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大清盛世只剩下一个空壳，距离拉下帷幕也就差个川楚白莲教起义。按说乾隆在位期间，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封疆大吏被明正典刑或赐自尽的就有二十多名，几乎平均下来一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落马。

惩治腐败的手段如此之严，为何还是遏制不住吏治腐败之风呢？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清高宗刚刚驾崩，嘉庆皇帝就给出了答案，他在谕旨中说：“大抵进贡一节，是为吏治之害”。

历朝历代，臣民向皇帝进贡本属平常。皇帝富有四海，各地官员将本地特产进贡给皇室享用无可厚非。但是在乾隆以前，各省官员进贡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只限于地方特产，如江浙的丝绸、广东的药材、江西的瓷器、安徽的徽墨，等等。

进贡的本质是“天下之物，尽归皇帝”，在享用的同时也表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康熙时期对进贡有严格的限制，各省只有总督、巡抚、将军才有资格进贡，且贡品的采买不得动用官银，必须是自掏腰包。这一规定使得进贡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会让官员和百姓有太多的负担。

清高宗即位之初，生活作风还比较俭朴。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开南巡之后，各省进贡的性质发生了质的改变，此后的四十多年时间中，进贡成了吏治败坏的一大顽症。

清高宗南巡

比如清高宗第二次南巡时，已经致仕的挂衔礼部尚书沈德潜就给清高宗准备了贡品，其中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件、玉鉴山水一轴，等等。

沈德潜已经致仕，尚要给清高宗进贡珍贵书画，那些在任的督抚藩臬就更不用多说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贡品的质量上做文章，由原先的地方特产转为珍贵的金玉古玩。

凑巧的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审美水平很高，后世都称他是“盖章皇帝”，实际上清高宗也是中国历朝帝王中，奖赏古玩水平最高的，一般的古玩对他根本没有吸引力。地方封疆大吏为了迎合清高宗的这一特征，就得花心思置办贡品，其原则是寓意吉祥、体面大方，追求新颖别致而不流入奇技淫巧，同时贡品还得富丽堂皇且又能超脱俗套。

大清幅员辽阔，各省产出不同，富庶的江南自然不会为贡品发愁。而那些偏远地区的督抚们每逢进贡之时，就得想方设法到江南省份或是南洋采购。如此一来，虽然可以取得清高宗的赏识，但花费的钱财却十分高昂。

康熙时期，各省督抚每年或三贡、或二贡，对贡品数量也没有限制。乾隆中期以后形成定制，凡地方进贡“必备九数”，从一九、十九至九九不等。进贡给清高宗的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贡品的珍贵程度令人咋舌。如一柄玉如意价值四千两，若是在如意上镶嵌珍珠，根据其珍珠大小而定，其价值一下提升至九千两至三万两不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浙江巡抚福崧的进贡清单为：珊瑚朝珠一盘五千六百两、密腊朝珠一盘二千两、白玉大炉瓶一份八千二百两、五百罗汉手卷一件六百四十两、一百二十花甲重周宋砚一方六百两、脂玉三镶如意二对二千六百五十两、八音洋钟一对一千六百两。总计数额为三万五千多两。

乾隆时期进贡的次数极多，规定的就有万寿、元旦、端午、中秋、上元，甚至连皇太后圣寿也要进贡，算下来一年最少也得七八次。如果每次以三万两计，那么就要花费二十多万两银子。

制度上不让督抚动用官银，可督抚也拿不出这多钱，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将这些开支摊派到百姓头上，从而形成了官府勒索百姓，皇帝变相勒索督抚的局面。

给乾隆皇帝进贡珍贵古玩是李侍尧开的头，乾隆皇帝在上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全国的封疆大吏中，以李侍尧的贡品最优。

李侍尧长期在两广任职，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富裕程度自不必说，关键是李侍尧通过权力运作，可以获得内地省份所不能置办到的西洋贡品。

李侍尧

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李侍尧一口气给乾隆皇帝进贡了99件贡品，折合白银三十多万两。不仅如此，在每一次进贡中，李侍尧总是能出奇制胜，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将其他各省督抚远远甩在身后，可以说在进贡方面，李侍尧是出尽了风头。

其他省份的督抚虽然不甘落后，也想给皇上尽孝心，无奈没有李侍尧那样的财力和条件。时间一长，其他督抚也就有意见了，他们背地里将进贡成风、吏治败坏的责任推给了李侍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有人举报李侍尧贪纵营私，乾隆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和珅前往查办。很快案件就查明了，坐实了李侍尧贪赃枉法的罪证。然而在量刑的过程中，乾隆皇帝有意偏袒李侍尧，本该是斩立决被改为斩监候。“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诉侍尧贪纵营私状，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治。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餽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夺官，逮诣京师。和珅等奏拟斩监候，夺爵以授其弟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议，改斩决，上心欲宽之，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独江苏巡抚闵鹗元迎上意，奏：‘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上乃下诏，谓：‘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仅仅过了一年，李侍尧被重新启用，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担任闽浙总督。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皇帝之所以要宽恕李侍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进贡方面有重大“功绩”。显然，将进贡成风的责任推给李侍尧是不对的，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罪魁祸首还是乾隆皇帝本人。

嘉庆皇帝亲政以后，马上下旨停止进贡，同时还取消了乾隆晚年出台的“议罪银”制度，但是此刻的大清官场腐败到了极点，已经不是嘉庆皇帝所能扭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