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很凶残，他对大唐的杀伤力至今听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

唐朝的最后两位皇帝、何太后、唐昭宗的两位昭仪都死在了他的手上，但这些数字仅仅是“醒目”，还算不上“震撼”，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的“三大屠杀”。

其一，团灭宦官。天复三年，他一次性杀戮宦官七百余人。天祐元年，他再次杀害唐昭宗近侍二百多人。

其二，屠杀皇子。天祐二年，朱温在九曲池设宴唐昭宗诸子，席间他将前太子李裕等九位皇子全部勒死，抛尸九曲池。

其三，杀戮重臣。天祐二年，朱温将崔枢等三十多位朝中重臣杀害于白马驿，并将他们全部抛尸黄河，酿成了震惊史册的“白马驿之祸”。

改朝换代绝不是强人的武力斗秀场，而是政治势力的角逐场，谁背后的拥护势力更强大，谁就能笑到最后。

比如，刘邦背后的新兴士族阶级战胜了项羽的没落贵族阶级，刘秀的豪族们士族集团战胜了农民义军，李渊的关陇集团战胜了关东士族集团。

事实上，皇帝并不喜欢这些势力，取得天下后，皇帝无一例外地都会采取措施压制他们。但在取得政权之前，皇帝必须以妥协的姿态拉拢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占据政治资源最顶端的那一群人。

所以伟人留下振聋发聩的断言，农民起义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势力的拥护。

宦官和士族集团是晚唐政治势力的两大支柱，宗室虽然凋零了，但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朱温此举不是杀戮那么简单，而是推倒了本可以依赖的强大势力，他为何要这么做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朱温的身份。

朱温虽然借由黄巢起义而发达，但本质上他不是农民，而是小士族阶级，或者说叫做庶族阶级。

黄巢起义给他创造了崛起的环境，但真正让他融入历史主流的却是朝廷授予他的“宣武节度使”身份。

唐僖宗中和二年，在宦官杨复光的诱使下，朱温背叛了黄巢，并与李克用联手消灭了黄巢义军。从此他从一名流寇成了大唐的藩镇节度使，并利用与朝廷的复杂关系，不断将自己做大。

可以说，没有这次身份的转变，朱温充其量就是第二个黄巢，失败是早晚的事。

宦官是历史上最独特的群体，作为政治势力，它只在极少数的时间段存在，不具备连续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宦官集团从来就没有独立性，它就是皇权刻意培养的打手。

后人总是用道德的眼光看待“宦官乱政”，这实在过于肤浅了。皇帝们从小浸淫于政治圈，简单的利害关系怎么看不懂？他们正是看中了宦官对皇权的先天依赖性，才敢将他们培养成一股势力。

虽然在局部阶段，宦官与皇帝之间也会有矛盾，但总体来说，宦官与皇权的伴生关系是主流。

从中唐开始，皇帝利用宦官操控、打压藩镇的戏码就没断过。后来宦官直接掌控禁军，乃至帝国的军政大权，这就将他们与藩镇推向了水火难容的两极。

事实上，除了朱温，所有的藩镇最痛恨的就是宦官，最害怕的也是宦官集团。比如那位将朱温“引入正途”的杨复光，他其实是再造大唐的功臣，威信相当高，权利也相当大，他在世时，李克用、朱温、李茂贞这些军阀们乖顺得像只猫。

对一个野心家来说，朱温要想升级，就必须打掉皇权的拐杖宦官。

从这一点上讲，唐昭宗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他光看到了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却忽视了与皇权集团的本质利益一致性。正是他与杨复恭（杨复光之弟）的自相残杀，导致宦官集团的覆灭同时，也将自己暴露在了藩镇的刀口下。

朱温对宦官集团的屠杀，彻底让唐昭宗成了无依无靠的囚徒，从这一刻起，大唐事实上就已经脑死亡了。

自唐玄宗对宗室子弟采取严格的管制政策以来，王爷们迅速堕落为“圈养动物”，失去了干预朝政的能力。

但帝制社会给了他们一个先天性的身份——法律所赋予的正统性，并神圣化。

在杀了唐昭宗后，朱温其实就已经具备了改朝换代的条件，但他依然不敢造次，而是将唐昭宗的第九子李柷当一个过渡品推上皇位，以逐步粉碎李家的神话。

这个所谓的神话真的还有威力吗？当然有，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朱梁帝国建立后，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一干藩镇势力拒不承认后梁，依然沿用大唐的年号。

