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股富士康回归中国的风又刮了起来。

先是网上有大量消息报道富士康在印度的苹果产线良品率仅为50%，且测出大肠杆菌超标，紧接着河南日报发布消息，表示富士康与河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郑州打造新事业总部大楼。

8月上旬，富士康大规模招工的消息又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对媒体观察仔细的朋友应该会发现，从去年10月份富士康因税务和用地问题被有关部门调查后，这家公司基本上就已经从主流媒体的视野中绝迹，这次突然刷屏，难道是预示着富士康的回归吗？

先把结论放在前面：我们熟悉的那个富士康，不会再回来了。

只讲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大家好，我是咨云君。

富士康的这轮回归，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受它最大的客户，苹果所要求的。

再有半个月的时间，苹果将召开2024年秋季发布会对其旗舰产品iPhone进行迭代，在去年的iPhone15中，由于苹果产品设计和用料上的保守做法，导致iPhone系列的产品销量罕见遇冷。

根据美国市场调查机构CIRP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iPhone15系列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占比为68%，相较于2023年iPhone14 的75%下滑了7个百分点。

如果说苹果在美国的成绩是略微受挫的话，那么在中国就完完全全可以用崩盘来形容。

在IDC发布的二季度中国手机智能市场出货数据中，二季度中国市场总出货约为7158万台，排名前五的手机厂商分别为：VIVO、华为、OPPO和荣耀、小米，以往长年名列第一的苹果，这一次竟然被列入了其他类目中。

在8月1日发布的最新财报中，苹果大中华区业务录得营收147.3亿美元，同比下滑6.5%，成为其五大主要市场里唯一下滑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iPhone16对于苹果而言，无疑是一场至关重要的翻身仗，是不容有失的。

而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厂之一，富士康从去年开始就被爆出正在将产能从中国向印度转移，从河南省的手机出口数据就能窥见这一趋势，2023年，河南省手机出口数据同比减少15%，而今年一季度，该数据更是录得了61%的下滑。

与之对应的则是苹果发布的另一组数据，2022年，有超过96%的iPhone是在中国工厂组装，而到了2023年，全球13%的iPhone是在印度工厂组装的。

然后，就出问题了。

从人力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印度确实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的最佳方向，但所谓的外资坟墓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富士康在印度并没有出现开头的所谓良品率仅50%和大肠杆菌超标的情况，他真正所遭遇的，比这两种情况还要棘手。

一方面，是来自当地的阻碍

2023年7月，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对外宣布，将退出原计划在印度投入的195亿美元芯片制造计划，当时路透社、彭博社等海外媒体跟进报道后，发现原因主要与工厂施工进程缓慢，以及官方承诺的财政补贴迟迟未到账有关。

除此之外，在前不久的夏季高温中，印度为保障电力安全，降低停电风险，曾要求富士康减少30%的用电量，这直接导致了其大量产线的停工，影响了预期产能。

而另一层面的阻力则来自员工。

富士康去印度建厂，核心原因就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当时为了招揽富士康，其工厂所在地卡纳塔克邦特意发布了一则劳动法修正案，将三个月内允许加班的时间从75小时提升到145小时；并允许企业实行12小时轮班制、批准女性员工上夜班。

但这一法案最终并未执行，根据媒体Rest of world发布的纪实报道来看，该法案最终在当地工人和其他活动组织的抗议下被邦政府搁置，工人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以我必须活着才能工作来拒绝执行加班法案。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数据，印度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为47.7小时，而我国上半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48.6小时。

除了在工作时长上无法与中国比肩，印度工厂在工作效率上也被中国工厂远远甩开，在ROW的纪实报道中，曾有外籍经理向记者抱怨，印度人的动作在他看来甚至到了走路都很慢的地步，且经常请假迟到，整体的责任感和物质欲望都较低。

诸多的不利因素，导致苹果在2022年以后推动富士康、立讯等供应商向印度迁移的产能工程未能取得如期效果，在iphone16不容有失的业绩压力下，苹果只能暂时的放弃印度产能扩张计划，将更多的订单发往中国工厂。

事实上，每年苹果秋季发布会之前的7-9月，富士康为了应对生产波峰，都会通过提高工时补贴的方式大量招收派遣工和临时工，旺季结束后，随着工时补贴的下降这部分派遣工又会陆续离职。

所以，富士康的本轮回归，与其说是工厂回归，不如说是订单回归，其更大的目的在于满足苹果暂时的供应高峰，至于富士康经过这轮风波后是否会长期扎根大陆，不再向印度和越南转移产能。

我的看法是悲观的。

03

人类发展的经济历史，总结下来就是一部产业转移史。

作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非常详细的描述了棉麻纺织产业从亚洲向欧洲美洲转移，并最终再转回亚洲的发展进程，不断推动产业转移的核心动力，正是生产要素的价格。

富士康是否会停止向印度转移产能，这个问题并不是由富士康这家公司，亦或者其背后的实控人郭台铭所决定的，它们在历史的趋势面前都太渺小了。

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而印度人均GDP仅为2484美元，是我们的1/6，在印度雇佣一名工人组装Iphone的成本，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除此外，本轮产业转移还叠加有国际环境影响，疫情前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让许多跨国企业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开始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部分外资从中国流向了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一部分的关键产业链，甚至还逆趋势的回流向了发达国家。

比如，富士康就曾在2017年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打造了一座液晶面板产业园区。

对中国而言，低端产业的产能转移是大势所趋，无法避免。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组装加工厂，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长期徘徊在1000元左右的水平，这样的收入结构，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的减缓产业转移的速度，来避免其产能的过快降低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带来的冲击。

同时，我们还需要吸引更多的高端产能，来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新质生产力这个词，这几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7月22日，富士康与河南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郑州打造新事业总部大楼，互联网再将这则消息与富士康狼狈归来联合在一起叙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新的事业群，其主要布局的方向为新能源、储能电池和机器人。

那个我们熟悉的富士康，不会再回来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只讲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我是咨云君，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