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末年重要的政治人物，袁绍在汉晋以来的史料记载中，一直是以昏庸无能的庸碌之辈，但却又觊觎汉室的谋逆者的负面形象出现。这一形象经过 《三国演义》 的文学化塑造，得以持续的强化。特别是与其主要竞争对手———雄才大略且统一北方的曹操相比，袁绍的昏庸、野心、妒忌等负面品质更是成为曹操的 “参照对象”。不过，联系东汉末年的思想动态与政治局面，并对史料细节加以勾稽，则不难发现，早在灵帝后期，袁绍就已经是崭露头角且能够主导政局的政坛新星; 关东起兵后，袁绍也一直是汉末群雄之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在汉魏之际有着重要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其本来面目似乎并不应是传世史料中所展现的那般负面。

其实，就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认识，如方诗铭认为袁绍 “不失为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 王永平亦指出 “长期以来，人们多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从而忽视了袁绍的历史地位”。学者们虽然没有言及袁绍的历史形象是否存在着被重新书写的可能，但都不否认袁绍在汉末时代本来应具有的政治地位，并且已经谈到袁绍历史地位的下沉，是与其最终失败的命运相连，而并不能以之概括其政治生涯的全部。对于袁绍的历史地位应当做一个重新估量，同时对其历史形象的形成，也应重新考论。

一、出身名门: 袁绍政治理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西汉以来，随着董仲舒主导的公羊经学成为帝国统治者所主导的最高意识形态，其 “大一统”、 “正名分” 的思想内涵，亦即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上升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政治准则。所以，明君臣之分的尊王思想也就成为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不过，随着意识形态化的经学，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原本丰富的学术内涵，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到了东汉，这一保守的政治观念自然无法适应政治形势的剧变。这使得士人阶层对经学，及其背后的政治准则与信仰开始产生怀疑; 而在政治上，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威胁程度也愈发提升。

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虽试图从理论上对董仲舒公羊经学有所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达到重建儒学大一统地位的目的; 同时，白虎观会议虽也强调君权至上，但依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分割。到了桓、灵时代，皇权削弱的现象持续发酵，遂有何休作 《春秋公羊解诂》，影射东汉豪强兴起、皇权衰微的局面，继续提倡 “尊王” 的思想内涵。据史传记载，汉末之际，荀彧、张纮、沮授等人都提出过 “兴复汉室” 的主张，这应是 “尊王” 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一般认为，袁绍是站在这种思潮的反面，试图取刘汉正统而代之。这一认识，往往是根据袁绍的确所为之事，且明确针对汉献帝正统的几桩 “悖逆” 之事所得出。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应注意到，面对汉末 “天下大乱” 的纷繁局势，作为出身于 “四世三公” 的高门子弟与颇受士人拥戴的领袖人物，袁绍与 “尊王” 类似的政治抱负在史料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一是在与何进谋诛宦官时，其有 “为天下诛除贪秽”之议; 二是占据冀州后，对沮授 “兴复汉室” 之咨询。这些言论往往不被学者所关注，或被视为其矫饰野心之辞。但是，打破宦官集团对皇权的操纵，实现清流士大夫对朝政的全面掌握，并建立维护汉正统的政治体系，应是东汉士人的普遍追求。换言之，就史料所展现的内容看，袁绍的政治作为，还是处于 “尊王” 观念的范畴之内。因而，至于其是否真的要以袁氏取代刘氏而继承皇统，其实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再者，造就了 “四世三公” 的汝南袁氏家族，亦为袁绍提供了充分的个人社交空间。袁安(绍之高祖) 传祖父袁良之孟氏 《易》 学，安子京、敞、京子彭、汤亦传家学; 不过，到绍父袁成与兄弟逢、傀用事时，袁氏已非单纯的清节士家，子弟中既有身为中常侍的内官，又与专权的外戚有所连结。因此，袁氏家族逐渐体现出政学一体的特色，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 “博爱容众，无所拣择” 的官僚大族。不过，作为家族青年代表的袁绍虽然 “好游侠”，但其并未和袁术等人一样成为 “兢为骄奢” 的纨绔子弟; 而是利用自己的家族声望与人脉资源， “折节下士”以博取清名，形成了在士人中颇有清誉的交际圈; 且其 “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与相见”，显然，这与其家族广泛交结的官僚气息亦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应与袁绍的庶出身份有关。

