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代建都洛阳的原因，有过不少分析，相关论著的研究可谓深入而精到，体现了不断创新的学术传统。这些论著有的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层面进行探讨，有的还从城市供应、交通、灾害等方面加以关注。因为洛阳为都的朝代跨越数千年之久，每一个朝代建都洛阳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总结共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建都洛阳的历史传统，对于我们认识历代选择洛阳为都的文化意义上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笔者认为文化认同是历代选择以洛阳为都的重要文化因素。关于文化认同，亨廷顿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或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都城作为家国一体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文化的象征，即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之所寄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共同的文化体认。
一、先秦时期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
从文化传统层面来分析，文化认同是历代以洛阳为都的文化原因，并从先秦时期建都伊始就得以体现。从夏代开始，洛阳就长期为都，显现出洛阳为都的传统及其继承。《逸周书·度邑》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说明平坦的地势对于夏代的建都极为便利，也决定了建都于河洛地区的夏代具有开放的胸怀。夏启即位后，活动于今陕西鄠邑区的有扈氏不服，夏启率军讨伐，大战于有扈氏南郊的“甘”，夏启“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通过这场战争“遂灭有扈氏”，是后出现了“天下咸朝”的局面。这种“天下咸朝”的现象说明通过这场战争巩固了夏朝的政权，出现与周边地区开始和平交往的现象。
夏启死后，夏都发生的系列事件，凸显了都城具有融合周边文化的强势地位。太康失国事件发生后，及至少康时中兴，“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逐渐密切。到杼在位时，“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芬以后，夏王朝开始广泛接受周边各诸侯国的朝贡，《竹书纪年》云：“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夏桀的父亲“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这些记载说明夏代已经开始与周边地区发生广泛的联系。从太康之后，夏人多次定都斟鄩（今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直至夏亡。《史记》卷二《夏本纪·正义》云：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 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 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阳翟县又是禹所封，为夏伯。”
《正义》所云，夏代以斟鄩为都，既是传统的延续，也是洛阳为都的传统内化为夏民族心理的文化认同，即使多次迁都，在洛阳周围环境恢复之后，又重新迁居原来先祖的定都之所。
商朝在河洛地区建都，有商都西亳（今偃师市尸乡沟遗址）说。《史记》卷三《殷本纪》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何谓“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商汤“从先王居”，是商汤对先祖契之父帝喾都亳的文化追念，应当是其对先王所创造的文化认同。
需要提及的是辅佐商汤的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中壬、太甲、沃丁等商王，特别是在辅佐太甲时，出现了太甲否认商民族建都西亳的文化认同，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正因为太甲“不遵汤法，乱德”，结果被伊尹关押在桐宫，经过三年的“悔过自责”后，最终“反善”，在归政于太甲后，太甲“修德”，赢得了“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其实是重新对商文化传统的认同，当然，也包括在商代建都西亳的文化认同。是后，商王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继续在西亳定都，继承了在西亳为都的传统，显示出对文化传统的认同。从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中经九代，殷人陷于“世乱”。
到盘庚即位时，针对殷人在河北地区活动面临的种种困难，“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在迁都之前，面对“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绪，盘庚告谕大臣有云：“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于是，盘庚渡过黄河，迁回西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盘庚迁都西亳的记述中，反复提到“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亦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说。这一切都说明，盘庚迁居西亳是对先王定都洛阳的文化认同，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周灭商之后，周武王回到镐京，向周公旦表达了“定天保，依天室”的建立新都计划，并且强调继承夏代建都洛阳的传统，“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在这一计划指导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这是周人继承夏代都洛的传统，显示对夏文化认同。究其实，周武王灭商之后，建都洛阳亦是部分对商文化的继承。周人先祖弃，其母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殷人的先祖契，其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商、周两个部族都是源于帝喾，且商汤建都西亳，是“从先王居”，那么周人灭商后，营建雒邑，也可以看作是“从先王居”。可以说周武王灭商后，营建雒邑，具有全面继承夏商建都洛阳的传统，也体现出对前朝文化的认同。
综合夏商周三代建都洛阳的历史可以看出，从帝喾建都西亳，夏代建都斟鄩，商代定都西亳，都有对前代文化的继承，这种继承既是对建都洛阳传统的文化认同，也是新王朝对前朝的文化认同的结果，表明夏商周三代在发展的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在都城选择上的作用。
