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字季珪，清河人，先仕袁绍。后曹操攻破袁绍，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关于崔琰加入曹操集团之后任职经历，史籍记载较为零散且不甚明确。《魏氏春秋》 曰：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 。《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署征事二人，原与平原王烈俱以选补。崔琰为东曹掾。《三国志》 有“辟琰为别驾从事”“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征事……魏国初建，拜尚书……迁中尉”的记载，直至最后崔琰被赐死。崔琰出身冀州名士，身处汉末乱世，其较为典型的儒家思想对汉末政治文化曾有较为深刻影响。
一、崔琰儒家正统的文化情结
崔琰的授业恩师是经学大师、名士郑玄。郑玄其人清高忠正，多次对当权者的征召采取不合作或者消极态度。而作为郑玄得意门生的崔琰，恩师郑玄的教诲对其政治思想及其个性均会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
袁绍作为喜好网罗名士的军阀，听闻崔琰的名声后便征召崔琰以为骑都尉。袁绍准备对已经迎奉天子的曹操发动战争，集结部队于黎阳，率军到达延津。崔琰站在忠于天子、保境安民的角度劝谏袁绍：“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刚愎自用的袁绍不肯听从，最终在官渡之役一败涂地。
崔琰所谓“天子在许”的理由，在汉末军阀的斗争中比较不切实际，但是其坚守正统、遵奉汉室的情结，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共同心理倾向尤其是儒学的价值观，能得到较为普遍的理解和支持，由此不难看出崔琰政治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崔琰与曹操的政治交锋
崔琰被曹操任用，实际上是曹操统治范围壮大后对河北士人争取拉拢的直接结果。经过长期苦战，曹操终于击败袁氏控制河北。曹操在控制河北之后，开始逐渐将自己的统治中心向袁氏父子经营多年的邺城转移。根据 《三国志》 引 《傅子》 记载，曹操的核心谋士郭嘉“河北既平”之后建议曹操“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袁氏在河北根基极深，河北士人不是袁氏的门生故吏就是与袁氏存在密切联系。一旦与袁氏为敌，曹操就成为绝大多数河北士人公开或者潜在的敌人了。更何况在汉末清浊分明且矛盾尖锐的大环境下，曹操这个“赘阉遗丑”较难成为河北士人心中理想的效忠对象。
故而曹操要想真正控制冀州、控制河北从而真正控制北方的话，就不得争取河北士人的支持。由此看来，郭嘉的建议不可谓不中肯。人心向背确非一蹴而就，郭嘉“渐臣使之”的策略被采纳，说明曹操集团对河北士人的争取较为理性。冀州地处河北乃至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冀州士人集团为青、冀、幽、并等四州士人的核心。
崔琰作为其中的翘楚人物，成为曹操重点拉拢的对象，但两个人第一次对话，崔琰就令曹操倍感锋芒：“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曹操改容谢之的政治高姿态，赞赏崔琰心怀万民的言论，借此展现自己一代枭雄的政治风格。这场对话被敏感的胡三省点评：“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重崔琰”的原因前文已述，“亦不能不害崔琰”亦不能不发人深省。
三、崔琰基于儒家文化的选拔原则
曹操怀有彻底改造东汉末年政治生态的理想，但同时亦不失较为务实的政治家，他深知政治兴替必须争取当时最重要政治势力士族集团的合作。在筚路蓝缕的扩张中，曹操基于现实对士族采取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方略。
曹操宦官之后的出身与士族本质上都是东汉王朝的统治集团成员，虽然二者偶有矛盾但大体上还都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士族自诩清流，而作为宦官之后的曹操是被清流鄙视的浊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士族早已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经过汉末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事件打击的士族早已对宦官及其相关人物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