在讲求出身、名誉的汉魏时代，袁绍固然可以凭借汝南袁氏子弟的身份成为士人活动的中心人物，但在家门内，特别是在同样以任侠为名，且嫡出于袁逢的袁术面前，袁绍则相形见绌。多年后二袁交恶，袁术甚至有 “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之辞，虽然这种言论性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原貌，但袁术 “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的行为却极有可能，因此公孙瓒在上表袁绍罪状时，亦将其出身作为攻讦理由。

可以推断，袁术对袁绍的轻视，在袁氏家族尚为煊赫之时就已显现。袁绍自然不会屈就于袁术之下，更不可能与这些放浪无度的公子为伍，就转而选择多与外界负有名望的清流士人交际，从而与 “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 的袁术以及族内的纨绔弟兄也就拉开了距离，而形成了与彼时其家风相异的个人交际。不过，袁绍虽成为家族的另类，却有效延续了其家族日渐淡化的士风，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兴兵讨董的士人领袖奠定了基础。

东汉中后期以降，法纪废弛，豪门大族普遍不修法度，在清流士人看来，成为新贵的宦官及其党羽，亦是维护法纪的最大障碍。同时宦官把持皇帝，致使士大夫集团无法借助最高权力以行事，因而导致政治斗争激化。伴随两次党锢事件，士人运动转入低潮，但力图重建统治秩序的士人仍在寻觅机会，而 “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也就成为清流集团重点拉拢的对象，并因此得以进入以何进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从此走上了汉末群雄的历史舞台。

二、谋诛宦官: 被历史记载忽略的重要史实

《三国志》 袁绍仅与董卓、袁术、刘表等人并传，其本传记事也较为简略; 同时，裴注所引《续汉书》、《九州春秋》 也缺乏明确的时间线索。此后，范晔作 《后汉书》，将上述旧史重新整理编排，从而对袁绍的生平进行相对而言更为详细的还原，但是，范氏所记，也仅限于袁绍的出身与性情、袁绍董卓之争、夺取冀州、灭公孙瓒、袁绍为曹操所败等几个方面，不少原本应连贯展现的史实，因为诸多史料记载各有偏重的缘故，也大多湮没于杂乱的史料细节之中。因此，笔者重整史料，以梳理出袁绍生平的若干重要政治作为: 首先，即其参与何进主导的谋诛宦官一事。

与党锢事件中窦武、陈蕃的联合类似，何进与袁绍组成的政治集团亦是外戚、士人联盟的体现，这也体现出对既往政治经验的借鉴。中平之际，何进、蹇硕两大集团的斗争性质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党锢事件后，朝廷清、浊势力的又一次对抗，体现了袁绍等士人希望消灭宦官的愿望; 另一方面则围绕灵帝立嗣而展开，体现了何进与蹇硕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依照正统，灵帝当立何进妹、皇后何氏所生的刘辩，这是何进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 而灵帝则偏爱王美人所生之刘协，后来灵帝 “疾笃” 时，曾 “属协于蹇硕”，所以刘协是蹇硕集团所倾向的人选。纠结于正统约束，又碍于两个集团的压力，灵帝对此 “久不决”，但这也为此后因立嗣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

