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唐末战神，李克用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个，连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也不得不低头臣服。

被称为“鸦儿”的李克用，15岁名震军中，16岁占据云州，17岁成为北方六胡的首领，28岁因平定黄巢之乱被册封为陇西郡王，并奠定了“晚唐一哥”的地位。他的“鸦儿军”，他的“十三太保”至今依然是璀璨夺目的历史传奇。

李克用在世时虽然没有称帝，但却是事实上的后唐政权奠基者。

李克用其实只是个沙陀胡人，人生的起点很低，跟当年的安禄山相去甚远。那么，一名内附的胡人，凭什么能“一夜崛起”呢？我们从沙陀部落的崛起谈起。

沙陀族的起源至今还存在争议，主流的观点认为，他们原本是生活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东部的一个游牧部落，隶属于西突厥，姓“朱邪氏”，因此他们被称为“朱邪部”，谐音为“处月部”。

安史之乱后，大唐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沙陀人依附于新主子吐蕃，并被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甘州（张掖）定居。

唐德宗年间，沙陀与吐蕃发生矛盾，他们在首领朱邪尽忠的率领下东迁投唐。在吐蕃人的一路追杀下，沙陀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族3万人仅有2000人抵达目的地灵州。

在这次悲壮的逃难过程中，朱邪尽忠战死，其子朱邪执宜成了新的首领。后来唐廷将他们安置在盐州，并设阴山都护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继续招抚流亡的沙陀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沙陀部开始壮大起来，其定居点也从盐州扩散到河东北部的代地，沙陀骑兵也成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大唐雇佣军。唐宪宗和唐武宗削藩平叛时，都曾经得到过沙陀人的帮助。

当时大唐的北方地区居住着大量的昭武九姓胡人，他们主要集中于鲁、丽、含、塞、依、契六州。随着沙陀的崛起，这些胡人逐渐融合于一体，形成沙陀三大部落，并臣服于朱邪执宜的麾下。

至此，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呼之欲出。一个民族的兴起，必然经历一段苦难史，沙陀人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朱邪执宜去世后，其子朱邪赤心继续统领沙陀，并被朝廷先后任命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朔州刺史、云州守护使。

唐懿宗咸通十年，胖勋起义爆发，朱邪赤心奉命率部参加平叛，因战功被提拔为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并获赐国姓，改名李国昌。

赐国姓不仅是个荣誉，从此以后，朱邪家族进入碟谱，成了皇族子弟，并在京城拥有了一座豪宅。

巨大的反差让李国昌迅速膨胀，眼看着江河日下的大唐，他变得傲视一切，多行不法之事。

朝廷为了打压李国昌，下令将他调往边境出任云州刺史、大同防御使，李国昌竟然以生病为由，拒绝接受任命。

时任云中牙将的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更是直接做出了悖逆之事，他杀害了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并占据云州，自任节度留后。

朝廷虽然数次派兵围剿，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而李国昌父子却趁机扩大战果，又吞并了蔚州和朔州，甚至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忻、 代、岚、石州。

从此以后，沙陀人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摆脱了大唐帝国附庸的身份，成了与各大节度使地位同等的割据武装，“沙陀”符号开始逐渐淡化。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朝廷联合契丹、党项围剿李家父子，在持续打击下，沙陀军大败，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流亡于鞑靼。

匪首跑了，大唐满以为获得了沙陀这把快刀，岂料汉人根本指挥不了沙陀人。黄巢攻陷长安后，奉命平叛的沙陀军刚到河东就发生暴乱，他们大肆劫掠后一哄而散。

有人提出，能指挥得了沙陀人的只有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此情形下，唐僖宗被迫下旨赦免李家父子，并请他们回来统帅沙陀部。

这个举动可谓毁誉参半，李克用确实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才华，并在平定黄巢起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的桀骜不驯，多次与朝廷冲突对抗，甚至率军攻打长安，逼得唐僖宗二次流亡，又搅入军阀混战，也给大唐帝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尤其是他与朱温的“世纪恩仇”，搅得大唐兵祸连连。

总之，李克用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性情暴戾，受不得半点委屈。他胸无大局，缺少政治智慧，有时候表现得像个孩子，任性而为。

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他在与朱温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登基称帝，建立后梁，终结了历时289年的大唐。李克用闻讯，拒绝承认朱温，并继续沿用大唐的“天祐”年号。

第二年正月，李克用病逝，享年52岁。临终前他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复仇之箭”：第一支，讨伐叛徒刘仁恭，第二支，讨伐背信弃义的契丹，第三支，消灭仇敌朱温。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登基称帝，建立后唐政权，并消灭了后梁。

后唐的建立，标志着沙陀族的巅峰时刻到来，包括后来的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北汉政权（刘崇），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政权。

沙陀族从一个没落的草原部落，在仅剩2000人的情况下，竟然短短几十年内崛起，并成为五代史的执牛耳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朱邪尽忠的正确决策，奠定了沙陀人崛起的基础。

当初，如果朱邪尽忠安心蜗居于河西走廊，不可能获得与大唐交往的机会，更不可能融入汉文化圈。

正是大唐多元文化的营养，滋润了沙陀这个弱小的民族，让它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

沙陀主动寻求文化皈依，自认为是大唐的一部分，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得到汉文化的包容。事实上，人们很少留意到，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等叱咤风云的人物，竟然都是胡人。

其次，沙陀民族英勇善战的作风，切合了晚唐战乱的时代特征。

沙陀人在大唐政治舞台的第一个角色就是雇佣军，而骑射作战正是草原民族最突出的才能。

三百年的大唐历时，始终伴随着多民族的融合过程，强如突厥、吐蕃、回纥，他们遇上的是不可战胜的大唐。而沙陀人所处的时代，却是病入膏肓的大唐。

因此，并非沙陀人的战力比突厥、回纥强，而是历史给他们创造了机遇。

最后，晚唐豪族政治的消亡，给庶族政治创造了机会。

唐朝是中国最后一个豪门政治的朝代，也是一部豪族消亡、庶族崛起的三百年演变史。

初唐时期，大量的胡人融入华夏文明圈，但无一例外，他们都会逐步沦为庶族阶级。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则给了庶族阶级一个翻身的机会。进入晚唐之后，庶族阶级已经成为时代主流，豪门集团所代表中央政权却日趋没落。

倘若没有这个历史的潮流，沙陀人终究会沦为豪族集团的工具，而不是扮演角逐天下的主角。

这一点，无论是汉人政权的后梁朱温、后周郭威，还是沙陀政权的后唐李嗣源、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其实都具有共性——庶族阶级“翻身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