这当然不是他们对大唐有多忠诚，而是李家的神话是他们对付朱温的武器，哪怕唐昭宗只有一个儿子在，他都是朱温通往皇位的绊脚石。

如果让这些皇子们有自主的选择权，恐怕他们宁可选择当平民。但他们“投错了胎”，成了朱温打破神话的刀下冤魂。

唐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以豪门士族集团为基础的政权，初唐见证了这个模式的兴旺，中唐崛起的庶族阶级不断挑战士族集团的特权，晚唐则是庶族阶级对士族阶级的终极胜利。

朱温就是庶族阶级的代表人，而那些朝中的重臣，大多数都是士族集团的代表人。

比如，“白马驿之祸”中遇难的宰相裴枢、崔远、独孤损、杨涉、王溥、陆扆等，他们的身后是河东裴氏、清河崔氏、洛阳独孤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江左陆氏等势倾天下的豪门家族。

如果将他们的族谱摆出来，就会看到一串串闪耀的名字，宰相、驸马、皇后扎堆出现在其中。用一句直白的话来概括就是：这些家族垄断了帝国的最优良的政治资源。

与这些生来富贵的士族阶级相比，像朱温这样的庶族阶级就惨多了，他们世代耕读，却很难出人头地。朱温祖上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但一直无缘出仕。

不光是朱温，唐朝的藩镇之所以能独立生存，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庶族阶级出身的奋斗者。

庶族阶级想要翻身，唯一的出路就是扳倒士族阶级，而士族集团想要维持昔日的光辉，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护李唐王朝的旧秩序。

这就决定了朱温必然与他们的势不两立。

以上三点决定了朱温在通往皇权的大路上，必须要清除掉宦官、宗室和士族集团的立场。但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建在沙滩上，朱温推倒了三大势力，他自己的基础在哪里？

当然是新崛起的庶族阶级了，包括李克用、李茂贞、王建，他们所依靠的力量都是庶族集团。

这既得益于中唐以来皇权对士族阶级的持续打压，也跟士族集团的集体沦落也有关系。到了晚唐，以士族集团为代表的“南衙”宰相班子被剥夺了实权，代替他们的就是以宦官为代表的“北司”。

不过，士族集团与皇权之间也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失去了士族集团的拥护，皇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既然如此，已经建立了以庶族阶级为代表的后梁政权为何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六年呢？

原因之一：后梁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它在军事上输给了同为庶族阶级政权的后唐。

朱温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其政治才华也很出色，但主梁政权的建立后，并没有从军事上统一天下。

随着朱温的离世，他的儿子们陷入内部厮杀，以至于后梁帝国迅速衰弱，并败在了更加杰出的李存勖手上。

原因之二：朱温父子并非有意识地培养庶族阶级，因此后梁并未建立一个完善的统治秩序。

我们今天可以纵观五千年历史，有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历史事件，但朱温是当事人，他不可能看得清历史的走向。

所以，他对庶族阶级的利用是无意识的，也没有建立以庶族阶级为统治核心的制度，因此，后梁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很薄弱，这点对比后来北宋的人才繁荣就可以一目了然。

原因之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豪门政治到庶族政治需要一个孕育期，五代十国就是“北宋之母”。

当然，我们也不能怪朱温，历史的更新换代不能一蹴而就，豪门士族阶级虽然已经消亡，但庶族阶级像一个胎儿，他需要母体的长期营养供应，以及足月后的那一声啼哭。

事实上，那些不为人瞩目的短命王朝通常就承担着“历史母体”的责任，比如秦朝催生了士族阶级、新朝催生了豪门士族集团、西魏催生了关陇门阀集团，而后梁，以及后来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就是庶族阶级这个新生命的母体。

从这个角度讲，后梁政权虽短，但它是“北宋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