中平元年或稍后时，西北爆发了北宫伯玉之乱，朝廷久攻不克。而蹇硕欲使灵帝派遣何进前去征讨，意在调虎离山，但被何进识破。其遂遣袁绍募集徐、兖二州兵，以此为拖延。查 《后汉书·孝灵帝纪》 中平六年 (189) 前诸条，并无何进平叛西北的记载，因此笔者猜测，何进很可能未如蹇硕之愿出征。而作为此次斗争中的重要角色，作为 “募兵” 将领的袁绍显然也十分圆满地配合何进完成拖延，最终迫使朝廷在紧急军情下另择他将。而中平五年 ( 188) 八月时，灵帝又设西园八校尉，“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而同年冬十月，灵帝又于平乐观讲武，随后 “诏使 ( 何) 进悉领兵屯于观下”。

结合次年四月灵帝崩的史实与前文关于其 “疾笃” 一说，笔者认为，灵帝很可能在中平五年时已有病态，故而确定继嗣人就变得刻不容缓。因此，这两次军务行动，无论是灵帝有意使蹇硕与何进互相牵制而为之，或是二人迫使灵帝分别授以其兵权的结果，其原因还是为解决立嗣问题。而作为何进名义上的部下，实则为盟友的袁绍，亦位列八校尉之中，这也使其成为立嗣斗争中的关键人物。

灵帝崩后，立嗣在即，情势甚为紧急，双方的斗争也由暗中转向明处。蹇硕决意承灵帝之意立刘协而杀何进，不过在蹇硕司马潘隐的提醒下，何进逃过一劫，遂 “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因此 “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通过这段史料可窥探出两个信息: 第一、平乐观讲兵后，何进屯于观下的兵力发挥了作用，否则不会短时间内对蹇硕形成军事震慑; 第二、何进虽因惧怕见害而 “称疾不入”，但蹇硕亦不敢擅行废立，因为西园校尉军虽以蹇硕为主帅，但袁绍的牵制，使其无力动用兵力与何进对抗。

很快，蹇硕在又一次谋诛何进未果后，意欲反扑而被诛杀。据《后汉书·孝灵帝纪》 记 “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于四月与五月之间，可见其失势之迅速，亦可推知袁绍于其中所起的作用。之后，试图反扑的宦官利用何进轻率无谋将其杀之，并劫持少帝，袁绍遂率众剿杀宦官，一度实现了其 “为天下诛除贪秽” 的政治愿望。

但是，就在袁绍迎回少帝，准备进一步施展才略之时，董卓、丁原等凉、并军阀纷至中原。赵翼指出 《后汉书》 袁绍、何进本传皆云袁绍劝何进召董卓，按 《后汉书》 所本殆为 《典略》 载公孙瓒上表绍罪状之辞，但传世史料中除此处记载外再无旁证。因此笔者认为，此文所言多为攻讦之语，并不足信; 又其时士人中反对召董卓者甚众，袁绍广交士人，对此形势不应一无所知; 况且官渡之战后曹操上表袁绍罪状，亦未提及此事。因此袁绍劝召董卓一事恐非史实。袁绍不久后出走冀州，并借 “讨董” 而夺取州郡，扩充地盘，成为其时最为强大的割据领袖。但是，袁绍随后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带来巨大争议，也为其失败埋下伏笔。

三、谋立新君: 袁绍政治运作的重大失误

建安五年 (200) 官渡之战后，曹操上表奏袁绍罪状，提及其初平二年 ( 191) 的谋立刘虞一事，成为袁绍 “谋逆” 之大罪，亦即汉魏时代官方记载对袁绍所下的定论，进而据此形成了袁绍的历史形象。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袁绍所谓 “谋逆之心” 及其若干看似昏聩的作为，似可将其置于汉末政治文化背景中，并结合史实重新考论。

