石为总司令， 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 途中， 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 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 互信不生， 团结不固； 团结不固， 不能共存” 的那一套， 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 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 长久合作， 与其将来分裂， 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 但我们两党（指国、 共两党） 可以联合对付敌人。 贺衷寒的这段发言， 极合蒋介石的口味， 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黄埔三杰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 的名义， 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 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 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 强调两派要“精诚团结”。 最后，蒋介石提出四点解决办法， 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的领导， 有矛盾由他来解决。
四月七日， 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 贺衷寒、 曾扩情、 李之龙、 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 一九二六 年六月二十七日， 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 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一九二六 年四五月间， 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 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 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 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时， 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 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 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 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 他认为， 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 去实现社会主义， 不但“惨无人道”， 也完全不必要， 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 贺衷寒和邓文仪、 肖赞育、 郑介民、 康泽等人， 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 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 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 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 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坚决制止， 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 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 但他们仍不甘心， 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 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
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 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 因此， 贺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 不应该压制。 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 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一九二八年一月， 贺衷寒自苏联回国， 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 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 六期学生。 三月， 该校正式迁往南京， 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同月， 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 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 这时， 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 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一九二九年春， 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 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机会， 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 政治， 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 贺衷寒虽身处异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 的小册子， 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 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 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贺深受其影响。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 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 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 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 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 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指导原则， 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 的办法， 维系其内部统治， 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 由于贺衷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 又曾两次去过苏联， 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 于是急召他回国。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红军
一九三一年二月， 贺衷寒回国后， 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 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 鄂豫皖边区“剿匪” 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 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 运动， 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 被“清” 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 针对这种情况， 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 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一百多人，办起了“星子特训所”，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 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 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平统一的国策”。
蒋介石对这个训练所也特别感兴趣， 先后五次亲自到该所训话。这些学员， 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当时， 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 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 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 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 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蒋介石 先后５ 次亲自到培训班训话
一九三三年二月， 蒋介石让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政训研究班” 和“军校特训班” 的办法， 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 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 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 团、 营、 连派指导员， 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 这样， 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 最多时达三千四百余人。 贺衷寒还与刘健群、 袁守谦等人策划， 采取派遣“宣传队” 的形式， 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 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 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三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 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 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 如：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贺衷寒拟订了《政训令》， 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十七条任务和职权； 次年三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 针对“剿匪” 与“整军” 之双重任务， 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 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的问题。 七月，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 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 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的办法“围剿” 红军方面， 可谓呕心沥血， 绞尽了脑汁， 提出了许多反共、 反人民的坏点子。 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 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 有的用“剿共”， 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 二字。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 红军的办法， 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 年， 蒋介石启用贺衷寒掌管全国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 全国的政训大权，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 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 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 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 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 这样， 贺衷寒 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同时，蒋介石还任命贺衷寒、邓文仪、 康泽、 戴笠等人成立复兴社，贺衷寒称为“十三太保” 中的核心人物，也被被称为“复兴社” 的４ 大台柱。
贺衷寒后排左一
“九· 一八” 事变后， 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 坐在“国民政府主席” 宝座上的蒋介石， 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 但他处心积虑、 苦心焦思的， 并不是怎样去抗日， 而是想搞出、 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加强他的国家机器， 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 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 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这次也是这样。 十一月， 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 康泽、 桂永清、 肖赞育、 周复、 膝杰、 郑介民、 戴笠、 曾扩情等黄埔生开会， 只是一个腔调， 叹中杂骂、 骂中杂叹地说： “我的好学生都死了！ 你们这些又不中用。 现在时局艰难， 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 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 贺衷寒脑瓜最“灵”， 每次蒋介石“训” 完之后， 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 约到他家里去商量， 揣摸“老头子” 的真正意图。 第一次没有结果， 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认为“要组织起来”。 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 蒋介石一骂完， 贺衷寒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 ”
这时， 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 有点门道， 就一面骂， 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 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 他说： “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 的组织就好了。” 最后， 蒋介石叮嘱这些“不中用” 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 就结束了这次会。
于是， 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 研究怎样组织起来， 对组织名称、 政治纲领、 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 以后， 又连续开了几次会， 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 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 离开了“主席” 宝座。
膝杰