二、汉魏建都洛阳的文化认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都洛阳的朝代较多，从西汉前期洛阳为都三个月，到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先后选择洛阳为都，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在选择都城时首先考虑的是洛阳，并且找出了相当多的理论作为支撑，这其中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即体现了历代都洛的文化认同。
从西汉初年刘邦欲以洛阳为都的理念中，即可以看出试图对周代定都洛阳传统的继承。当娄敬询问刘邦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即汉王朝建都洛阳就是要以周王朝作为理想化的参照，但娄敬为刘邦分析的“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的原因后，使刘邦放弃了对周人定都雒邑文化传统的继承，最后定都长安。
始建国四年（12），王莽篡位之后，又继续追念周人设东、西两京的传统，在所下诏书中谈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正是王莽欲效法周代以洛阳为都的文化传统，所以在始建国五年二月，出现了“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的现象，王莽又根据玄龙石文所云“定帝德，国洛阳”的谶纬学说，因此下诏：“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洛阳之都。”从西汉初年到王莽新朝，对周建都洛阳的文化认同，即体现了周代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影响深远。
建武元年（25）十月癸丑，光武帝“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东汉定都洛阳也有继承周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内，“光武兴于河北，复都洛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这里谈到光武帝“复都洛阳，居周地”，其实是点明了光武帝定都洛阳既有对周代建都洛阳的文化继承，也有“除秽布新”的文化创新。虽然光武帝定都洛阳，但民间特别是原籍关中的士人纷纷希望迁都长安。
建武二十年（44），吴汉去世后，杜笃在《论都赋》中表达了“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雒邑”的思想，以至于当时的“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这种思想的蔓延显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建初七年（82），针对这种情况，徐州刺史王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雒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从建武二十年延续到建初七年的这场论争，表明东汉建都洛阳的文化理念确立之艰难。
关于东汉定都洛阳对传统的继承，班固《东都赋》有“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的赞语，其中“系唐统，接汉绪”表明了东汉的立国，继承了唐尧建都河洛的文化传统，承续了汉的基业。
班固将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比拟于历史上的著名帝王，“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虽然班固未明确言及东汉定都洛阳继承伏羲、轩辕、商汤、周武王的传统，但所提及的太甲、周成王，则说明东汉王朝的建立是对商代、周代传统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光武帝在众多选择中，能够确立以洛阳为都的理念产生的历史根源。
曹魏建都洛阳的原因虽然学术界有学者论及，但关于曹魏定都洛阳对前代文化认同因素的关注不多。曹魏作为取代东汉王朝建立的王朝，在汉末魏初，能否赢得社会的承认关乎政权的稳定。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曹丕迁都洛阳，在三国时代，吴蜀两个政权都不承认这一政权，对曹操及曹魏政权多加侮辱。而曹操以及曹丕为了平弭朝廷内部的不和谐与对抗的因素，迁都洛阳具有继承汉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可以消弭汉朝旧臣对曹魏篡汉的不满，使其感觉到在洛阳定都仿佛又回到汉朝的往昔岁月中，求得心灵的暂时安慰。同时，也是昭告天下从汉、魏政权变革到汉、魏文化之间的传承是一脉相承的。
从曹魏改雒阳为洛阳即可看出其文化的继承性，《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 ’，变‘雒 ’为‘洛’。”曹魏改雒阳为洛阳正是为了显示继承汉朝的传统。而在此前曹操死后，曹丕继承王位后，为了使原来拥立汉朝的大臣成为自己的支持者，接受陈群的建议，颁行了《九品官人法》，使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都具有荐举辖境内士族的权力，结果高中级士族把持选拔权，低贱之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居于下品。“曹丕和高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原来以汉献帝为核心的汉朝官僚群体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也可以看出曹氏父子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曹丕既接受了汉的官僚群体，同时定都洛阳，使这些原东汉的官员群体不再有违和感，关于这一点，汉献帝在禅让之前也认识到“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然后举行禅让。可以说曹魏代汉之后，既没有以许为都，也没有选择原来的封国邺为都，而是选择原东汉的国都洛阳为都的原因，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继承汉代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可以笼络原来东汉王朝的拥趸，使其成为新建曹魏王朝的支持者，再次表明国都选择对前代建都洛阳文化传统继承的作用。只不过曹魏建都洛阳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不再是对周代建都洛阳的传统继承，而是对东汉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着复杂的原因，学术界也多有论述。如果我们将北魏迁都洛阳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观察的话，也会看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知道，北魏作为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政权 ，从嘎仙洞出发一路南迁的过程 ，就是与汉族逐步接触并逐步汉化的一个过程。