董卓进京后即决意废少帝而改立献帝，此举遭到了袁绍的反对，二人激烈的交锋言论被 《献帝春秋》 记载，但裴松之对此不以为然。的确，作为老练的政客，董、袁自然各有盘算，其言论虽冠冕堂皇，但也暗藏机锋，很可能无法反映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并且从史料本身看， 《献帝春秋》 多记人物言论，而缺乏对史实的考论，所以其文不为裴氏所认可，亦有缘由。不过，笔者认为，结合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似可认为 《献帝春秋》 所记董卓、袁绍就废立问题而生发的冠冕堂皇之论，实则反映出一个历史实情，即二人均试图恢复东汉晚期权臣政治的传统体制，这也是袁绍在初平元年 (190) 以后一切政治举措的根本目的所在。

前文已论，东汉中期以来皇权衰微，因而尊王思想得以重提，并得到士大夫集团的广泛支持。从章帝以后的政局来看，尽管外戚、宦官交替掌权，旁落天子，但他们依旧维护汉室正统而不敢有所僭越，可见尊王思想影响之深广。因此，在中平时代之前，东汉朝廷就已经体现出一种 “据而不代” 的政治文化特色，这也作为一种观念，制约着东汉权臣。换言之，无论立少帝或是献帝，都还是出于 “君臣名分” 的框架之内。

当然，在此前提下，谁把持了皇帝，谁就获得了政治的主导权。因此董卓新至，自然希望改变袁绍试图通过少帝控制朝政的局面，故而提出废立之议，希望借助改立新君夺回主导权，这自然遭到袁绍的强烈反对。有学者认为董卓进京后，作为外部羌胡力量，颠覆了何后、少帝之 “旧皇权”，客观上为曹操建立 “新皇权”，以及此后的汉魏禅代开辟了道路。笔者认为董卓虽是羌胡，但作为时常参与东汉军政的名将，其对朝政传统应已颇为熟谙。因此，无论是董卓、袁绍还是曹操，似皆是倾向于 “据而不代” 政治传统的主张者。

最终，董卓凭借强力迫使袁绍出走，进而废少立献，致使袁绍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掌据，也失去了其在朝廷打下的政治基础。因此，袁绍在关东起兵后，以冀州为根据地壮大实力，名曰讨董，实则要夺回对朝政的主导。但是，袁绍并未提出夺回献帝，而是在初平二年 ( 191) 私立素有名望的大司马刘虞为帝，但从这一举措的运作过程看，袁绍的策略出现了失误。

史料记载中的刘虞“既有德义”、“恩信流著”，可见其清誉满身，不会轻易行僭越之举; 并且，刘虞虽拒绝帝号，“然犹与绍等联合”，且其名为 “以俭素为操”，实则 “妻妾服罗纨，盛绮饰”，又知其颇有城府，善于伪装以博取清名，这样的人物，恐怕不会甘做任人摆布的傀儡。换言之，袁绍欲挟立君主以掌控朝政的做法，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中却以刘虞为人选，这是其一大失误; 这也为日后袁绍在政治上的被动埋下伏笔，更成为后世史家非议其政治才能的重要依据。

此后，袁绍仍有迎回献帝的可能。但其一意孤行，对沮授等人的再三劝谏未予采纳。相反，在袁绍扶持下实力逐渐壮大的曹操不仅保持与献帝朝廷的联系，并及时抓住机遇迎献帝还许都，不仅实现 “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还抓住袁绍冷待献帝的口实，并使天子下诏以其 “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 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责备之，彻底造成了袁绍的被动。笔者认为袁绍在对待献帝问题上的失误，由如下几点原因所造成:

首先即 《三国志》 所谓 “天子之立非绍意”，这是袁绍冷待献帝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尊崇献帝者恪守了君臣之 “义” 这一道德准则，而以袁绍为代表的否定献帝者则是尊崇与少帝之“义”，进而也解决了与董卓集团势不两立的冲突。这一论点十分准确地指出袁绍对于少帝朝廷的君臣身份认同。但笔者进一步认为，袁绍之所以忠于少帝，这也与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起点———谋诛宦官有着重要的关联。在中平年间的立嗣之争中，袁绍与何进拥立少帝刘辩，与谋立刘协 ( 献帝)的蹇硕敌对，又献帝母王美人为何后害死。