曹操早期遭遇较大规模的背叛———陈宫、张邈叛乱即直接与士族有关。《资治通鉴》 记载，“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乃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谋叛操”。作为一个连身为大将军的何进都颇为尊敬以至于“恐不至”的人物，边让难免会有点士人的狂妄。触怒曹操固然边让身首异处，但也激起了针对曹操的激烈反叛。“
为什么突然出现这种逆转？回答是陈宫、张邈叛迎吕布。但陈张二人与曹操关系较深，为什么会突然叛变？两个人叛变，又为什么会使整个兖州易手？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我们知道，陈宫、张邈、边让都是兖州名士，都与世家大族深有关系”。这次反叛终究对曹操上升状态的政治事业造成了极为剧烈的震撼，险些令其功败垂成，所以从此以后曹操对于士人及其个性能忍则忍，不到迫不得已不敢轻易再对士人举起屠刀。
对于士族集团中愿意合作者，曹操几乎来者不拒，虚怀结纳。崔琰是河北士族中的杰出代表，亦是由袁绍阵营转投到曹操阵营的一个典型代表。崔琰作为士族代表在加入曹操阵营后大力选举人才，曹操阵营士人群体日益壮大。这也说明士族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曹操不得不倚仗士族，以至于对自己制定的“唯才是举”原则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背离。曹操重用崔琰，不仅使得大量的士族人才加入到自己麾下，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士族达成了政治交易，这也为曹魏政权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制度文化的层面看，根据 《续汉书·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 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 及军吏”可以看出，曹操霸府东、西曹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选举机构。崔琰正直高尚的品行成为曹操对其委以重任的个人因素。例如 《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初授东曹时，曹操对其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
根据 《三国志·崔琰传》 记载，崔琰曾经对司马懿、崔林、孙礼、卢毓进行过点评，并且都对这四个人作出了极高评价，其中司马懿日后被追尊帝号、其他三人也都位至三公。最关键的是，这四个人中除了司马懿是河内人以外，其余三人均为河北士人。可以说，崔琰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还是仅仅是从自己交际圈子中遴选人才，崔琰选举人才这一行为本身，都在用实际行动帮助曹操实现郭嘉“多辟召 青 、冀 、幽 、并 知 名 之 士，渐臣使之”的战略构想。若就其“朝廷归高，天下称平”的结果来看，崔琰的工作无疑较为优秀甚至是杰出的。
由此可以不难看出崔琰的士人及儒学出身决定其主持的选举工作应该紧紧结合儒家文化标准执行，应该离不开传统清议、评论等方式对士人的能力加以点评。
四、崔琰公然坚持儒家文化立长的立储原则
曹操晚年尤其魏国建立之后，储君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曹操为了参考群臣选择意见，同时也为了调查群臣的倾向性而“以函令密访于外”。有明文记载对此事表态的共有八人，分别是丁仪、丁廙、杨俊、邢颙、贾诩、桓阶、毛玠、崔琰。
明确支持曹植的是丁仪、丁廙、杨俊。丁仪与曹植亲善，对曹操“数称其奇才”。丁廙为曹植对曹操极力鼓吹“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 ，而永授无穷之祚也……廙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论明暗，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丁氏兄弟出于个人恩怨和自身富贵的考虑而坚定支持曹植，尤其是丁廙的言论实在是吹捧太过，连身为君父的曹操都深感“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
曹丕的支持者如邢颙、桓阶、贾诩、毛玠大多站在立长不立幼或者避免重蹈覆辙的角度。所有人中最特殊的就是崔琰。曹操使用密函征求群臣意见，但是崔琰却用“露板”的方式公开回答：“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于私崔琰应支持曹植，但是崔琰站在春秋大义和坚持正统的原则上公开支持曹丕，这本质上就是坚守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在继承问题上的核心原则就是立长不立幼。这个公开表态言辞极为坚决但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这也为后来崔琰的死亡埋下了伏笔。
五、告密事件与崔琰之死