从迁都盛乐，再到迁都平城，在与农耕民族的接触过程中，鲜卑族对农业有了深刻认识。特别是迁都平城之后，为北魏南下进入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平城周边的生存环境给北魏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太武帝时期甚至有了迁都邺城的计划。随着对黄河流域的占领，进占洛阳，使北魏社会上层对洛阳的战略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泰常八年（423）四月，明元帝攻占成皋城，到达洛阳，“观《石经》”。在洛阳逗留期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次月明元帝离开洛阳。此次到洛阳观《石经》，应当说北魏开始深入到农耕文化成熟的汉族的腹地，对汉文化予以真实的体味。太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神麚三年（430）十月，“冠军将军安颉济河，攻洛阳。丙子，拔之”，北魏再次攻占洛阳。此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春正月乙酉，太武帝“行幸洛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寡”。太武帝由派军攻占洛阳，到亲自到达洛阳对河洛地区进行巡察，正体现了对汉文化传统的认识逐步深刻。
在即将迁都洛阳之前，太和十六年（492）二月孝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在洛阳祭祀周文王足以显示出洛阳都城独特的政治地位。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率领大臣到达洛阳后，“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可以说孝文帝咏《黍离》之诗、观《石经》正体现了对儒家文化体系的认同。综合而论，北魏迁都洛阳，从鲜卑族民族文化理念的发展来看，从传说中的洛阳到真实的洛阳，反映了鲜卑族积极进取以获取汉文化的民族精神。
北魏社会发展到孝文帝时期面临着两大抉择，是延续鲜卑族旧有的传统走下去，还是全面接受汉文化，在北魏统治阶层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这其中主要表现为对鲜卑族旧有的传统扬弃问题。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这就是摈弃鲜卑族旧有的传统，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在迁都洛阳问题上，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是鲜卑族的无二选择。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在对于是否迁都问题上，孝文帝君臣谈话中多次提到对前代传统的继承。在孝文帝迁都之前，韩显宗对继承曹魏的传统提出建议：“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韩显宗是希望孝文帝吸取魏明帝营建洛阳的教训。
孝文帝在决定迁都之前，还向群臣询问历代定都洛阳的传统。李韶对曰：“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唯王建国，莫尚于此。”李韶对孝文帝所谈的内容其实正是历代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孝文帝甚至将定都中原的文化传统追溯到黄帝时期，他在答燕州刺史穆罴反对迁都问题时曾说：“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当孝文帝率领大军决定迁都洛阳时，李冲称颂孝文帝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这说明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继承周公定下的周制，“定鼎成周”。孝文帝还给高聪下诏云：“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这依然是要继承周人定都洛阳的传统。
北魏迁都洛阳看似突然和偶然，其实与北魏早期对洛阳的占领之后，对洛阳不断经营有关。在迁都之前，为了为迁都寻找理论根据，“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所以在洛阳所推行的改革中有太和十九年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依然是对周传统的继承。孝文帝即使在临死之前给顾命大臣的遗诏中也有“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之说，亦是对周文化的推崇与继承。即使到北周灭北齐后，河洛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再次引起北周统治者的重视，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下诏云：“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
这一诏书仍然肯定了洛阳所具有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周宣帝强调：“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周宣帝仍然是想继承历代都洛的传统，“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从大成元年二月开始修建洛阳宫，到次年五月，前后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所复建的工程部分，“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周静帝即位之后，杨坚辅政，“停洛阳宫作”。这是未完工的汉魏城修复，但亦可以看出洛阳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三、隋唐建都洛阳的文化认同
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学术界曾经有多位学者做过颇有价值的探讨。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美国学者熊存瑞《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可以说创新颇多。然而，众多学者对于隋炀帝迁都洛阳原因的探讨，似乎错失了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关于隋唐时期建都洛阳的原因，除了各位前辈学者所做的总结外，笔者以为对于历代定都洛阳文化传统的全面认知，并且以之考察隋唐时期定都洛阳的传统的文化因素，对于全面认识隋炀帝迁都洛阳的认识会更加全面。