可见献帝自幼就处于与袁绍对立的政治派系，因此袁绍忧为献帝记恨，故而心存芥蒂，不愿称臣，可在情理之中; 其次， “非绍意” 还指董卓进京后，欲废少帝而立刘协 ( 献帝)，为袁绍所反对，如此又构成其对献帝的第二次冒犯，这使其愈加感到不安; 进而，袁绍立刘虞时以 “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 为理由，又假称 “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为袁绍所用的韩馥甚至 “云帝非孝灵子”，足见其对献帝之不屑，这亦与袁绍内心深处的士人操守有关，其很可能将献帝视作先为宦官，后为董卓把弄的傀儡，故而心无敬畏; 最后，袁绍及其幕僚低估了献帝在名义上的作用以及汉室朝廷仍具备的政治影响，因而在 “天子播越” 的危难时期，始终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尽管袁绍有着充分的理由，在不违背其忠于汉室的君臣大义之前提下，仍然可以否定献帝的正当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运作的现实层面中，袁绍始终未能主动消弭旧怨，且并未积极迎归献帝的事实，不仅使其逐渐丧失了如沮授所谓 “至义宜时之计” 的大好时机，也导致其在建安元年 (196) 上书自陈 “畏怖天威，不敢怠慢”时，将政治主动权拱手让与曹操。此时，袁绍要想继续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只能放手一搏，因而建安五年与曹操的官渡决战也就在所难免。然而袁绍最终败死，并且作为胜利者的曹操及随后的曹魏政权还要为创业阶段的若干历史事件加以正统化叙述，因此，对袁绍历史形象的定性也就与之紧密相关。

四、曹操主导下史书对袁绍历史形象的最终构建

官渡之战后，曹操上表献帝，陈述袁绍之 “罪责”。这一表章也应是彼时最早著录于文献的，有关袁绍负面形象的重要记载。此表内容现著录于 《献帝起居注》，其成书于汉魏之际，又是皇帝近臣所录，应能如实反映曹操表文的历史原貌。通过表文可知曹操的目的，就是要将袁绍的政治作为定性为 “叛逆”，以反衬自己对献帝朝廷的忠心。笔者试分段展示曹操在表中为袁绍所列的各项罪状:

罪状一，表云袁绍 “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按 《三国志》 记载，袁绍、韩馥共两次遣使请立刘虞; 《九州春秋》 云: “绍、馥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使即尊号。” 《后汉书》 以 《九州春秋》 所记为第一次遣使，则曹操所谓 “毕瑜诣虞” 可能在第二次时;

罪状二，表云袁绍 “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 ( 刘) 虞”; 又自行 “擅铸金银印”。第一处 “金玺” 应是为刘虞准备的登基道具，值得注意是第二处 “擅铸金银印” 事，有关记载亦见《三国志》，云 “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魏书》 则云“太祖大笑曰: ‘吾不听汝也。’ 绍复使人说太祖曰: ‘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 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罪状三，表云袁绍从弟袁叙给袁绍书信中言 “天意实在我家”，并言将与袁术 “送玺” 给袁绍，望其 “即位”。此事可与 《三国志》 有关记载相联系: 即袁术称帝失败后， “将归帝号于绍” 并在给袁绍书信中称 “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有学者根据袁叙、袁术言论，也将整个袁氏家族视为 “图谋取汉而代之” 者。