但是， 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 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 根据胡宗南的提议， 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 推举贺衷寒、 邓悌、 膝杰、 周复、 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 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 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 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 一九三二年二 月蒋介石复职后， 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 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 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 按该社章程， 蒋介石是“真命” 社长， 自然毋庸选举。 此外， 选出贺衷寒、 邓悌、 腾杰、 周复、 康泽、 桂永清、 潘佑强、 郑介民、 邱开基等９ 人为中央干事。 会后， 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 邓悌、 膝杰３ 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 他是黄埔四期生， 资历较浅， 能力也比较弱， 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 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 一九三三 年一 月， 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 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 常以黄埔领袖自居， 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 一九三四年八月， 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 邓梯是留欧派首领， 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 但此人过于自负， 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 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 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 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 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 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 因曾上书蒋介石， 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 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子”， 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一九三六 年八 月， 刘健群调北平工作， 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 这样， 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 之前， 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肖赞育
贺衷寒也想搞自己的势力。贺衷寒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 邓文仪、 刘咏尧、 袁守谦、 张镇、 潘佑强、 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 小集团， 以贺衷寒为首领， 肖赞育居第二把交椅。 连江西的桂永清、 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 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 又绝大多数是留俄和留日的， 而贺衷寒既留过俄， 又留过日， 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 在南京的留俄学生两百多人发起成立留俄同学会， 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 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 贺衷寒便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 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 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 撰写文章， 利用他主办的《前途》 月刊和《扫荡报》 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 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 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动” 等活动。 他的著作虽不多， 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不少。 他对“蒋介石教义” 的阐发和注疏， 也自命为第一人。 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一文， 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 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 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 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 而总要咬文嚼字， 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
贺衷寒出版的《一得集》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年间， 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 打着“救国”、“统一” ｀“复兴民族” 的招牌， 宣扬“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 抗日必先剿共” 的反动政策。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 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一九三五年 年十一月， 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次年一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十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 并获四等云麾勋章。 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 能力、 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 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 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再使贺衷寒的政治名命运出现反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的消息传到南京， 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 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 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 此时， 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 便趁机活跃起来， 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 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 发动一百多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 坚决主张进兵“讨伐” 张、 杨，并轰炸西安。
邓文仪
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 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 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 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 之总责。 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 结果被训斥了一顿。 与此同时， 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 收编了在南京中央各军校毕业生， 发动和组织了三百多人的“讨逆赴难团”。 该团的口号是： “武装起来， 开赴泛关， 直指西安， 与张、 杨决一死战， 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认为： 如蒋介石万一被释， 则可得“勤王” 之功； 若蒋介石“驾崩”， 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 岂料， 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 传来了“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的消息， 贺衷寒、 邓文仪顿时泄气， 所谓的“讨逆赴难团” 也只好作乌兽散。
“西安事变” 期间， 何应钦、 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 蒋介石获释后， 戴笠就私下在蒋介石面前告密。 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回到南京， 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 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 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
随即，蒋介石在杭州召见贺衷寒，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 蒋介石则愤恨地说： “哭什么哭，冤枉你了？ 滚出去哭！” 随即，蒋介石免去了贺衷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干脆把他调离出权力中心。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不放心贺衷寒。
陈诚
一九三七年六月，贺衷寒政坛失宠后，赴欧美考察。 贺衷寒出洋，并未告知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亲笔询问侍从室，追问贺衷寒的去向。要求侍从室查报贺衷寒何时出洋。
直到“八· 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 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 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 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次 年２ 月， 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原政训处裁撤， 陈诚任部长， 周恩来、 黄琪翔任副部长， 下设３ 个厅。 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 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 后又任该部秘书长， 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 康泽任第二厅厅长， 主管民众组织训练； 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主管宣传文化工作。 在此国共合作期间， 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 康泽等人相勾结， 与周恩来、 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蒋介石亲笔：贺衷寒同志何日出洋，查报
一九四零年秋，蒋介石又突然免去贺衷寒的几乎所有职务，仅保留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贺衷寒家庭又发生了变故，其八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 其心境极为不佳。 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甚为颓废。
一九四一年的一天， 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 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 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 “你哪里知道， 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
肖作霖
贺衷寒认为：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 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 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 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 使其互相牵制。 军队方面是陈诚、 汤恩泊和胡宗南； 特务方面是戴笠、 徐恩曾和毛庆祥； 财政方面是孔祥熙、 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 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 备而不防， 难道这还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 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从这番话可以看出， 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 相互间看得比较透彻。
《扫荡报》
蒋介石虽然不再让贺衷寒参与中枢决策，但还要用他当时能力。一九四一年春， 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 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其间， 曾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兼任《扫荡报》 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一九四七年， 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 这年六月， 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马步芳、 马鸿逵的关系， 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 可“二马” 见国民党大势已去， 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 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 劳动局长、 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 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 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 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 病根和危机等问题， 进行过深入研究， 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 名叫《中国的病根》， 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 开“处方”， 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 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病根”， 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 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贺衷寒著《中国的病根》
贺衷寒随蒋政权去台后，国民党盛传，贺衷寒组织 “湖南人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 ， 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 贺衷寒本人亦有所闻。 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 表明心迹。 贺衷寒闻言， 自我表白说： “我贺衷寒前额有字， 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我是领袖的学生。 搞一个运动， 必定有言论、 有行动。 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 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 运动从何而来？ ” 忧郁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这样，贺衷寒很快被蒋介石彻底遗弃。
一九五四年，蒋介石让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一九六一年， 贺衷寒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六六年以后， 任“行政院” 政务 委员、“国民大会” 代表、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 一九七一年贺衷寒被免去了一切职务，蒋介石为了让贺衷寒生存， 仅留一个国策顾问闲职。
一九七二年一月， 贺衷寒忽感腰背骨痛， 赴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治，４ 月确诊为骨癌， 五 月十 日，贺衷寒在医院去世。结束了他与蒋介石恩恩怨怨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