早在隋灭陈后，陆知命曾“劝高祖都洛阳，因上《太平颂》以讽焉”，即体现了社会上对迁都洛阳的文化认知。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除了上述相关学者所罗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从文化继承的角度，隋炀帝迁都洛阳还有其灵魂深处对历代建都洛阳的无比艳羡。《隋书》 卷三《炀帝纪上》记载，仁寿四年（604）七月，隋文帝驾崩，隋炀帝即位后十一月癸丑，下诏书曰：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 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 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 周迁殷人，意在于此。 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在这一诏书中隋炀帝表达了以下几个意思：其一，自古以来，洛阳是帝王选择为都的首选，与洛阳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有关。其二，隋炀帝专门提到汉高祖对洛阳的赞颂之词，突出了汉代以来洛阳为都的传统。其三，隋炀帝分析了历代未选择以洛阳为都的原因，并强调了选择以洛阳为都的战略构想。其四，隋炀帝强调选择营建东京与周公营建雒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可以控制“并州移户”，其次，建都洛阳可以如同周建雒邑发挥控制东方广大地区的作用。再次，在新的形势下，避开汉魏旧城，重建新城，是适应时势的创新。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重建洛阳作为文化创新，《两京记》云：
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 盖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隋炀帝所建洛阳城是避开汉魏城的旧址而建的。虽然苏威答对隋炀帝的话有拍马的因素，但选择新地重建都城，是因为“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特殊的地理环境引起隋炀帝的极大兴趣。
如果说传统的原因是隋炀帝迁都洛阳的文化因素，那么，对汉魏以来社会信仰传统的接受是隋炀帝迁都洛阳的重要因素之一。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命令杨素为东都洛阳大监，当时有术人章仇太翼上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 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隋炀帝“览表”之后，“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隋炀帝听信“术人”的话看似荒诞，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术人”的活动现象分析，“术人”是指以占卜﹑星相等为职业的人。葛洪《抱朴子·行品》云：“步七曜之盈缩，推兴亡之道轨者，术人也。”
《晋书》卷六《明帝纪》云：“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亦有海西公喜欢术人，“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由此可以看出，隋炀帝听信“术人”的建议，说明“术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魏晋以来释梦作为社会现象对政治的影响也时时再现，隋炀帝杀死兄长篡夺政权之后内心颇为纠结，《两京道里记》云：“炀帝梦太子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帝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这种说法虽然可信度不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
武则天长期住在洛阳，光宅元年（684）九月，将东都改为“神都”。关于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并将东都改为神都的原因，学术界流传着武则天躲避王皇后、萧淑妃阴魂纠缠的说法，亦有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势力分庭抗礼，实现改朝换代的原因，还有从地理位置与洛阳经济方面分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
岑仲勉先生指出武则天“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对历代建都洛阳文化的认同也是武则天以洛阳为都的重要因素。武则天《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多次披露了定都洛阳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她首先阐述了“我大周席萝阐化，梦梓登期，通三授元扈之滨，得一升翠沩之汭”，表明大周的建立，又称：“卜兹洛食，是曰奥区，物产孔殷，形胜斯在。朕仰膺眷命，俯叶乐推，即瀍涧之基，恢鼎革之运。”即是效法周人建雒邑，定鼎瀍涧之间。再将其上升到对周人建都洛阳的继承，“况成王定鼎，此则余基，永言朝贡，实归中壤。是霜露之所均，当水陆之交会，庶齐劳逸，无隔遐迩”。
这里提到从周成王定鼎洛阳，再说到这里“水陆之交会”的交通形势，这是武则天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提到了大周王朝建都洛阳是对周成王建都传统的继承。武则天不仅迁都洛阳，还效法周制，载初元年（689）春正月，“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以效法周的历法表明其对周文化的认同。及至“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可以说定都洛阳，改国号为周，是全面接受周人迁都洛阳的传统。
即使到了唐朝末年，依然有迁都洛阳的动议，乾宁三年（896）九月初一，朱温、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一起上表，“言秦中有灾，请车驾迁都洛阳”，并且表明已经“表率诸藩，缮治洛阳宫室”。天复元年（901）三月初一，朱温又表达了迁都之意。天祐元年（905）正月，再次强迫唐昭宗与长安居民迁都洛阳，二月，迁都洛阳的唐昭宗所下诏书中也多次提到迁都洛阳的传统，其中有“周平王之东迁，更延姬姓；汉光武之定业，克茂刘宗”之语，虽然这是在朱温胁迫下所言，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东周东都洛邑、东汉定都洛阳传统的继承。即使到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建都洛阳也不能排除对文化传统的继承。
历代选择都城，统治者往往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有交通便利的因素，而从文化传统的视角考察选择洛阳为都的传统，可以说能够抓住文化对历代建都影响的根本所在，有利于认识洛阳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洛阳为都的影响。通过系统考察洛阳建都的文化传统可以看出，既有对前代建都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历史上某一个朝代特别是东周建都洛阳的传统的继承。对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建都洛阳的文化传统认同，是蕴含在民族灵魂深处最为宝贵的文化凝聚，并且代代相传，形成都城文化的独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