总之，曹操此表，基本将袁绍定性为与袁术并无二致的反贼，这也成为东汉官方在官渡之战后给予袁绍的政治结论。不过，如对曹操表文加以细论，则可发现，以上诸事，似可说明袁绍对献帝朝廷的反对，但却不能充分证明其试图取代东汉的僭逆之心。私立刘虞的缘由，前文已有分析; 而擅刻印玺亦是其为立刘虞所为，并不是以 “袁家玺” 取代 “刘家玺”，而 “擅铸金银印” 则是曹操自述与袁绍通信或交往中发生的事件，目的在于彰显其忠心; 此外，袁叙、袁术书信中，表达“代汉” 观点的都不是袁绍，后者只是他们试图拉拢的对象，但在曹操表文中，则将其陈述为同谋。显然，此举是利用既成事实，将袁绍由献帝的政治反对派直接等同于东汉王朝的僭逆者，这也就奠定了袁绍汉末 “乱臣” 的形象。

至建安十八年 ( 213) 献帝策命曹操进位魏公时，策文历数曹操功勋，对于曹操先后击败韩暹、杨奉、袁术、吕布、刘表、马超等人之事迹，更是大书特书。论及袁绍时，策文云 “袁绍逆乱天常，谋危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内侮”。当然，此文名义为献帝所作，实则是亲曹势力所为，但其作为皇帝策文之正统性则不可忽略。并且，这一策文正式确立了汉末大乱以来的 “乱臣黑名单”，可见在曹操主导的政治语境中，对袁绍的形象的反面化构建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与强化。

在明确了袁绍悖逆之徒的负面政治形象后，其时由曹魏史家所作的 《魏书》《典略》《魏略》等书也就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这一结论，并有意识地对袁绍所谓 “僭逆” 举动多加强调。按曹魏史书多为魏讳，已是史学史上的定论，如刘知幾就称 《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当然，《魏书》 实际上采录了较多汉魏时代的奏章文书，具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质。但上文所析的政治原因，迫使王沈不能够摆脱曹魏立场而秉笔直书，因而必须要有选择的，有目的地重新构建史料。王沈如此，鱼豢等魏人作史时亦然，因此，在曹魏史书中，对曹操的敌对势力 “反面化” 的记载就更加明显。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曹魏以来有关袁绍生平事迹的记载中，除了其 “悖逆” 的 “黑历史”，史家亦在具体细节的层面，对袁绍之个人品质加以 “庸碌”“外宽内忌” 等更为负面的渲染。

西晋陈寿撰 《三国志》 之 《魏志》 时，须凭借当时已经存在的若干史料裁剪编撰。而 《魏志》 之史源，也就是王沈等人已做成的曹魏史书。按陈寿作 《三国志》 又以晋承魏祚，为了维护“汉—魏—晋” 这一正统序列，陈寿对曹魏开国的书写，也就继承了王沈等人的书写立场，因而袁绍的历史形象在陈寿的书写体系下继续被强化。到南朝时，范晔距汉末已远，其以东汉为正统，故而论述曹魏部分时，有颇多平反之论。其中对袁绍的史料记载，较之陈寿也颇为丰富。

但在叙述曹袁之争时，范氏并无突破，仍基本袭用旧说; 此后，司马光作 《通鉴》，目的在于使帝王 “鉴”史，因此，《通鉴》 中，袁绍失败的政治教训更是被用来反衬曹操的成功。从而，站在文本叙述的角度看，袁绍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更成为汉末唯一的成功者———曹操所必需的一个反衬角色。所以，袁绍的历史形象，也就在上述过程中被不断负面化塑造，而其本来所具有的时代属性与政治作为则被逐渐消解。

最终，在历史上原本属于士人领袖，又是东汉政制维护者的袁绍，在后代历史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的构建下，不仅成为时代洪流中诸多失败者之一，也完全沦为一个庸碌无能且个人品质低下的历史丑角。不得不说，以上过程，恰是十分透彻地反映出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这一吊诡的怪圈。假使袁绍取代曹操，成为敢于革故鼎新的英雄人物，其形象的展现肯定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当然历史还存在着 “不容假设” 这一 “铁律”，作为后世论者，我们也只能如实考论袁绍之所以成为今日之 “袁绍” 的过程与原因，至于对其具体作为的评价，陈寿、范晔等古代史家显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