崔琰曾经举荐过一个名为杨训的钜鹿士人，此人有德无才，并非德才兼备，但是曹操还是因为此人由崔琰推荐而加以任用。曹操晋爵魏王，杨训上表歌功颂德，坊间物议纷纷，认定杨训不过是个谄媚小人，崔琰自然亦有失职之嫌。为了探明原委，崔琰细致研读杨训的上表，回复杨训书信中的评议点燃了导火索：“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有人添油加醋地告密崔琰“傲世怨谤”，顿时激起曹操无中生有的怒火 ： “ 谚言 ‘ 生女耳 ’，‘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崔琰罚为徒隶，依旧被监视，认定“辞色不挠”，曹操听闻崔琰宾客若 市 “ 对宾客虬须直视 ， 若有所瞋”，最后赐死崔琰才甘心。
六、崔琰死因探究
前文业已从思想文化、出身、名士身份和师承关系讨论了崔琰的正统情结与忠汉立场，但如果想要考辨出崔琰死因的真相，就必须从 《三国志·武帝纪》 中梳理出一条关于汉魏易代准备工作 （从建安十五年至建安二十一年崔琰死亡为止） 的线索：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同年作 《述志令》。
建安十七年，曹操取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如萧何故事。
建安十八年，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同年五月丙申，曹操为魏公，加九锡。
建安十九年三月，汉献帝命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十一月，伏皇后被杀。十二月曹操发布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曹操亲耕籍田。夏五月，曹操进公爵为魏王。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曹操对于汉魏易代的准备工作是一直有条不紊进行的。崔琰作为一位身在中枢工作的官员，是不可能不知道曹操这一系列举动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上述线索逐条来看：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作铜雀台。筑台是天子的特权，此举名为筑台实际是为初次僭越而进行的试探。同年曹操作 《述志令》，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解释自己从举孝廉以来各种所作所为，并宣称自己忠于汉室绝无不臣之心。
建安十七年曹操取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在礼节上获得了远超一般臣子的待遇，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一直心怀汉室、阻止曹操恢复九州制度和称魏公的荀彧去世。曹操获取特权与荀彧去世，这两件事对于崔琰这样的坚定忠汉派都是极沉重的打击。
建安十八年，九州制度恢复，同年五月，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心腹联名上表劝进，但是名单中并无崔琰。
建安十九年，曹操继续攫取了更多特权。伏皇后被杀。同年十二月曹操发布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其中“有司明思此义”六字直指负责选举工作的崔琰。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爵为魏王。告密事件发生，崔琰被赐死。
曹操汉魏易代稳扎稳打的准备工作中一直杀伐果决。形势不断发展，曹操也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清洗自己阵营内部坚守儒家文化的忠汉派士人，不仅仅是崔琰，荀彧、杨修、孔融等都难以幸免。荀彧即因曹操晋魏公一事答复董昭中表露异议：“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希望借保留汉臣的身份约束曹操，曹操的野心日益膨胀，荀彧终究因此丧命。
陈寿在 《三国志》 中语焉不详，荀彧死因“以忧薨”仅仅三字，但是 《三国志·荀彧传》 最后一句“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暗示荀彧死因与阻止曹操晋魏公直接相关。从最初杀边让险些败亡，到 208 年杀孔融，212 年、214 年荀彧、荀攸叔侄相继去世，嗜血的政治强人曹操清除异己早已得心应手，他毫不犹豫地以被治罪后“辞色不挠”、会客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的微末衅情赐死令自己不安的崔琰。相对于早年战战兢兢、遮遮掩掩，曹操清洗忠汉士人越来越冷血了。
两汉儒家几百年所建构的皇权神圣性深入人心已久，对于曹操革故鼎新的政治雄心而言，最大劲敌莫过于儒家文化尤其是政治伦理价值观。秉持儒家文化旗帜的汉末忠汉派士人，对于王朝兴替难以认同，自然成为政治枭雄来不得不铲除的阻碍，传统儒家文化的士人代表崔琰注定会在政治博弈中承受悲剧命运。
